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红楼梦觉过来人

　　周汝昌70余年所走过的治红学之路，因偶然而生，又历经政治对学术氛围和学术方向的多次影响，终至晚年，他或者是论争的参与者，或者成为论争的对象，既被罩上了肯定与赞誉的光环，亦遭受讥嘲与攻击，“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

周汝昌（右）与周枯昌兄弟。翻拍/何宇

　　本刊特约撰稿/徐庆全

　　2012年5月31日凌晨,95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逝世。或许一生的喧嚣太多了，他选择安静地离开。“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走”，他留下这样的遗愿。

　　从30岁开始，周汝昌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红学，是红学界当然的望者。一般说来，在某一学界成为望者又著作等身的人，同辈或后学者常常只有仰视和尊敬的份儿，很少会有人出言不逊。但周汝昌是个例外。在红学界，他被誉为“红学泰斗”，也被批作“闭门造车”，他的一生，可谓毁誉参半。

　　幕后推手周祜昌

　　在论及周汝昌如何走进红学研究领域时，很少人有人关注到另外一个人作用——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其实，在周汝昌的研红路上，四兄祜昌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周汝昌在回忆兄长的文章中说：“我的红学道路是他引导的，而且数十年来是‘同行共命’的为《红》辛苦者。我这个‘著名红学家’的头衔，其实是他给我准备和赋予的。他对曹雪芹与《石头记》的痴情挚意，远胜于我。”

　　周祜昌年长周汝昌六岁，也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高才生，投考北大时因大雨误了考试，无奈入读天津南开大学国文系。他在那里无精打采，难有进境，就在毕业前夕，他忽然坚决退学，到天津浙江兴业银行任职员，解放后在咸水沽供销社工作，后担任南郊业余中学教师。了解他的人说，当年周祜昌研究《红楼梦》如醉如痴，别的事一概不放心上。“文革”时周祜昌被拘禁，儿女送来的饭菜无论量大量小从没剩过，天黑不久便鼾声大作。问他为何？他答，要好好“为曹雪芹活着”。

　　1947年，周祜昌偶读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楼梦》卷首胡适的考证文章，其中有敦诚与敦敏皆系曹雪芹生前挚友的新论说。胡适谈到自己有敦诚的《四松堂集》，而未得敦敏的《懋斋诗钞》，深以为憾。周祜昌随即致信正在燕京大学西语系读书的周汝昌，要他搜寻《懋斋诗钞》，予以查证。周汝昌果然在燕大图书馆找到敦敏的《懋斋诗钞》，发现书中有六首诗咏及曹雪芹，而《四松堂集》中只有三首。

　　周汝昌将这一发现撰写成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在《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发表。看到文章的胡适当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书信往来切磋讨论《红楼梦》，成就周汝昌与胡适师承关系。

　　其时，周汝昌在西语系学英文，没有迹象表明他对《红楼梦》研究有特别的兴趣；而在银行做职员的周祜昌能及时读到胡适的考证文章且嘱咐胞弟去查询有关资料，足见其对《红楼梦》的痴迷。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他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胞兄与他的“鱼雁往还便成了他唯一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事业’”；“他所有的信，内容都与《红楼梦》有关”；“是他将我引入了研究《红楼梦》这一巨大无比的中华文化课题上来的”。

　　这篇处女作后，周汝昌开始《红楼梦新证》的写作，在该书的写作过程中，也显现着胞兄的身影。

　　引发周汝昌写作《红楼梦新证》的缘由，是胡适为他提供了世人难见、极有研读价值的甲戌本《红楼梦》《四松堂集》以及大字戚本。甲戌本《红楼梦》虽只残存16回，却是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之原貌。1948年暑假，周汝昌自燕大回乡带给胞兄看，他俩才“悟到了世上流行的《红楼梦》早已不再是曹雪芹的原文真句，被人妄改乱篡偷删硬加的回、字、句，无计其数”。于是哥俩发愿，“誓为《红楼梦》校订一部接近曹雪芹原文的真本”。要搞这项浩大的工程，“甲戌本”是第一块基石。但这个古钞本纸已黄脆，经不住反复翻看，又不能长借不还，痴迷的周祜昌决定抄录一个副本。溽暑盛夏，他费时近俩月，把所有正文和字很小的眉批、行批，用墨、朱两色笔尽数誊毕。

　　在此基础上，周汝昌完成洋洋40万言的《红楼梦新证》。周祜昌再一次充当了助手，为弟弟誊抄清稿。1953年9月，书出版后引起轰动，连印三版，周汝昌也随之名扬海内外，“营缮郎”周祜昌却依然隐身幕后。

　　周汝昌当时虽已在燕大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但他的国学底子还没有后来那样深厚。在1976版《红楼梦新证·重排后记》中他说，“研究院给我开出的经史子集的长篇必读书目，我是一本也没有真去读”，并预料自己“大抵不能卒业”，他后来果真因跟不上被劝退。尽管周汝昌在回忆中并没有提到胞兄对这本书的作用，但从一般常理来推测，这本书也多少吸收了胞兄的研究成果。

　　抄录甲戌本副本后，周祜昌一心要完成恢复《红楼梦》原貌的宏愿。此时，他在天津一所中学当教员，利用暑假赴京，年复一年地奔波于各大图书馆，十余个古钞本逐句逐字对照抄录，假满回乡后再校核异同，排列整理、重誊在尺多长的大会校本上，积年累月达八十余册，千余万字。

　　但是，这些心血都在“文革”中被尽数烧毁。“文革”结束后，周祜昌不顾年高多病，以“为曹雪芹活着”的心态，“从头再来”，直至1986年完成定名为《石头记会真》书稿。此时，周汝昌已双耳失聪多年，视力已弱近盲人，几百本书稿、每本数百页，皆胞兄一手亲为。周汝昌说：“他的后半生，可说就是为了《石头记会真》一书而奋斗到底的。”周汝昌的儿子对此也感慨万端：“何谓痴？一生无欲无求，只为一个信念，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1985年，以周汝昌和周祜昌联名的《石头记鉴真》出版，周祜昌第一次从幕后走向读者；《石头记会真》全书的出版则在2004年，其时周祜昌已谢世12年。拿到样书时，周汝昌写下悼亡兄诗：“携手从事，誓志唯坚……今日见书，五十四年。亦喜复悲，展卷泫然。兄当含笑，英灵在天。”

　　在胡适的光环与阴影下

　　1947年周汝昌发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一文后，胡适即在报上公开复信，赞赏其研究。其后，两人书信往还7封；胡适甚至充当了周汝昌的“书童”，为他提供了甲戌本《红楼梦》等难得一见的资料。周汝昌对《红楼梦》的研究就深深地印上了胡适的烙印。

　　那时的胡适，是学界泰斗，能对人说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是相当的荣耀；周汝昌得到胡适这样的青睐，可以说是一种荣幸。但这种荣幸很快就变成周汝昌人生中的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