“扶贫定向招生”被指给富贵子弟镀金 招生防假

　　杨言中国

　　杨支柱

　　据《人民日报》4月24日《贫困县万名学生高考有优待》一文报道：“十二五”期间，21个省（区、市）的680个贫困县每年将有约1万名学生将成为“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受益者，以单报志愿、单设批次、单独划线的方式进入大学。该计划以本科一批招生计划为主，以农林、水利、师范、医学以及其他适农涉农等贫困地区急需的专业为主，实行定向招生。

　　在省际“高考移民”数十年来屡禁不绝的今天，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该计划可能引发的县际“高考移民”。《光明日报》4月26日发表的胡乐乐的文章《国家扶贫定向招生须防作假》表达了人们的这种忧虑。但是该计划的问题远不止此。

　　看到该计划时我脑子里出现的第一个词就是“文革”时期工农兵大学生的“社来社去”——由哪个公社来，回哪个公社去。

　　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社来社去”就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在我从本科毕业的1987年，边远省区的学生，除了父母本身是支边去边疆的外，理论上仍必须回本省、自治区就业。但总有一些大学毕业生通过获取本省、自治区的“放生证明”留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他们或者是跟其他省、市的异性学生建立了恋爱关系的，或者是出身富贵家庭的。他们不惜血本地来回奔波，请客送礼拉关系，终于求得“放生证明”。

　　在“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年代“省来省去”就越来越行不通，想不到搞了二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今却搞出个介于“省来省去”和“社来社去”之间的“县来县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已经十一年了，但是对于劳动力这一最重要的资源，却从出生到培养完全是国家计划的。这种计划程度超过苏联东欧的劳动力供给，能够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吗？能够实现扶贫的效果吗？篇幅所限，本文只谈后者。

　　虽然中国大陆的高考有许多弊端，最突出的弊端是高考成绩不能反映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自学能力，但是它仍然能够相对准确地反映学生的记忆力、阅读能力、表达能力和基础知识，这些能力和知识成为大学期间学习的重要基础。违反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各种照顾政策使得学生的基础参差不齐，无疑会加大大学教师授课的难度，难以保证教学质量。高校扩招已经使大学毕业生的“含金量”严重注水，照顾政策只会使这种注水更加严重。

　　即使不考虑教学质量，按计划招进来的学生能不能真正做到“县来县去”也是个大问题。尽管纳入计划的学生入学不迁户口、不许转学和转专业，对毕业后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和服务的享受学费补偿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但是前者对于那些不在大城市考公务员的学生显然已经不构成实质性约束，后者只对贫困生具有一定诱惑力——这还是以他（她）的能力并不出众为前提的，因为这点钱对于一个有能力的大学毕业生而言其实算不了什么。

　　在蓝领劳动力日益不足、大学毕业生却因为高校扩招严重供过于求的今天，为什么不直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大幅提高贫困县农林、水利、师范、医学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待遇，直接吸引全国范围内相关专业的一本大学毕业生到贫困县就业呢？这样既不会降低教学质量，也不发生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问题，不是更能保证贫困县需要的人才质量和数量吗？如果考虑到目前贫困县的高考生源构成，照顾贫困县考生的扶贫效果就更加可疑。一方面由于小城市关系网复杂和高校扩招后大学毕业生“含金量”的降低，贫困家庭的大学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蓝领劳动力最近几年工资有较大的增长，穷人越来越倾向于让孩子初中或中专、技校毕业去打工。越是贫困地区，大学生中家庭在当地相对富贵的比例越高，但是由于当地基础教育的整体质量较低，他们绝大部分人难以考上一本、二本。“国家扶贫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真正作用是给这些贫困县富贵人家的子弟镀金，让他们的文凭由三本、二本变成一本，但是他们根本就不会在乎政府补偿学费，“县来县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招生照顾的结果，其实是促进贫困地区人才外流！照顾当地富贵家庭的孩子，也无助于实现社会公平。

　　真要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公平，只能从基础教育抓起，通过中央财政或省财政对贫困县基础教育的转移支付，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改善中小学的办学条件。

　　（作者系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