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官场铁路大争论

　　来源：购物导报·影响力周刊

　　从要不要修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你争我斗……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本报记者 凌 懿

　　铁路可以说不仅是一个国家的交通命脉，更是近代化发展的命脉。然而风雨飘摇的晚清，对于这样一种新式交通方式却深具戒心，即使在几次列强入侵之后，仍对修建铁路举棋不定，使近代铁路命运一波三折，还引发了几次洋务派与顽固派的激烈争论。

　　从要不要修路之争到怎样修铁路的明争暗斗，可以看到新旧观念的激烈交锋、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较量、利益关系复杂的你争我斗……不啻是一幅当日官场的“缩图”。

　　清廷对铁路荒唐排拒

　　从清同治二年（1863年）前后起，以英商为代表的西方各国商人开始频繁地向清政府施压，要求在中国修筑铁路，但均遭到清政府的坚决拒绝。清政府的这种排拒态度，使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商人感到极度的失望和不满。为了平息这种情绪，英国公使阿礼国在一份报告中建议关于铁路和电报，不能作为一种条约的权利提出要求，应该以试验的方式介绍给中国，让中国人自己着手进行。

　　西方商人纷纷响应阿礼国的建议，积极向中国人介绍修筑铁路这种新技术。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英人杜兰德在北京城外铺设了一条小铁路，向中国人展示其先进性能。但是，“京师人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几致大变”。这条小铁路随即被步军统领饬令拆毁，“群疑始息”。

　　几乎与此同时，侨居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在修筑铁路的申请被地方官员严词拒绝后，仍然在上海至江湾偷偷修筑了一条铁路，长约10华里。光绪二年（1876年），又将铁路延长至吴淞，计长30余华里。由于事关侵犯主权，清政府经过反复交涉谈判，最终竟以白银28.5万两的价格赎回铁路，并将其拆毁弃置。赎回铁路一举固然是为了维护国家之主权，但是花巨资赎回后又将其拆毁弃置，其认识之无知和行为之愚蠢，使人无法理解。

　　但是洋务派出身的李鸿章却意识到了铁路之必要。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就在《筹议海防折》中一改数年前坚决反对兴办铁路之立场，开始鼓吹兴办铁路之利，但由于在朝中没有获得足够的支持而偃旗息鼓。光绪二年（1876年），福建巡抚丁日昌也积极向朝廷建言在台湾试造铁路。由于台湾地处东南一隅，无碍大局，勉强获得朝廷批准，但很快又因为经费匮乏而自动中止。这次兴办铁路动议的失败，使李鸿章对兴办铁路一事之艰难，有了足够的认识，他曾对郭嵩焘说：“内地若果议及，必至群起相攻。”

　　李鸿章争论声中偷修铁路

　　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刘铭传进京陛见，同时呈递奏请筹造铁路一折，明确提出：“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包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不料，李、刘二人尚未议复，内阁学士张家骧即抢先上折，力陈铁路之弊。他认为，兴办铁路必将出现三弊：其一是修路将导致工商繁盛，从而吸引洋人前来通商贸易，“利尚未兴，患已隐伏”；其二是民不乐从，徒滋骚扰；其三是虚靡帑项，赔累无穷。

　　李鸿章对这场迟早将要发生的争论有足够的准备。于是，聪明的他又开始了他一贯“遇见红灯绕着走”的圆滑手腕。他一边准备奏折，全面阐述兴办铁路将有利于国计、军谋、京师、民生、转运、邮政、矿务、招商等九大利，“而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还建议任命刘铭传督办铁路公司事宜，一边偷偷修铁路。

　　这最先修的，就是中国第一个工业煤矿——开滦煤矿的运输铁路。虽然朝廷上争论不休，但李鸿章悄悄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铁路，1881年，这条约10公里的铁路修好了，他才正式奏报朝廷，并有意说成是“马路”。同时，为了尽量争取朝廷支持，他积极活动朝中权贵。

