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苏联核援的中国机遇

　　由于军事科技尤其是尖端武器是各国最为保密的“镇国利器”，想求得他国帮助极为不易。不过，由于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有时也会出现机会，但又往往稍纵即逝

【82-1】1958年9月，聂荣臻在中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移交生产大会上讲话。 图/新华

　　本刊特约撰稿/徐焰

　　60年代中国“两弹”（原子弹、导弹）研制成功，对中国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过去这被宣传为“自力更生奏凯歌”，随着历史资料的解密，苏联援助的作用逐渐得到承认。

　　不过，对于“两弹”这一军事领域中最尖端、最保密的项目，历来援外很保守的苏联为什么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呢？除了当年中苏友好的特殊关系外，关键一点，是中共抓住了赫鲁晓夫急需政治支持的重要历史机遇。

　　常规武器较大方，核武器难松口

　　国际间的关系，也是人际关系的放大。在社会上，一个乞丐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施舍，一个有潜力的创业者却容易得到大笔贷款和资助。当年中国取得的苏援能逐步升级，甚至一度达到世界罕见水平（至今国际上也没有类似的核弹援助项目），关键在于中国不断自强，并在国际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苏联对华战略需求的增长，援助水平相应得到逐步提高。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每年最多只得到苏联几万美元的资助，直至解放战争期间，苏军对解放军的支援也不过是转交日本关东军的旧枪炮。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格局，斯大林在1950年2月和中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才同意5年内提供3亿美元贷款。

　　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斯大林对于援华的态度才有了根本变化。苏联以出厂价五折和记账的方式，向中国提供了13亿美元的武器，并同意援建141项重点工程，后来赫鲁晓夫又追加了15项，这著名的“156项”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若不出兵抗美援朝，或入朝战绩不佳，中国就不可能得到“156项”，这证实了毛泽东力主出兵朝鲜时所预见的：“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不过，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华提供的武器，绝大多数是二战中用过的旧品。

　　1953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因其国内外地位不稳，急需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很高威望的中国支持。赫鲁晓夫1954年9月首次访华前，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力排众议，提出应提升援华等级并向中国派出1万名优秀专家。访华时，他又以谦恭的态度对待毛泽东。他回国后，苏联陆续向中国提供了米格-17战斗机、T-54A坦克、各型火炮以及AK-47自动枪、C-45半自动步枪、捷克加列夫轻机枪等现役的新式装备的技术资料和生产线，并派专家帮助中国军工部门仿制成“5”字头的各型常规武器，这在当时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赫鲁晓夫之所以在对华提供常规武器技术方面比较大方，除政治需要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相信，“火箭－核武器”将在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而常规武器的作用将大大降低。当时，美国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是核武器，因此，苏联的这种援助规模仍然不能满足中国安全保障的需求。

　　1945年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翌年，毛泽东提出“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不过，他实际上仍高度重视这种大规模杀伤武器。1949年末他访苏时，观看了苏联当年8月首次核试验的纪录片，回来就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当时中国是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连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领导人却提出了掌握核武器的宏图。1952年周恩来组织军委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便考虑了发展核武器的可能。1954年广西发现了铀矿，毛泽东感到，中国发展核事业有了起步的基础。

　　1954年赫鲁晓夫首次访华时，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苏联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向中国提供帮助。据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便以中国电力不足予以婉拒，声称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可以了。

　　对苏政治支持，得到“两弹”技术回报

　　尽管赫鲁晓夫不肯提供核弹研制方面的援助，毛泽东在1955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仍决定开始发展中国的核事业，并说：“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当时，中国虽然工业基础落后，却有了钱学森、王淦昌、邓稼先等一批世界级的核物理和火箭专家，并开始建立自己的研制机构。钱学森1955年从美国归国后，担任了导弹研究院院长，他考察了国内情况后，认为材料困难占80%，如果能得到苏联帮助，就可以大大加快进度。

　　面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请求，苏联以中国目前缺乏干部、最好先从培养干部开始为由，只答应1956年内接受50名留学生到苏联学习导弹技术。依此援助水平，中国的“两弹”研制难以起步，因此，1956年中国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对核项目只确定先搞预研。

　　1957年，一个宝贵的机遇出现了。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了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国际上随即出现了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相当于政治局）内的元老又要求罢免赫鲁晓夫，还形成7：4的票数优势。赫鲁晓夫虽在朱可夫和军队的支持下，在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打倒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仍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

　　当年国际共运的理念是共产党都属“一家人”，中国在“社会主义家庭”中地位居于第二，在苏共出事后如何表态，对赫鲁晓夫关系重大。当时，连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因处境困难时，也跑到中国大使馆，说希望得到“影响力不亚于斯大林的大人物”毛泽东的帮助。

　　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刚结束，7月上旬赫鲁晓夫就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飞赴中国，到杭州向毛泽东介绍了6月全会的情况，希望得到中共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决定公开表态支持他。

　　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主管国防工业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向苏方交涉核技术和导弹等援助项目。经周恩来安排，1957年7月18日，聂荣臻向苏联驻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提出了这一要求。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便回电同意。

　　后来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显示，当时，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反对，拍板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导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