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道德、真相与证据、人情与世故——在搀扶他人这一举动中凝聚体现,并使之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人性考验与诚信砝码。“搀扶老人风险基金”成立一年来,也经历了诸多尴尬的案例,它所援助的案子,大多数仍处于“尚未成功”的状态,然而创始人谈方还是保持乐观,他说,把“好人没好报”的现实风气扭转过来,才是当务之急
本刊记者/王臣(发自广州)
经过半年的努力,浙江小伙吴俊东和“搀扶老人风险基金”(以下简称“搀扶基金”)终于收到了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吴俊东的再审申请还是被驳回了。
这是“搀扶基金”成立一年来参与援助的十几起案子之一。坦率地说,这项几乎是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成立的基金,在运作一年后收效甚微,基金所帮助的案例,有成功的,但大多目前还处于“尚未成功”状态。
基金负责人谈方——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华南师范大学理论部副主任、广东高校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却不以为然,“当务之急是,通过这个民间公益基金,唤起社会中失去的诚信。”他还安慰吴俊东,“没关系,我会帮你把官司打到北京去。”
意外的超车
吴俊东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陷进这场纠纷近两年。
2010年8月,吴俊东驾驶一辆三轮摩托车正常行驶,超越一辆电动自行车后,电动自行车倒地,车上两人受伤。
吴俊东听到后方有人叫喊,便停车去扶人,倒地者却说是吴俊东超车使他们摔倒,并将吴俊东告上法庭。
2011年6月,金华市婺城区法院一审判决吴俊东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赔偿两位老人损失的70%,共计69602.4元。两个月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吴俊东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在这两次判决中,都认定现在证据不能证明吴俊东与自行车是否发生碰撞,却依然认为吴俊东未尽到安全驾驶责任,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吴俊东不服,把事情的经过发到网上,于是有人建议他去求助“搀扶基金”。
很快,谈方决定援助此案,随即带着公益律师赶到金华。
“二审都维持原判了,很难翻案”,有不少人劝谈方“别徒劳”。但谈方知道了吴俊东的一个举动后坚定了信心——连续败诉的吴俊东,在街上看到一个孕妇摔倒了,还是主动前去搀扶。
谈方觉得这个行为需要很大的勇气,“已经因为一次扶人成了被告,如果再发生同样的事情,他就更说不清楚了。但是这小伙子敢做,这种人不帮,我们帮谁?”
几个月中,谈方和律师团队两次去金华和杭州,调查、取证、商量案情????前后有十名律师参与。
但是省高院裁定书还是认为:虽然现有证据未能证明吴俊东超车时是否与原告发生碰撞,但从事故场景分析、并依据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司法原则,可以认定原告摔倒与被告超车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高江雄是受谈方邀请在这起案件做法律援助的律师之一。在他看来,吴俊东超车属实,双方均无异议,但无论交警鉴定,还是案件原告,都无法提供吴俊东超车行为造成了两车剐擦、车撞倒人,或受超车影响两人受了惊吓的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能判定是吴俊东的超车行为导致了事故的发生。
接下这起案子,高江雄说是“源于内心”,既是支持谈方这个“有勇气的人”,也本着为社会服务的想法,希望通过这件事对社会价值观起到些作用。
有风险的搀扶
事实上,“搀扶基金”是另一个更奇怪的基金——“好人基金”——的一部分,二者共同隶属于一个叫“中国好人网”的网站。这个网站的口号是,专门宣传好人,帮助好人。
成立“中国好人网”,最初纯粹是工作需要。
谈方在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政治,主要方向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研究。他自己解释,思想政治其实就是教大家做好人好事,发扬革命传统,学习英雄模范,因此,他课上给眼下这些90后的孩子讲的主要内容是: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
同学们往往会发出“嘘”声。
“有什么话要说吗?”谈方问。
有人说:“你刚才讲焦裕禄、孔繁森、任长霞,我觉得没有这样的人。”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谈方感觉,现在年轻人接触到的信息中,强烈的恶压倒了善,只记得贪官坏人,不记得好人。他于是想搞个资料库,把好人好事汇总起来,这个出于教学需要的想法,因汶川地震而改变——他决定创办一个集聚好人的网络平台,从而推动“好人文化”。
网页主色是鲜红和金黄,眼下这段时间,焦点图主人公是雷锋、2011年度“影响中国”道德人物以及坚持31年、为穷人家孩子免费提供食宿的“猪倌”邓卫星。
曾有媒体因谈方过于热衷于宣传他的种种行为,把他形容“高校陈光标”“当代王进喜”,但谈方似乎无所谓,“本来就是应该多宣传,我们成立这个网站,就是为了多宣传好人文化”。
这位今年53岁的大学教授,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纯正一代。他说,自己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当好人,做好事,热爱党和国家,时刻准备奉献。
“下过乡、扛过枪、当过工人”后,谈方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始终生活在相对单纯的环境中,青少年时代接受的信息和价值观,始终烙在他身上,他会回忆起他的青少年时代,虽然贫穷,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信任,始终是主流,“眼神儿都不一样”。
因此,这个具备某种“红色思维”和“红色情结”的人,常抱着一种别人不理解的乐观:“这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只是缺少一个宣传他们的平台”;同时也有一种无法描摹的“主人翁感”,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社会风气的变化负责任。
所以,自彭宇案起,谈方就开始关注类似的事件。
贵州彭女士驾车路过夜市摊,因堵车而停车时扶起了一位摔倒在路边的老太,老太却坚称是彭女士撞的她;天津车主许云鹤遇到跨越中心护栏的老人王秀芝倒地受伤,赶去搀扶,王秀芝则说自己是被许云鹤撞倒,将其告上法庭,一审法院判决许云鹤赔偿10万余元;重庆市初二学生万鑫在路上扶起一名摔倒的老太,事后被老人及其子女指认是肇事者,要求其父母赔偿????
法律与道德、真相与证据、人情与世故、助人与自保????种种矛盾在搀扶他人这一举动中凝聚体现,并使之成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人性考验与诚信砝码。搀扶摔倒的人,这个“举手之劳”,成了一件有风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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