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聃：每一个人都不应独承公共的命运

　　特约评论员 王 聃

　　重建人心，重新给予所有失去孩子的幸存父母以勇敢生活的信心，给予他们制度性的可期望的明天，也必须被认真地纳入到艰难而浩大的重建工程中来。

　　昨天，母亲节；母亲节前一天，是汶川地震四周年纪念日。两者的相互映衬，已注定这是一条忧伤的新闻：记者回访汶川，4年来一直在灾区工作的志愿者刘猛介绍说，许多灾区丧子母亲，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重新生育、再为人母，然后把孩子培养成才。然而，于自己所在志愿者组织“妈妈之家”的帮扶人群中，有三分之一的母亲由于年龄和经济状况，无法再生育。“对于她们来说，怎样找到后半生的生命价值，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该怎样活着！”(5月13日《广州日报》)

　　有什么比“无法想象的未来”更能让人颤栗？在前段时间媒体关于“失独者”现象的报道中，培根《论死亡》中的一段话被反复引用：“与死亡俱来的一切，往往比死亡更骇人：呻吟与痉挛，变色的面目，亲友的哭泣，丧服与葬仪……” 显然，像对待“失独者”一样，我们曾经同样低估了灾区那些无法再生育妇女的境遇：较之她们，灾难夺去的远不止是关于子女与家庭的过去，还有空心化的精神未来。

　　幸存于大地震之后，却依旧有着“人群中的孤独”，心存悲悯的媒体无疑在提请我们关注另一种“后灾难的叙事”：重建人心，重新给予所有失去孩子的幸存父母以勇敢生活的信心，给予他们制度性的可期望的明天，也必须被认真地纳入到艰难而浩大的重建工程中来。

　　重建其实一直在进行，就在汶川地震发生当年的7月2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汶川特大地震中有成员伤亡家庭再生育的决定》，以满足受灾群众再生育的迫切愿望。此后，以志愿者为主要力量的种种再生育服务工程一直在灾区进行，这让很多失子者得到了重为人母的机会。不过，这种对人心与重新生育权利的救济，显然忽略了已经无法生育的群体。那些年龄已老者、那些经济条件不允许者，因为并不“普惠型”的帮扶，不得不独自承受所有的孤寂与空白。

　　灾难是公共的，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不应独承公共的命运。从这样的角度看，出台对无法再生育灾民的系列制度性安排刻不容缓，计生、民政与更多部门都必须参与到其中来。关于具体安排，在此前关于“失独者”现象的讨论中，其实已经大体厘清。一方面，对于有愿望和有相应能力者，应该通过制度鼓励他们收养孤儿，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帮扶举措；对于无意愿与无能力者，则须为他们提供现实和以后的生活救助举措。譬如，努力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譬如，加快灾区当地的社会化养老机制，使无法再生育灾民依旧可以过上不孤独的晚年。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无法再生育灾民的精神帮扶机制，这才是攸关人心重建最内核的东西。无法再生育灾民为何“看不到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无法直面已经残缺的现实，幼年儿女围绕膝下，成年子女孝顺养老的传统场景一去不返。关于对无法再生育灾民的精神帮扶机制，许多现在仍留在灾区的志愿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社团活动、结对帮的方式，已经让许多灾民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不过这远远不够，政府必须更多地参与到这场心灵拯救的行动中来，以更专业的义工组织和日常举措安排，重新给灾民们以生命教育、精神关怀，从而在他们内心重筑“温馨之家”。

　　汶川一震，距今已整整四年；重建仍在进行中，且已到深度治愈受灾者心灵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再听见母亲节里那一声受灾母亲们的沉重叹息。即便是失去子女，每一个人也应该拥有可叙说的美好明天。让每一个已遭遇不幸者，都可以遗忘失子之痛，都能看到温情的微光，这是灾后重建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也是亟待补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