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探访抗战老兵：大多丧失劳动能力生活困难

　　从抗战胜利到今天，已将近67年。

　　“如果说抗日战争是一部伟大的巨著，我们现在翻开的是最后一页。”作家方军正在写《最后的抗战老兵》，幸亏找到了赞助，其中的两本得以出版。如果不是为了接受《北京晨报》的专访，他现在已经身在浙江了。

　　留给我们的时间，实在太少。

　　“三年后，会有很多人痛哭流涕，我们会痛恨自己，为什么没把这些老兵最后的记忆留下来。”在寻访抗战老兵的路上，方军已经跑了10多年，这是充满贫困、艰难、白眼、误会、嫉妒与挣扎的10多年，一声叹息，已容纳不下太多的无奈与坚持。

　　在方军的脑海中，至少还有15本书，它们能写完吗？就算写完了，谁来给出版呢？

　　作为人，我们都要扛着一个十字架前行，方军始终坚信，自己不是在为过去而求索，而是在为将来奋斗。国无大小，忘战必危，一个民族在危难时刻，永远需要她的子孙站出来，为共同的利益与荣耀去拼搏，去战斗。但，我们只能让历史告诉未来，所以面对历史的每一次真诚，其实都是在为未来增添一分保障。

　　“尽我最大的努力吧。”方军说。桌子上放着他的病历卡，上面写着：方军，58岁。

　　第一次听说正面战场吓坏了

　　北京晨报：您第一次听说抗战的正面战场，是什么时候？

　　方军：那是1968年，我爸爸当年是八路军，他的哥哥和弟弟都在抗战中牺牲了，解放后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一度负责整理抗战口述史，后来出版了《红旗飘飘》，共32卷，都是我军将士的回忆录，三根火柴等故事就出自这套书。在整理过程中，许多投诚的国民党老将军也来投稿，我爸爸看了很多资料，但当时也不敢发表，只能私下对我说，在抗战中国民党军队也牺牲了很多人。当时把我给吓坏了，因为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

　　北京晨报：关于抗战正面战场的研究，这些年很热，为什么？

　　方军：因为正面战场对今天仍有影响，国民党军队直系、旁系亲属还有2000万人，而八路军直系、旁系亲属是1000多万人，在8年中，国民党军队共有327万人战死沙场，八路军也牺牲了50多万人。比如潘石屹的爷爷当年就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一次与日军激战，1800多人打得只剩下117人，再比如张艺谋的爷爷，也是国民党军队的将领。

　　浙江老兵是研究中的盲点

　　北京晨报：您过去专访了许多老兵，他们多在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地，这两本书怎么转向了浙江？

　　方军：此前大家对浙江老兵注意得不够，因为当地相关宣传太少，不像云南中保县那么重视，所以大家忽略了这里的抗战老兵。但事实上，浙江是较早与日寇作战的省之一，由于是蒋介石的老家，历史上又比较富庶，所以这里的老兵呈现出“三多一少”的状况。三多，即当兵的人多、黄埔军校毕业生多、加入中央军的多，一少，就是宣传太少。解放后，这里“地处战争前沿”，为“防止国民党残渣余孽配合反攻大陆”，很多老兵被监禁，出狱后又长期被隔离，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秩序中。

　　北京晨报：您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

　　方军：当地各县都有“黄埔同学会”，上级经常组织他们学习，名单很齐全，不难找，与其他地方抗战老兵不同，他们多是军官，有文化，记忆力特别好，只是当地方言太难懂了，每次采访都要带“翻译”，这在过去没遇到过。

　　老兵们生活大多困难

　　北京晨报：这些老兵们生活状况如何？

　　方军：绝大多数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是军官，解放后很多人进了监狱，后来被特赦，但几十年抬不起头来，在1979年前，连公社社员都当不上，被监督劳动，他们的孩子也不能上初中。在村里，他们是“坏人”，每天早上要起来扫马路，村里的脏活、累活全归他们。农村经济条件改善后，他们这些人基本丧失了劳动能力，孩子受的教育又不够，所以生活依然相对窘迫。比如我采访的陈守财，住的还是抗战前的房子，灶、锅都是上世纪20年代的，家里唯一的电器是电饭煲。在一个老兵家，连木马桶都是200多年前的。这些年来，许多公益人士在救助老兵，比如韩红、陈坤等明星，他们给老兵的帮助很大，有的老兵现在每月可以领到几百元。

　　北京晨报：他们现在最关心什么？

　　方军：他们不太关心钱，他们说，给了钱，自己又能拿多久呢？他们最关心的是纪念章，那代表着一种承认。

　　军人需要荣誉感

　　北京晨报：这些老兵中有的参加过内战，这恐怕是个问题。

　　方军：是的，但他们为此进过监狱，接受了惩罚，功是功，过是过，他们为国抗战的经历还是应当承认的。军人需要荣誉感，一个老兵得到了承认，他对自己的孙子就能有个交代，一村的人就会觉得羡慕，知道为国打仗是件光荣的事，不论过去多久，国家没有忘掉他们。以天台县为例，当年参加正面战场抗战的7000多人，许多是共产党基层组织动员去当兵的，现在剩下不到20人，绝大多数都过了90岁。不少民间人士给老兵们制作了纪念章，但老百姓对老百姓，分量不那么够。

