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电影:压制环境之下等待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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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遭拘禁无法就任国际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是伊朗电影《别离》在柏林电影节上罕见地独中三元的重要因由

　　文/朱靖江

　　2月19日落幕的第6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最佳影片金熊奖和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这三座最具含金量的奖杯一举颁给了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这也是伊朗电影近几年来首次在A级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至高荣誉。柏林国际电影节对这部影片的格外厚爱，首先还是建立在艺术质量的前提之上，《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在柏林电影节的评委、媒体与观众当中口碑良好，品相上乘，获奖并不会招致物议。当然，评审团中一位缺席的人物因为遭拘禁无法就任国际评委的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也是这部伊朗电影独中三元的重要因由。

　　本届柏林电影节虽由伊莎贝拉·罗西里尼任评审团主席，但远在伊朗身陷囹圄之中的帕纳西才是影展的灵魂人物。也正是在金熊的强力聚焦下，伊朗电影近十年来的坎坷历程与艺术走向才更加令人关注。

　　世人初识伊朗儿童电影

　　伊朗电影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国际影坛绽放光芒。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和穆森·马克马巴夫都曾被誉为大师级的电影导演，受到全球电影艺术界的一致推崇。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等世界级电影舞台上，伊朗电影以其深邃的思想、素朴的形式和风情独具的美学价值屡屡斩获殊荣。在现代电影史册中，《橄榄树下的情人》《樱桃的滋味》和《万籁俱寂》等伊朗人文影片都是不可或缺的名片佳作，而一度风靡全球的伊朗儿童电影，更是在大众层面上为这个西亚古国的电影文化增添了纯真的气质。无论是阿巴斯的成名作《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还是马吉德·马基迪的代表作《小鞋子》，无论是贾法·帕纳西的早期作品《白气球》，还是萨米拉·马克马巴夫初登国际影坛的处女作《苹果》，都是以孩童的视角观察世界、理解生活的巧思之作。虽然伊朗电影人制作儿童题材电影的初衷，多少有规避电影审查制度的策略，但这些杂糅着儿童稚气与成人智慧的影片，却成为伊朗电影的一面金字招牌。

　　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前五年，堪称伊朗电影的黄金时期，一方面是电影艺术界群英荟萃的时代使然，另一方面，当时担任伊朗总统(此前曾多年担任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长)的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执行了较为开明、宽松的文化政策，为伊朗电影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伊朗的“马克马巴夫电影家族”、马吉德·马基迪、贾法·帕纳西和巴赫曼·戈巴迪等电影导演频频在国际影坛亮相，用他们高水准的电影作品，显著地提升了伊朗的国际文化形象。

　　那些在海内外引发反响的伊朗电影，也延续着阿巴斯和穆森·马克马巴夫等人开启的诗意现实主义传统，如马吉德·马基迪表现盲童世界的影片《天堂的颜色》、萨米拉·马克马巴夫描写边境山区文化薪火的《黑板》以及巴赫曼·戈巴迪反映库尔德人困苦生活的《醉马时刻》，虽然都以带有悲剧色彩的电影故事为主线，但是影片的基调却并不惨痛绝望。《黑板》中的教师即使在险恶的环境下依然坚持教孩子们识字，《醉马时刻》中的库尔德少年遍尝甘苦，只为挣出一份给哥哥治病的手术费。即使是《天堂的颜色》里被父亲推入河中溺死的盲童，也在痛悔嚎哭的父亲怀中安详地得到了真主的抚慰。这些影片一方面呈现出一种第三世界“苦难美学”的价值，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伊朗导演逐渐从纯真与诗意的电影幻象中抽身返回现实生活的创作意愿。

　　帕纳西成为回归现实的伊朗电影领军者

　　曾经受教于阿巴斯的贾法·帕纳西，是这一历史时期造就的新一代伊朗电影领军者。虽然他也以儿童电影起家，《白气球》和《谁能带我回家》都是新鲜有趣、饶富艺术探索精神的作品，但帕纳西在2000年完成的影片《生命的圆圈》即告别了伊朗电影的纯真年代，开始用现实批判的精神关注那些在伊朗社会带有禁忌色彩的话题。《生命的圆圈》讲述了七名女性在一天之内的悲剧生活：产下女婴的母亲面临婚姻的解体、走出监狱的女囚们根本无力回归早已将她们除名的家庭、单亲妈妈被迫遗弃自己的孩子……这些触目惊心的故事传达着贾法·帕纳西对伊朗女性的悲悯，对宗教、传统和社会扭曲人性的力量发出抗议的呐喊。

