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如何做公知

　　严谨的知识分子总是警惕与政府的合作伤害到学术的独立，作为英国首相高级政策顾问，英国公共知识分子百人之一，朱利安·勒·格兰德对此有更加深入和现实的思考

　　朱利安·勒·格兰德（Julian Le Grand），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长期从事公共管理政策研究与教学。2003年至2005年担任英国首相高级政策顾问，曾任欧盟、世行、世卫、经合组织、财政部、英国工作和养老金部以及BBC顾问。2004年，被《前景》杂志评为英国10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教授，你把我们训练成这么好的社工，他们却把我们当作机器一样对待。”这是朱利安·勒·格兰德在英国经常遇到的抱怨。抱怨通常来自政府所主办的社会工作部门，比如儿童院、老人院、残疾人康复中心等。“他们”是这些机构的高管，这种一线员工与高管间的对立，已经由这些典型的社会工作部门，扩及公立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领域。

　　社工们士气低落，经常请病假甚至辞工。一个儿童康复中心的小孩曾告诉勒·格兰德，一年时间里，负责他的社会工作者就换了5个人。

　　“我知道这些问题在中国也存在。”3月底，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举办的一场讲座上，勒·格兰德说。在有些学者看来，这些问题有点像国企病，它存在于所有公立机构里，即所有权虚位与官僚主义带来的主人翁意识以及责任感、价值感的淡薄。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政策学科教授，勒·格兰德要经常给类似问题开出药方。

　　“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把这些社会工作者组织起来，让这些专业人士拥有自己的企业拥有自己的股份，从而提高积极性，来更好地提升社会服务的效率呢？”

　　他主张公共服务不应完全由政府提供，在“小政府大社会”的共识下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这个倡导下，“社会企业”这一创新的组织模式在英国方兴未艾，他成为英国政府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重要推手。

　　不过，推行改革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政府官员本身对于改革的理念，是非常敌对的。他们认为把政府的这些社会工作外包出去，就是对政府工作的一种否定，而且也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饭碗。”作为改革方案的起草者，勒·格兰德“只能够对这些官员的态度更加友好一些”，“我请他们去吃晚餐，给他们讲解试点的效果……”“按照英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用各种方法安抚这些政府官员，让他们接受我的想法。”

　　这时，学者就变成了一项改革的执行者与游说者。与在象牙塔中潜心钻研学问的典型学者不同，他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已经游走了多年，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学科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经世致用之学；另一方面，也与他本人参与社会的趣味紧密相关。

　　2003年至2005年，勒·格兰德曾担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的高级政策顾问。回顾这段经历时，他感到“非常荣幸”。“他当时正推行公共部门改革，这次改革正是我长久以来提倡的类型，所以我终于有能力在政治和政策领域内真正捍卫这些观点。我也必须帮助这些观点投入实践，应对政策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和政治难题。我再也不能以学术为借口超然地藏在幕后，不能将难题推给他人去处理，如果出现了技术或者政治问题，我不能再视而不见，而必须思索解决之道。”

　　勒·格兰德被视为英国政府当前公共服务改革的主要“建筑师”，引进了新的卫生、教育举措和竞争机制。作为社会创新的大力推进者，他的其他政策还包括：儿童信托基金的创建，老人关注与护理、弱势儿童教育（现已成为保守和自民党政策）、社会工作实践（现正在英国儿童、家庭与学校部中试点）、病人基金（正为英国卫生部试点）。

　　作为学者，他独自或与人合作出版了18本著作，也经常在电视媒体上露面。2004年，他当选《前景》杂志评出的英国100名公共知识分子。

　　无论在学术还是在媒体写作中，勒·格兰德都希望“以可读性强的方式写作，尽量避免行话术语”。谈到象牙塔内的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时，他说后者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哪怕是只受过基本教育的人。

