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社工深夜寻不归宿孩子施助 称像地下工作者

　　本报记者 张鹏

　　上周四，凌晨两点，夜风依旧很冷，一身学生打扮的杨元元和她的同伴沿着清冷的街道走了好久之后，进了一家通宵营业的游戏厅，他们买了一些币，玩了起来，可心思却明显不在游戏上，目光在整个游戏厅扫来扫去，直到看见一个玩兴正酣的十几岁少年，他们似乎一下子发现了目标，有意无意地向这个男孩走近，“你太厉害了，玩得真棒……”他们很自然地和男孩搭上话。这样的情景在这天夜里不断重复，从11点到凌晨4点，这几个年轻人一共走了12个通宵营业的场所，除了游戏厅，还有网吧、台球厅等等，他们寻找的目标是深夜不归的孩子。

　　杨元元和她的同伴们是海淀睿博事务所的专业社工，这种深夜行动有个专业名词叫做“深宵外展”，固定在每周四进行，几个月来，他们几乎走遍了海淀区所有通宵营业的场所，摸清了一些夜不归宿孩子的基本动向，了解他们不回家的原因，准备实施下一步的帮助计划。“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可是神经超级兴奋，看到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觉得自己对社会了解得太少！”一群年轻人意犹未尽。

　　记者走近这群年轻的社工后发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他们的悲欢故事，大多数人并不了解。

　　事先踩点画图

　　深夜行动让人“超级兴奋”

　　航天桥附近一座普通的白色小楼里，两间不大的办公室，就是海淀睿博社会工作事务所的总部。它是北京正式注册的30余家民办社工事务所之一，成立不过一年多，已经是政府购买社工岗位最多的一家事务所，创办者是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主任范燕宁教授，目前这个所拥有30多名专业社工和20多名来实习的大学生志愿者，主要工作对象是海淀区闲散青少年，帮助他们回归学校或者就业。

　　周五是事务所固定的“督导日”，下午一点多钟，社工们陆续从各自工作的地点回到事务所，他们大多是85后，一群年轻人凑在一起，办公室里立刻热闹起来。“督导日就是社工的业务研讨，这种工作模式是从英国传到香港，又传到内地的，大家一起讨论案例，有资深的社工或者老师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所长助理张潇向记者解释，他一年前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社工专业毕业来到所里，“我们基本都是刚毕业，学的是社工专业，共同的理想是做一名专业社会工作者。”

　　这次督导日的主题正是“深宵外展”，他们是全市第一家开展此项工作的社工事务所，而它的起因是杨元元遇到的一个故事。“去年圣诞节，我帮助的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忽然告诉我，圣诞节不想回家，又不知道能去什么地方，就和小男朋友在外面游荡了一夜。夜不归宿，泡在夜店或者网吧里，很容易结交不良的人，所以想在全区的通宵营业场所摸个底，看看有多少这样的孩子需要我们帮助。”

　　杨元元带的这一组社工在一个晚上走了12家通宵营业场所，创了外展的新纪录，她给大家传授经验：“事先的踩点很重要，摸清每个地方的大概情况，画出地图，效率会大大提高。”张潇带的另一组外展社工也收获不小，“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有些孩子在肯德基通宵学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导致他们不回家。”

　　虽然一夜走得又累又困，但是一群年轻人却是“超级兴奋”，“每次行动都会有很多新的收获，更深入地了解了社会，更有效地寻找服务对象。”张潇说。

　　像“地下工作者”

　　盼着大声说出自己是社工

　　虽然以自己职业为自豪，但是令这些年轻人相当苦恼的是无法直接对别人道出自己的社工身份，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社工是干什么的，有些孩子如果听说是来“帮助”他们的，会立刻产生逆反和排斥，有些家长也不理解，甚至怀疑他们的动机。

　　“最初外展的时候，我们只能以客人的身份进到店里，偷偷观察，好像做地下工作一样，怕被店主误认为是发广告的，或者有什么不良企图。”杨元元表示，但最近情况有所改变，“我们事先印了一些事务所的宣传材料和培训内容，自称是从事青少年培训服务的工作人员，打出了"有困难，找社工"的口号，到店里发给店主和一些孩子，他们很高兴地接受了，还有一些店家向我们主动提供了经常光顾的青少年的情况，表示支持我们的工作。”社工取得店主的信任，双方合作，随时掌握来店里的孩子的情况，进行援助，这是台湾社工开创的一种工作模式，他们正是借鉴了这种方法。

　　“通常要想很多办法，让这些孩子自然地接受我们，比如套老乡，比如向他请教游戏的玩法，我们还有台球打得特别棒的，和他们一起玩，熟得最快。慢慢聊天他们才会告诉我们真实的情况。”社工身份被人认可，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在游戏厅认识的那个男孩16岁，是北影的进修生，一个人在北京生活，没有朋友，深夜无聊经常去游戏厅玩，他和我们聊得非常投机，也了解了我们的工作，最后他主动要了我们的电话。”最有趣的是，这个男孩半个小时后给杨元元打了个电话，说是想看看这个电话是不是真的，最后他终于信任了他们，表示想参加他们办的街舞班。“这个让我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杨元元说。

