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酒玩家

　　葡萄酒在中国尚未完成启蒙。而在“北上广”地区，一些热爱葡萄酒的人聚集了自己的圈子，共同发掘酒的乐趣。玩红酒的人，“要有钱有闲，说穿了是一种公子哥气息，但手里不是鸟笼蛐蛐盆子，而是高脚酒杯。”

　　本刊记者/朱雨晨 （发自上海）

　　“有没有喝出青椒味？或是甜椒？肯定是有椒类的味道。”

　　“丹宁比较紧，好像梗都没去掉，直接压制的？”

　　“我感觉像是混酿。”

　　“橡木桶的味道有些怪——哈，背标上说是法国和美国的混合橡木桶。”

　　“你看，开瓶时间越长，青椒的味道越重吧。”

　　……

　　暖黄色白炽灯下，没有背景音乐。十几个30岁上下的年轻人，人手一只高脚杯围坐一圈，七嘴八舌，品头论足。他们面前是十几个红酒瓶，以及一些匹萨或者花生之类的小食。每一支酒打开，所有人都像磨墨一样把杯子晃上十几圈，有的是把高脚杯的底座按在桌上摇，幅度就显得大了一些。然后停下观察酒的“挂壁”情况，接着凑上鼻子，深吸一口气，啄上一口。再嗅，再啜。

　　气氛随意而且轻松。从一支酒开始，话题经常会发散出去，讨论当天早上切尔西险胜巴萨那场球打中了几次门柱，或者是哪家餐厅的法国大厨据说辞职了，又闲扯到哪里有通宵营业的小吃店这会儿还有大饼油条卖，间或掺杂着无伤大雅的讽刺和自嘲……最终，话题会收拢回来，大家一起猜，杯中这款酒零售价大概是多少。

　　这是在上海图书馆背后，一家自称为“食堂”的私人会所——其实是最普通不过的一间老式公房，但经过了精心布置。这次小型品酒会主题是美国红酒，一共八款，全都由一位精通中文的美国红酒商免费提供。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品酒会是市场调查的一部分，看看这些酒在中国有无销路。现场让这位美国人颇有些惊讶，这些中国年轻人对价格判断极为精准，误差不超过10%——如果计入关税、运费等，10%的差距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况且，这批美国酒也不贵，大都在人民币300元以内。

　　唯一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是一款名为“狐狸山”的红酒，产于2007年。所有人都喜欢它的味道，觉得至少能值300元。美国人一脸坏笑着揭开谜底：“100块！今天晚上最便宜的一瓶。”于是，众人欢呼：“再开一瓶，这下没有心理负担了。”

　　品酒会约在10点半结束，男男女女带着一口发紫褐色的牙各自散去。平均下来，每个人都喝了一瓶上下，有几个已呈醺醺然、陶陶然、欣欣然状。告别的时候，他们还不忘相互提醒：“明天是半岛饭店的奥地利酒会。”

　　其中比较狂热的人，将在第二天赶三个场子，喝到半夜。不过，这个圈子里最疯狂的红酒迷之一Dicky，那一天并未到场，据说是在另一个昂贵的场子里。

　　嗜酒之徒

　　三十多岁的Dicky是上海人，名片上一个中文字都没有，头衔是“wine lover & free-lancer”（嗜酒之徒和自由撰稿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相识，是在一次葡萄牙产葡萄酒品酒会上。第二天坐下细谈，他说自己昨天下午喝得很克制，因为现场提供的二十几款葡萄酒，他年初的时候都尝过，所以酒会上他只是选了几款高端的，更近年份的酒，想尝尝有什么细微差别。克制的另一个原因，是晚上他还要参加另一个酒会，“得保留一些味蕾”。

　　Dicky“去年退休，不需要工作了”，这一年全身心投入到葡萄酒的汪洋大海里。他的手机里，有无数张照片，景物千篇一律都是一排瓶子，而且几乎每天更新——这些统统是他的战利品。

　　聊起葡萄牙的酒，他会从历史和酿造技术说起。葡萄牙人产波特酒著名。其起源，是大航海时代，当时用船运送葡萄酒，而且装的都是木桶，时间长容易变质。当时的解决办法，是往葡萄酒里加酒精，于是成了波特酒。“所以，葡萄牙人不是不会酿葡萄酒，只是多了一道工序而已。”

　　谈起酒的年份，Dicky却像一个诗人：“波尔多80年代的酒，就好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返老还童；而90年代的酒却是一个小孩，未老先衰。不过，我个人觉得90年代的酒现在就去喝不是太好，还得放一段时间。”

　　而谈起法国波尔多和勃艮第的酒庄，Dicky就像是在说他家弄堂里的杂货铺。他已把列级的61个庄所有2005年产的正牌酒收集了一套，每庄一支，因为那是公认的好年份。事实上，也并不算贵，大约花了12万元人民币。Dicky在香港长期租有一个酒窖，储藏近期会喝的酒，但上述这一套， 都还留在法国的酒庄里。“等上二三十年再喝。”

