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军的绿色江湖

　　中国公民马军成为有环保诺贝尔奖之称的戈德曼环境保护奖2012年度获奖人， 他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既多又严重，从事环保工作的人需要付出12分的勇气和耐心，有时则需要怒目金刚。

　　本刊记者/刘炎迅

　　舷窗外，灰霾愈发浓重，灰色的城市轮廓由远及近渐渐现形，马军知道，北京到了。14个小时的长途飞行，让大洋彼岸华盛顿清爽的空气和一望无际的蓝天此刻变成回忆。

　　他已经43岁，头发微秃，浓眉大眼，嘴角时常带着严谨的微笑，接人待物谦虚有礼。他拿出手机刷新了个人微博，转发了一则有关PM2.5的新闻调查视频，随手写了一句话：“回到故乡，又见灰霾，提示蓝天之路尚远。”

　　马军于2006年创办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建立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两个在线数据库，通过数字地图定位和监督企业河流排污，从而推动国际大公司选择“绿色供应商”。

　　2012年4月，因为这些年的努力，他成为戈德曼环境保护奖的全球六名获奖人之一，该奖项被称为环保界的诺贝尔奖。

　　“他们是一群无畏的新兴领袖”

　　此前数十天，马军行走在美国东西海岸，无论是旧金山还是华盛顿，都让他觉得清新怡人。

　　当地时间4月16日17时，戈德曼环境保护奖颁奖仪式在旧金山歌剧院内举行。马军上台领奖时，获奖辞是：“他建立了一个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地图，将那些违反环保法律法规的工厂向中国的广大公众公示。利用该污染信息数据库和地图，马军与诸多公司合作，帮助其改善生产行为，降低污染排放。”

　　以慈善家理查德·戈德曼夫妇之名设立的戈德曼环保奖，已有23年历史，组委会每年在全球挑选出6位草根环保人士，予以嘉奖，每人现金奖励高达15万美元，是民间环保奖励金额最为可观的奖项。“他们是一群勇敢无畏的新兴领袖，为了保护环境，维护社区权益，克服重重险阻。”戈德曼国际环保奖主办方说。

　　4月22日这天上午，冯永锋和于晓刚坐在北京北四环外的一处小院内，说起马军获奖的事儿，感到非常振奋。二者都是国内知名的环保志士，冯永锋创立了自然大学和达尔问求知社，常年推动环保常识的推广工作，于晓刚则是“绿色流域”的负责人，是个常年在云南实地调研、皮肤黝黑的“泥腿子”。六年前，于晓刚也获得过戈德曼环保奖。

　　戈德曼的英文是Goldman，直译为“金色之士”，有人因此开玩笑说，获奖者都是“金色之士”，多威风啊。但马军觉得，即便有一层金色，那也是团队之光。他在获奖感言中说，全球化下，跨国企业的供应商链条进入中国，这是个数量庞大的产业链，他们利用中国制度上的漏洞，在生产过程中污染了中国的空气和水，伤害了工人的身体和社区环境，这是需要每个人关注的。马军和他的团队已重点跟踪了IT和纺织两个行业，一共涉及8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颇具意味的是，在他领奖的旧金山，最重要的企业之一是苹果公司，而这也是马军团队最近一次备受瞩目的行动对象。在他们发布的2010年中国绿色IT行业报告中，曝光了包括苹果在内的28家全球知名IT企业。“这些企业上游供应商工厂都存在重金属污染问题。”马军说，被他们点名批评后，苹果迟迟不出来回应，其理由是“供应商名单保密”。

　　马军号召数十家中国环保NGO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毒苹果”运动，持续通过在各个途径抨击苹果公司缺乏对供应链的应有监管。僵持一年后，苹果终于低头，敦促其供应商整改，之后，还与马军团队建立起定期沟通机制。

　　颁奖典礼会场内外，许多旧金山人和他攀谈，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若西女士与马军见面时说：“我们都喜欢用苹果产品，但更希望它是干净的。”

　　“一个颇具动感的圆”

　　1992年，从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新闻系毕业后，马军进入《南华早报》担任研究员，偶尔去实地采访，在不多的采访过程中，他吃惊地发现，“山川土地都不是诗歌中读到的那样，一点都不美好”。