　　再过两三年，老兵们都去世了，可战争依然会有，我们依然需要一代代的年轻人站出来，为国家而奋斗，应该让他们发自内心地感到，这是一种荣誉。所以说，善待老兵，就是善待我们的未来。

　　抢救口述史刻不容缓

　　北京晨报：您跑了这几趟浙江，住在哪里？

　　方军：我在寺庙里住了一个月，因为吃住全免，我是自费在搜集口述史，能省就省，只是早晚喝粥，终日食素，后来身体实在有点受不了，回来时我整整瘦了两圈。和浙江老兵们接触，最大的感受是他们骨子里的那种爱国情怀，还在戚继光的时代，浙江人就在和倭寇作战，甲午战争时，不少浙江人参加了北洋水师，老兵们住的大多数是100多年前的房子，解放后几十年生活没着落，所以很多人还活在过去的精神世界中。1979年后，他们可以成为公社的正式社员了，许多老兵保存着当时的通知书，这意味着他们终于成了普通人，不再是坏人了。

　　北京晨报：这两三年，绝大多数老兵都将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记忆也将被永远带走，目前有没有抢救措施？

　　方军：没有。我一个人在写，能力终究有限，所以我呼吁浙江省宣传部门要重视这件事，尽快组织一批人去做，每个县至少要留下一两本口述史，此外，我也希望中国作协能动员几十名作家下去，抢救这最后的记忆。

　　战争是一件惨烈的事

　　北京晨报：您做了10多年抗战口述史采访工作了，这次在浙江采访，是不是已经没感觉了？

　　方军：正好相反，我被浙江抗战的惨烈深深地震撼了。1942年，美军空袭东京，飞机迫降在浙江，24名飞行员获救，为了报复浙江人，日军发动了浙赣战役，杀死了30多万浙江同胞，他们想以此让浙江人永远屈服，蒋介石对此感到非常震惊，他给美国总统写信，说为了一次军事冒险，我们却承受了这么巨大的损失。

　　北京晨报：在老兵们的回忆中，他们怎么描述这场战争？

　　方军：每个人都有很惨烈的故事。一位老兵告诉我，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日，我方放松了警惕，没想到晚上日本人发动了最后一次冲锋，他们冲进中国军营，见人就砍，大家赶忙抵抗，一直打到第二天天亮，鬼子们跑到山上切腹自杀。这位老兵当时是少校，他的两个同伴都是这么牺牲的，8年抗战都坚持下来了，可最后这一个晚上却没挺过去。还有一名国军的指挥员，冲锋时跑在最前面，被打伤了，他就坐在地上用手枪指挥进攻，结果日军一枪把他的手枪打飞了，他就用手指挥。我方把敌人消灭之后，战士们抬着他在战场上走了一圈，看着敌人累累的死尸，他才相信：我们赢了。这些故事都是中华民族英勇的故事，我们有义务传递给下一代。

　　对战争需要反省

　　北京晨报：您这两本书是怎么出版的？

　　方军：是一位企业家掏的钱，否则没有出版社愿意出这样的书。很多人问我，出书是不是很挣钱，其实我都是白干，出版还得靠朋友帮忙，作家都梁帮助过5万元，此外还有许多热心人，老兵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贡献过力量，当他们握着我的手说谢谢时，我心里感到巨大的满足，品尝到帮助别人的光荣，我觉得，我至少没给咱北京人丢脸。

　　北京晨报：这些书就算出了，读者愿意看吗？

　　方军：是的，现在大家太功利化，追求一时的愉快。在日本留学时，一名老鬼子给我看过一个漫画，是法国人画的抗日战争，一个小个子在打一个大个子，大个子被打得连连败退，最后倒下了，但他的身躯却把小个子给压死了。这是不少外国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对此，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去反省。

　　北京晨报：国无大小，忘战必危，在和平时期做好下一场斗争的准备，也许是更明智的态度？

　　方军：是的。人类是通过战争逐步发展起来，在将来，也依然会有战争。

　　北京晨报：老兵们都已老去，他们很容易被忽略。

　　方军：但他们的影响会长期存在，打个简单比方，如果今天给潘石屹的爷爷以荣誉，他一定会拿出更大的努力来回报社会，如果今天给张艺谋的爷爷以荣誉，他可能会拍出更好的作品。毕竟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只要为国家付出了，我们就应感谢他，就应该记住他，这才是负责任的态度。陈辉/文 (来源：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