　　然而即使这样，仍没改变洋务派在争议中处于弱势的局面。同年，降调顺天府府丞的王家璧上折，指责刘铭传筹造铁路的奏折是李鸿章授意而为，攻击刘、李倡议兴办铁路“似为外国谋而非为朝廷谋也”，说什么“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延若此”。这无异于把兴办铁路的倡议定性为卖国行为了。随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奏折递到，他虽声称自己在“仿造铁路火车，实与李鸿章、刘铭传有同志”，但又认为铁路火车可能妨碍“民间生计”及内地税厘收入，态度踌躇暧昧。而此时又有翰林院侍读周德润及通政司参议刘锡鸿上折反对修路，其中尤以刘锡鸿的反对最为激烈，影响也最大。因为刘锡鸿此前曾作为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手出使欧洲，有实地考察欧洲的经历，因而他的《罢议铁路折》成为反对派的经典作品。

　　最后，清廷不得不做出最后决定：铁路花费巨大，暂不考虑。

　　峰回路转铁路交由海军造

　　李鸿章对朝廷没有批准兴办铁路计划，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以他的从政经验分析，他知道当时提出兴办铁路的时机尚未成熟。于是，他接受醇贤亲王奕譞提出的先试验、后推广的建议，在自己的辖区内先行试办铁路。

　　不料，事情到了1885年，突然有了转机。

　　这年中法战争结束，战争中暴露出海军调度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也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重新考虑是否应当修铁路。于是经过李鸿章和奕譞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

　　但即使此时奕譞位居如此权重之地位，仍然不敢大张旗鼓地修铁路，可见阻碍之大。那么从哪里开头呢？大家立马想到了1881在李鸿章巧妙的手腕下侥幸存活的“马路”唐胥铁路。于是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以运煤方便为由，将唐胥铁路延长40公里，至芦台附近。1886年底，又延长到大沽、天津。1887年，由奕譞出面奏请，强调这路是“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为中国铁路公司。第二年，完成从唐山至天津全长130公里的铁路。

　　这一修，使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于是在1888年11月通过奕譞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谁知，这一奏请虽然得到了朝廷批准，却捅了马蜂窝。

　　顽固派本来是对奕譞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一忍再忍，并未大肆反对，现在他竟“得寸进尺”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反对声纷至杳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

　　慈禧寿辰中断关东铁路

　　顽固派不停上书，恨不能一举拆掉李鸿章的台。为了耸人听闻，顽固派首先指责修路是“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还将修路与“灾异”联系起来，认为清宫太平门失火就是“天象示儆。”他们依然坚持以下几点：一，修铁路有利于外敌入侵，二是修路之处要拆毁民田坟墓，必致民愤，三是铁路修了之后，原来的水手、船夫、客店主将失业，必然破坏稳定。

　　但这次李鸿章却毫不退却，针锋相对。他反驳说，敌人前来也必须用机车运兵，我方先他们一步就可以出奇制胜；至于扰民，只要给居民一定的“重价”，他们必然就不反对修路了。至于说铁路要夺人生计，他认为更没道理，从国内外经验来看，铁路沿线生意发达，且增加更多职业与岗位。

　　这一次的争论显然和1880年的不一样，当年双方只能空论修路的利弊，而且当时的顽固派力量比洋务派大得多。但这一次，不仅有唐津铁路的经验证明了铁路优越性，而且很多中间派也站到了洋务派这边。为了广纳意见，1889年慈禧还发过“懿旨”，要求地方大员也参与讨论。这些地方官历来就谙熟官场的游戏规则，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站队”游戏了如指掌，知道意见两派都各有势力，于是大多数含糊其辞、态度暧昧。

　　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两广总督张之洞了，这位洋务派中趋保守的重臣，在中法战争之后转而赞同修路。但是他的建议却颇具智慧：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线，即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路。几经权衡，清廷最后采纳了张之洞的建议，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历时半年的大争论遂告结束。

　　然而，这虽然看上去是洋务派赢了，但只有李鸿章知道，张之洞的这个建议实际上“大言无实”。因为卢汉铁路长达三千里，财政紧张的清廷如何负担得起？张之洞仿佛看穿李鸿章的心思，于是建议卢汉铁路分为南北两段，他和李鸿章各负责一段。然而李鸿章对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做法并不买账，索性称病推辞。

　　谁知依然是峰回路转，由于沙俄入侵步伐加快，因此李鸿章抓紧机会提出先顾东北，缓建卢汉铁路，先修关东铁路。此奏很快得到批准，李鸿章的势力也得到扩张。

　　可惜，这关东铁路才修了100多公里，便因为慈禧太后60寿辰需要钱，而不得不停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