　　1997年，马军参加了一次对黄河管理官员和工程师的采访，听到对方解释说，黄河完全干涸可以被视为对有限水资源的最充分利用时，他大吃一惊，“这种观点太可怕了”。

　　第二年，正是全国洪水泛滥的1998年，全国都在与洪水“殊死搏斗”，也正是在这一年，马军完成了自己对中国水资源的思考。次年，他出版了专著《中国水危机》，他在这本书里提出，要改变现有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从工程治水向生态治水转变。

　　2000年，马军进了一家环境咨询公司，彼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进一步推进，各地突飞猛进地建设工厂，污水废气开始肆虐，但人们环境保护的概念还很单薄，对于那些一心期待商业成功的企业家来说，工厂还有排污治理系统？都没听说过。

　　因此，马军在解释自己的工作时常常感到为难，对方问：环境咨询，这算什么职业？

　　这段工作经历对马军却很重要。他因此知道了企业环境管理的细节，比如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性。2004年，他入选耶鲁大学世界学人项目，得以对中美环境管理体制作比较性研究，并向美国各界人士介绍中国面对的严峻环境挑战，以及中国政府和公众为保护环境付出的巨大努力。

　　回国后不久，2006年，马军创立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并主持开发了“中国水污染地图”和“中国空气污染地图”，建立了国内首个公益性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数据库。

　　通过这个公益数据库，用户可以进入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和超过300家地市级行政区的相应页面，检索当地的水质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包括超标排放企业和污水处理厂信息。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LOGO的灵感来自汉代瓦当，由三朵云纹合抱成“一个颇具动感的圆”。马军解释，三朵云纹分别代表政府、企业和公众，只有这些利益相关方充分互动，才能促使环境问题积极有效的解决。据最新数据，这个平台已有600家企业、41家环保组织参与合作。

　　马军坦言，这个平台的建立，是多家环保NGO共同努力的结果。

　　譬如，武汉地区资源数据的建立，自然之友武汉小组就出了很大力。他们对当地情况熟悉，在当地律师曾祥斌的带领下，通过当地水边生活的渔民，水污染一线调查团队顺利找到了几家大型企业的排污口，为水污染地图的在线定位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在江苏南京，当地环保组织“绿石”和“绿驼铃”，一次次带着马军的团队，到那些被废水废气污染的村庄里。

　　在湖南一家成立不久的环保组织“绿色潇湘”的帮助下，马军的水污染调查团队找到了每一个排污口，并通过微博直播废水排放，迫使当地主管部门正面回应，并形成了对相关企业的处罚。而这些具体的数据，也被马军录入到在线水污染地图平台数据库中。

　　马军说：“我们形成了一个链条，不同的环保组织各自分工，有的实地调查，有的后方整理数据，我们又几乎参与到每一个环节里，然后再完成最后收集汇总，形成后续推动力。”

　　“我们用数据和行动说话”

　　马军不是第一次获奖。

　　2006年，他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的100人”。《时代》的评述：“如果把马军的头像和篮球明星姚明以及章子怡的头像一起放在北京街头的广告牌上，大多数路人肯定不知道他是谁。但那些知道的人会说，中国需要像马军这样的人，而且对于这一类人的急切需求远远超过一名体育巨星或一个电影明星。”

　　之后，他还获得过“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称号，以及有着“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赛奖。“41岁的马军正用带有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方法来应对中国的环境污染危机，他正在用技术和信息的力量来解决中国的水危机，通过实用的、跨部门的、合作性的努力来确保中国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大约在2008年时，马军开始形成这样的观点：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外部受到巨大的需求压力，内部则承受巨大的环境压力，而中国目前面临的局面，是要将内部的环境压力传递外部的企业身上。他选择的解决之道，是“绿色选择联盟的供应链管理体系”。

　　马军的思路是这样的：大型企业有数百家到上万家不等的供货商，而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恰恰有各级环保部门发布的几万条污染企业的官方纪录。企业将供应商的名单输入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地图中的搜索引擎，把这两个名单一比对，就可以马上发现自己的供应商是否存在政府查处的违规超标现象。

　　“绿色选择供应链管理体系是一种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新尝试，它将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激发的动力，通过领先企业传递到庞大的全球供应链条，从而调动市场的力量，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进程。”马军说。