　　《生命的圆圈》为帕纳西赢得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大奖等一系列影坛殊荣，但这部大胆的影片也在伊朗遭到了禁映的命运。尽管如此，在哈塔米执政时期，贾法·帕纳西依然拥有电影创作的权利，他也陆续拍摄了《深红的金子》和《越位》两部作品。前者以贫富鸿沟制造犯罪为主题，后者则再度将镜头对准伊朗女性的社会困境：几名少女化妆成男人去足球场观看比赛，却落得被禁闭惩罚的命运。

　　虽然帕纳西的这两部电影继续获得国际影坛的追捧，但上映于2006年的《越位》也是他奉献给电影观众的最后一部作品。更为保守的伊朗新一届政府没有再给他拍片的机会，贾法·帕纳西也不愿在国门之外延续自己的电影生涯。这一对峙局面终于因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事件激化，支持自由派竞选人的帕纳西因为“在家中私自拍摄电影”的罪名遭到逮捕，不但获刑六年，还被处以禁拍电影二十年的惩罚。

　　压制环境之下等待怒放

　　与贾法·帕纳西直言不讳的斗士姿态相比，更多的伊朗电影人选择了较为迂回的创作路线。大师级导演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与穆森·马克马巴夫自我放逐于异乡。在21世纪最初这十年当中，阿巴斯主要着力于电影的实验，如纪录片样式的《十》是他用DV拍摄的访谈集锦，以女性观众看电影过程为内容的《希林公主》则是一次对电影文化的反向观察。当他返身回到剧情片的导演椅上，呈现在银幕上的却不再是深沉的伊朗故事，而是欧陆情怀的《合法副本》。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曾做过政治犯的穆森·马克马巴夫同样离开了他在德黑兰的“马克马巴夫电影之家”，成为一名浪迹于亚洲各国的电影浪人。他于2002年拍摄的《坎大哈》展现了一幅悲剧的阿富汗战争图景，2005年在塔吉克斯坦拍摄的《性与哲学》则大胆地探讨欲望与情爱这一在伊朗电影中最忌惮的主题。2006年，穆森·马克马巴夫将他对宗教和生死等问题的思考置身于南亚印度的热土之上，这些在思想和艺术上不羁的作品让这位伊朗老导演成为一名持摄影机的吟游诗人。

　　穆森·马克马巴夫的长女萨米拉曾经是最受国际影坛垂青的伊朗少女导演，在各大电影节的红地毯上顾盼生姿，还曾获邀与多名大导演合拍了《九一一事件簿》。她于2003年执导了表现战乱当中的阿富汗女性命运的《下午五点》之后，便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寂然无声，直到2008年才再度拿起导筒，完成了一部由父亲穆森编剧的影片《背马鞍的男孩》。与萨米拉的早期作品相比，这部电影在人性的刻画上更为黑暗，甚至令不少观众因过于悲惨而不忍卒观。同样的悲怆也弥漫在萨米拉的妹妹出生于1988年的女导演汉娜·马克马巴夫的影片《佛在耻辱中倒塌》中。她在作品中呈现的蛮荒与绝望气息，虽然以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为其背景，却未尝不是指涉其祖国的命运。无论如何，当我们看到这两名花样年华的伊朗女导演描绘出如此苍凉的末日图景，总会为这种年龄与思想上的巨大反差扼腕叹息。

　　相较于早熟却略显后劲不足(更多受制于伊朗的体制局限)的马克马巴夫姐妹，另一位从当年的“马克马巴夫电影学校”得到训练的伊朗青年导演巴赫曼·戈巴迪却在近十年中大放异彩，一共完成了五部电影作品，这在电影制片业仍停留在手工阶段的伊朗堪称业界的奇迹。在处女作《醉马时刻》获得成功之后，戈巴迪先后拍摄了表现两伊战争对人性戕害的《栗色时刻》(2002)，将库尔德人苦难历史与现实境遇融入爱情故事的《乌龟也会飞》(2004)，讲述年迈的库尔音乐家为赴音乐之约踏上艰辛旅程的《半月交响曲》(2006)以及转型意味甚浓、呈现德黑兰地下音乐艺术风貌的《无人认识波斯猫》(2009)，这些艺术成色十足、肩负文化使命性的电影作品也让巴赫曼·戈巴迪成为近年来最“给力”的伊朗导演之一。

　　虽然伊朗电影在过去的五年当中总体上陷入了低谷状态，但作为亚洲最富于艺术气质和文明底蕴的民族之一，伊朗人在近二十年间苦苦追逐的电影梦想并不会因此而破灭。艺术的种子始终埋藏于深厚的土壤之中，随时会因为春风的吹拂而发芽生长，怒放它美丽的花朵。第6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授予一部伊朗电影的殊荣，也许正是一声报晓的晨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