　　如果不是记者追问，Dicky不会主动告诉你，一年来他已经花了上百万在葡萄酒上。说到花下去的钱，他一脸淡定。但聊到1982年，他马上神色庄重：“伟大的1982年！而且，那个年份孕育了一位伟大的品酒师帕克。”

　　除了出席各种酒会，集邮一样搜集自己钟爱的各种酒，Dicky也热衷于亲自组织各种品酒会。“往往都有很严肃的主题，比如横向评，某一年，波尔多地区左岸或右岸某一个村里，某几个庄园的正牌酒；或者纵向评，某个酒庄几年的正牌酒。”

　　每天，Dicky的饮酒量大约是一瓶。

　　不断扩大的圈子

　　介绍Dicky进入红酒圈子的James，也是“食堂”里各种品酒会的组织者。他尤其喜欢搞盲品——把各种来源的酒倒入只有号码的瓶中，大家一一品尝之后投票，最喜欢哪一号酒？“便宜的酒却最受追捧很常见，这也没什么丢人的。”

　　“食堂”的酒友都说，葡萄酒口味千变万化，某一年葡萄强壮与否，采摘早晚几天，橡木桶的选择，酿酒师是不是别出心裁添了点什么东西，或想开开玩笑，都会使酒味大异。所以，关键是喝适合自己的酒，而不是价格高低；况且，能发现一瓶适合自己口感的新酒，快乐程度绝不亚于喝了一瓶名庄酒。

　　品酒会上，酒的来源，往往如前述一般来自酒商赞助，那就对酒友完全免费。另一种方式，则是大家确定一个主题，凑钱凑酒，平摊成本，一般单人花费几百元。

　　James于2007年开始接触葡萄酒，目睹了上海葡萄酒爱好者从无到有，不断壮大的过程。据几位酒友估计，活跃在各种圈子里的爱好者，脸熟的已有好几百人。其实，各个葡萄酒公司也乐于向这个群体免费或低价供酒，以便于产品测试和市场推广。这个群体的背后是数以万计的海归、白领，尤其是女性，他们出于养生、时尚的目的，正慢慢把葡萄酒引入日常生活。据James观察，这一人群正在渐渐成为上海葡萄酒市场的消费主力，其承受能力，大致是单瓶200至400元，每周三至四瓶。

　　James本人已是半职业的葡萄酒从业人员，他对自己的定位是“启蒙者”，走向完全职业化看来只是时间问题。除了组织“食堂”的品酒会，他也和数家红酒公司合作，飞赴全国进行葡萄酒知识培训。据他的观察，内陆地区中产阶级的葡萄酒热也在逐渐兴起。接下来，他应邀去成都讲课，80个位置场地居然来了100多名听众，认认真真听了3个小时。“那种感觉，很像三五年前的上海。”

　　而在葡萄酒消费已比较发达的“北上广”，James认为，其中还是有相当差别。广东因受香港影响时间最长，葡萄酒的消费，已渗入到日常饮食，更多是在考虑如何配餐；上海的消费，还有很强的时尚和炫耀心理；而北京的消费，主要还是以官员为中心的交际活动居多。

　　所以，在上海，“玩红酒的人要有钱有闲，说穿了是一种公子哥气息，但手里不是鸟笼蛐蛐盆子而是高脚酒杯。”James笑道。

　　但有闲没钱，只参加免费品酒的酒友，也并不被“食堂”排斥。“关键看你是不是真的对酒热爱。”James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也碰到过只对酒精着魔的，喝了三年一点进步都没有，还是什么名堂都喝不出来。”

　　喝的是酒，还是牌子？

　　在“食堂”的圈子之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先后采访了三位曾留学法国的女留学生。她们都把喝红酒的习惯带回上海。另一个共同点是，她们都说不全五大一级名庄的名字，也记不清自己在法国有没有喝过Castel，“因为那时候根本不会讲究品牌，而只考虑口感和产地，最多再考虑和什么样的朋友吃饭，配什么样的菜。葡萄酒本来就是很大众的消费，5欧元10欧元一瓶的买上一箱回家慢慢喝。”

　　在酒商王明裕看来，葡萄酒之于欧洲，类似茶叶之于中国：“我现在每天喝100块钱一两的茶，出差的时候茶喝光了，5块钱一两的不也照样喝嘛？”所以，虽然他本人不卖Castel，也并不排斥。

　　此类观点，与“食堂”内外酒友大致相似。倒是拉菲的声誉堪忧。James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说到拉菲，我身边的不少人已经产生了逆反心理，就觉得俗。”

　　的确，坊间流传的拉菲故事，都只能以“粗鄙”形容。一位进口酒商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经手的一个典型案例，发生在2008年。当时他卖拉菲正牌，乃是1995年产的“大拉菲”，以6000元一瓶的价格卖给北方一家酒店，酒店出手即为19999元。一次公款消费，一夜喝掉36瓶，“而且是兑着雪碧喝掉的！”★

　　（实习生杨昊、张 吉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