　　人物周刊：中国是一个处在转型期的新兴国家，相对于欧美等国成型的政策和稳定，中国的社会公共政策还处在一个初始阶段，您对像医疗和教育这样的公共政策有何建议？

　　勒·格兰德：如果我对中国政府有何建议的话，就是不要害怕花钱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我掌握的情况不一定准确，就我所知，中国政府在医疗这一块投入并不是很大，我不知道在教育这一块如何，但实际上对医疗和教育的投入是有很大好处的，不仅可以让社区和个人受惠，还可以直接提高社会生产力。研究表明，对教育的投入可以有12%-15%的直接经济回报。从政治层面说，这些政策也会受到公众的欢迎，在政治上是十分明智的做法。不应一味地把钱投在高速公路或铁路这样的基础设施上。我们知道中国在基础设施这一领域非常成功，现在似乎应该将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和医疗两个方面。

　　人物周刊：中国目前在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的公平性问题为公众诟病很多，由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富人、普通工薪阶层及穷人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差别巨大，在政治民主滞后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地解决公共服务公平性的问题？

　　勒·格兰德：对任何国家来说，要达到更大程度的公平性，就是要减少私有市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作用，市场通常更有助于解决效率问题，而非公平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花钱买到更好的医疗或教育的话，这就带来了不公平。财富不平等是一种不公平，但更让人觉得不公平的是，富人可以花钱买到更好的医疗和教育，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人物周刊：您曾经被《前景》杂志评为英国百名公共知识分子，那么您是如何理解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您觉得公知相对于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区别在哪里？

　　勒·格兰德：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是要被人理解的，也就说他要尽量少用那些艰深的术语，他所表达的东西应该是有基本教育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他的观点要清晰，论证要明确，而且他对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要有专长。

　　人物周刊：中国知识分子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当前为人诟病之处是他们在权力和资本的巨大能量下往往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其附庸，您曾任布莱尔政府的高级政策顾问，您对两者间的关系是如何理解的？

　　勒·格兰德：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关乎服务于政府和做一个独立学者之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其实在英国也有人批评我，说我给政府当顾问，因此不能算是独立学者。这是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但我认为，你不能脱离政策的真实世界。如果你要对某项政策进行研究，要提出你的观点，你一定要参与到政策的真实运作中，因为无论是社会政策还是公共政策，你一定要体验到实际的过程，因为执政是很难的。你说的这个问题有时很难调和，即依附于政府与独立的学术人格，但就我个人来说，宁愿真正参与到政策的制定与运作过程中，宁愿牺牲在他人看来的一定的独立性，也要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

　　人物周刊：作为首相的政策顾问，在具体的政策决策上，你是否和布莱尔产生过不一致的看法，如果有的话，你们是如何解决的？

　　勒·格兰德：总体上说，我跟首相之间是没有分歧和矛盾的，矛盾和分歧主要出现在首相与政府部门之间，比如教育部、卫生部对首相与我想推行的改革持反对态度，我花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和这些部门官员斗争。

　　有那么一次，我严重地不同意首相的做法，但我采取了比较低调的方式，没有针锋相对地批评，而是通过第三者向他转告。后来证明我将这个球踢给别人是正确的，因为当时按照欧盟的要求，如果英国病人要选择另外一种治疗方法，比如要选择中医来治疗，必须有非常实在的科学证据来支持这种疗法。因为当时首相夫人对一些非西方的另类的治疗方法比较有兴趣，所以首相觉得欧盟在这些方面干涉太多，但我本人不相信那些治疗方法，所以我觉得欧盟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因为首相府跟欧盟的关系的事务是由一个专门的官员负责的，所以我把这个皮球踢给他，让他跟首相沟通。

　　人物周刊：在英国一项公共政策推出的程序是怎样的？有何机制保证其符合多数人的利益，并保证其科学性？

　　勒·格兰德：英国是一个议会制政体的国家，由议会多数党派的领袖出任首相，故在其执政期间推出的政策通常是不会被议会否决的。这一点不像美国，美国总统所在党派不一定是国会多数，所以要不断地向国会讨价还价，来推行其政策。在美国，立法机构如高等法院也有权力否决总统的政策，比如高等法院现在正在考虑要不要推翻总统的医改方案，英国政府没有这么多的掣肘。但也有一个情况，就是大选实际上是对首相权力的一个大的制约，平时的话主要就是媒体的力量，所以媒体的制约甚至比大选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