　　所长范教授告诉记者，对于在“深宵外展”中接触到的这些孩子，社工们会根据观察和对话对他们进行状况确定，以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代表他们的危险和困难程度，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可以提醒、规劝，或者护送他们回家，和他们的父母沟通，甚至我们还打算提供临时住所帮他们解决困难，建立长期的联系。”

　　面对年轻社工们的激动与兴奋，来督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福利专业博士王玥老师也很高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孩子们的接受和认可是对大家工作最大的肯定。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外出可以佩戴社工的胸牌，大声地说出："我是一名社工！"”

　　自闭女孩下楼了

　　整个会议室在欢呼中沸腾

　　督导日的工作会从中午一直开到天黑，大家却依然兴奋地说个不停，每个人带来的故事都在讲述一颗年轻心灵的转变，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和100多个孩子交上了朋友。

　　“我们好像没有业余时间的概念，因为工作就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出现。”有一次杨元元在凌晨5点接到一个男孩的短信，说是想和她聊聊，“第一个感觉是特别幸福，因为他信任我了。”一大早，她就赶到了男孩的家里，还顺便给他带了早饭。

　　信任感是社工工作的基础，一个14岁的女孩一时糊涂和一个成年男子发生了关系，她没有告诉父母，却第一个告诉了杨元元。

　　从他们口中，经常能听到“幸福”这个词，即使一个孩子发生的变化很细微，他们的幸福感仍然很强烈。张潇告诉记者，在上周的督导日，社工吕淼带来她的故事，一个两年没下过楼的自闭的女孩依依和社工交往半年后终于表示想下楼走走，“当时我们大家就忍不住欢呼起来，会议室都沸腾了，这样的事情时刻激励着我们。”

　　吕淼，这个毕业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社工系的北京女孩说：“这个工作经常会让我处在一种感动中，有一次我晚上到依依家，天很冷，她握着我的手帮我焐暖。这种情感的交流令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社工工作最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单兵作战，尤其是对于这些刚毕业的孩子。”所长范教授说。“所以团队、所有的同事和督导老师背后支持很重要。”

　　在清贫中坚守

　　“社会工程师”的明天会怎样

　　当督导会结束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杨元元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她在不远处租了一个两居室，4个女孩合住在一起，“像集体宿舍一样，每个人的月租是600元，附近找不到更便宜的住处了。”这位来自山东的女孩谈起工作以外的生活，显得有点无奈，“去年我的月收入是1400元，除了房租和吃饭，基本剩不下什么，月月光。”还有同事4人挤在一间地下室里，居住环境就更差了。

　　“这个工资水平是目前北京市政府购买社工岗位的统一价格，去年是一个岗位3万元，扣了税和保险之后，拿到我们手里的也就是2万元，今年政府给4万元一个人，所以我们的工资也提高了一些。”张潇是北京孩子，吃住都在家里，省了不少开销，“工资2000多元，每月存1000元。”但是谈到今后的生活计划，诸如买房结婚这些现实问题，他摇摇头，没有说话。“当时我们班一共88个人，三分之二考研了，剩下的人一半改行了，留在北京做专业社工的只有4个人。”这4个同学目前都在这家事务所。

　　张潇表示，父母虽然在感情上支持他做这份工作，但仍然经常为他担忧。“我是从心里舍不得这个工作，这个专业，上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社工是"社会工程师"，所做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工作一年来，我对这句话感受特别深。”张潇打算顶住压力，把这个工作坚持下去。

　　“这个工作只有真心热爱才能坚持下来，”北京女孩吕淼很坚定：“我现在没想过换工作，想争取把它做得更好，这是一份包含大爱的职业，让人的心灵沉静。”她有时候也会内心纠结，“想到工作中的那些幸福和感动，就平衡了，它的价值不是用钱来衡量的。”和她一起毕业的60多位同学，目前只有5人在做专业社工。

　　记者了解到，目前北京有持证社工1万多人，但他们大多数是“社区工作者”，承担的是基层政府的各种工作，而像杨元元他们这样在事务所工作，针对某一社会群体进行帮助的专业社工全市不过几百人，他们的工作模式类似国外“专家型社工”，但他们的报酬比社区工作者更低，也无法解决户口等问题。

　　这种坚守用他们的话说“多少有点理想主义”。张潇说，他坚信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将在社会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待遇也会随之提高，“在深圳、东莞等地，社工岗位的政府补贴已经达到了八九万元，体现了对社工社会价值的认可。”J024

　　胡铁湘摄 J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