　　马军的中国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对供应链管理的作用已经引起了一些大型企业的关注。2007年初，上海松下电池有限公司得知公众对其超标排放问题的反映后，与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进行了交流，同时进行了改进，当年8月，在“自然之友”等21家参与发起绿色选择倡议的环保组织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上海松下公司的超标记录成为第一条从水污染地图数据库删除的记录。

　　之后，沃尔玛、通用电器、耐克等大型企业也都积极地通过污染地图数据库来管理和识别供货商，截至2011年2月，已有超过350家违反环境法规的企业主动提出整改措施，并主动向公众披露其环境表现记录。其中，有60家企业在过第三方审核后，被从“黑名单”中彻底消失，重新成为绿色供应链的一环。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很多企业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地整治和改进自己的环保设施，使自己的污染信息从数据库中消除，既维护自身的声誉，又保护了生态环境。

　　“我们的挑战，一方面是不断持续更新完善我们的数据库，保证其全面性，在海量信息的整理中确保标准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是不断加强自身的专业性，以便能更加有效地促进政府、企业和公众互动，并将公众参与污染治理引向深入。”马军说，“无论如何，我们是用数据和行动说话。”

　　环保亦需“非暴力”

　　搞环保的人，常被人看做是有些偏执的洁癖分子，习惯穷追猛打，却在理性客观上有欠缺。对此，马军和他的团队都觉得，这是一个深深的误解，中国的环境问题既多又严重，为了应对，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需要付出12分的勇气和耐心，有时则需要怒目金刚。

　　这个浮躁的社会，做事情往往三心二意，所以一心做环保就更显格格不入。但在马军看来，即便如此执著，也总有更痛心的事情发生。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晶晶记得，20年前，青年马军拍过一张无锡太湖的照片，画面上湖水波光粼粼，船帆起伏，近处荷花莲叶，一派怡人景致。20年后，2007年，无锡太湖爆发蓝藻危机，已身为环保人士的马军再次在湖边拍下一张照片，却已物非人非，水面上除了厚厚的蓝藻，看不到别的。

　　“过去下湖洗澡，如今只能捞藻了。”马军说。

　　马军在北京长大，小时候常在河里游泳，现在是不可能了，这么多年，北京城的尺码变得越来越大，人多车多，经济发展的痛苦和代价每天都在灰霾中嘲笑众人，马军说，这多让人沮丧，城市变得面目狰狞。

　　他看到一组数据，北京现在人均水占有量为100立方米，这在全球范围来看，都是危险水平，所以国家主张南水北调，但有些问题更容易让人忽视，比如重金属的污染，至今，他没有看到在这方面采取有力的措施。

　　另一个让他忧虑的事件，是近期长江流域的江豚连续死亡事件，截至4月15日，已有多头江豚死亡，世界自然基金会专家表示，白鳍豚已经功能性灭绝，江豚也有灭绝危险。马军则说：“长江接纳中国40%的废污水，控制污染，拯救生灵。”与此同时，他在自己的微博上公布了长江流域200家企业的水污染监控定位的链接。

　　4月22日，马军从华盛顿长途飞回北京。这天正是世界地球日，他却从阳光明媚、蓝天透亮的世界另一端，回到被漫天灰霾包围着的北京。

　　离开首都机场不久，他就被堵在机场高速上，“金色之士”的喜悦和兴奋此刻沦陷在灰霾和尾气里。

　　北京市政府此前承诺，到2030年PM2.5含量降至年均35微克/立方米。“35微克/立方米依然只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中的最低一档，依然比许多西方城市的污染程度高很多，而要达到它，还要经过18年。”马军说。

　　他说如果要缩短这18年，就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这是马军环保理念的基石。2008年，金沙江中游阿海水电站环境评价影响报告书技术评估会，史无前例地邀请了两名NGO代表参加，马军正是其中之一。

　　“两个公益性地图的数据库其实是‘自下而上’式公共参与的载体。”马军笃信文明社会中“非暴力”谈判和协商的力量，其背后的广阔图景是构建政府、企业、公民的联动协商和平等对话。

　　晚上7时，马军在微博里说：这座城市的空气PM2.5浓度此刻达到154微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