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为何政变多？

　　泰国军方9月19日晚发动政变，以陆军总司令颂奇为首的军方控制了首都，而人在联合国出席会议的总理他信则被废黜。这是泰国自1992年后的第一次军事政变，虽然人民对推翻贪腐的他信政权予以了热烈支持，但是，军事政变无疑是一剂毒药。

　　东南亚军人干政频繁

　　和很多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的军人政治长达几十年，有着军人干政的传统。在此期间，发生军事政变的次数几乎与民主选举一样多。从1932年起，泰国共发生了二十四次政变，其中军事政变十七次。军人直接执政八次。截至1992年的六十年时间里，泰国政府有五十一年被控制在军人或者军人背景的政治家手里。

　　与泰国有着相似状况的菲律宾也饱受军人干政的困扰。自1980年代以来，军事政变就如同家常便饭，仅阿罗约自2001年上台以来，就化解了两百多起军事政变。

　　为何这些国家政变频繁？

　　从表面来看，有几个主要原因。首先，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推行的是美式民主体制，但本国的经济发展基础、民众教育水平等远远达不到实施西方民主的基础要求。其次，政局不稳以及经济踏步不前也使得政变频繁。菲律宾8500万人口的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国家所谓的民主也只是有钱人的民主，普罗大众的民主权利则无从谈起。在泰国，由于他信家族向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出售大部分股权，反对派组织要求他信下台。他信于2月24日宣布解散国会下议院，并重新举行大选。然而，由于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是泰国第一大党，选举不能充分反映民主，因此，尽管他信获胜，但大选仍被法院以“存在舞弊行为”宣布无效。泰国政治局势再度陷入泥潭。

　　可以说，经济、民主基础薄弱，政治体制不健全，以及军队干政的传统是引发动乱的直接导火索。

　　泰国民众接受军人干政

　　1992年发动政变的军人领袖苏钦达下台之后，泰国从军政过渡到民主政治，成为东南亚乃至亚洲的民主样板，被视为亚洲民主转型的典范。因此，这次政变被批评为泰国乃至东南亚的民主倒退。美国布什政府谴责军事政变并宣布中止两千多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用于军事培训、维和行动、采购军火和反恐方面的援助资金。美国国务院指出，一旦泰国恢复民主，就会恢复这些援助。

　　但政变发生后，国王普密蓬敦促所有国民保持平静，公务员应该要听从颂奇将军的指令，并签署御令，委任颂奇为改革委员会主席。王室支持颂奇，其关键在于政变没有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

　　有调查显示，泰国84%的民众接受这次政变。这说明，泰国人并没有完全将民主看做是政治生活中首要的、基本的原则。在他们看来，军队和政变是正常的政治途径，是可以接受的选择。也说明，在泰国以及类似国家的政治文化里，民主还没有成为根深蒂固的政治信仰，宪法、法律没有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民主居于“一种可能的选择”的次要地位。

　　虽然发动政变的陆军总司令颂奇表示要尽快还政于民，但军人干政的梦魇恐怕会成真。临时宪法起草者之一称，军政府在宪法中给予自己罢黜总理和内阁成员的权力。根据宪法草案条文，军方领袖可以推翻政府而“完全免罪”。

　　西方以军队国家化

　　有人说，20世纪是民主与专制大搏斗的年代。民主与专制的较量中，军队一向扮演着重要角色。不可否认，军事政变曾起过进步作用，这种政变的目的在于反击外国侵略或改变皇朝统治。比如埃及纳赛尔作为军中“自由军官组织”领导者，发动政变推翻法鲁克王朝是军事政变推动历史前进的例证。不过，由此建立的军人政权或文人政府，不管有没有民选形式，它的独裁本色是相当浓厚的。

　　军队国家化和政治中立化是西方民主国家不可动摇的规则。它的标志有三个：一是文官主军，武官治军。国防部长由文职人员担任，总司令通常是总统兼任。军队重大决策，包括军事战略和重大军事行动最高决策权、军队预决算，掌握在文职人员手中。二是军队专职化，军人不得经商。三是政治中立。政党退出军队，军人不得组党或参加党派。军人不得竞选议员、进入议会。这就是民主对军队的制衡，没有这种制衡，民主便没有保障。

　　以美国为例，美国军队的常务管理归国防部长，总司令、三军统帅由总统兼任。而总统和国防部长都出自文官系统。军人专业集团集中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战时才由总统任命前线指挥官。指挥权在政府而不在军人，取消了军人发动政变的制度条件。任何政党不得建立在军队里，军人从政必先退役，所以军人无法问政，问政无法从军。艾森豪威尔和鲍威尔都是脱下军装才得以实现政治理想。

　　此外，美国纵向三级分权：总统、州长、市长各由选民选举产生，互不负责、互不节制。这也有效防止了政变发生。即使是总统和将军企图动用军队干预政治，军队也不会服从。因为总统和将军只能在宪法范围内行使军事权力，一旦企图超出宪法范围利用军队，军人就会从军事机器的零件变回公民，起身捍卫宪法。这就是递进民主制度，递进民主制以其“理性的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的性质实现节制，在这种体制下使用暴力的逻辑和使用贿赂的逻辑一样。

　　因此，在民主制度成熟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在战后都不曾有泰国式的军事政变发生。这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谴责泰国军事政变是民主倒退的根源。

　　中国党指挥枪稳定军队

　　在泰国发生政变之后，有些人发出了中国会不会有军事政变的疑问。在吴庸的《军人干政与军事政变》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军政体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军政体制最大的不同是：军队归属于一个党，这个党具有控制军队的强大权力，党组织在军队各级以政委、指导员身份掌握政治方向，实施监督，各级军事指挥员接受同级党组、党委、支部约束，这就是‘党指挥枪’。另一方面，党之所以能够开辟地盘、坐稳江山，主要是依靠枪的贡献。有了枪才有一切，包括党的生存和扩大，这又是‘枪造就党’。枪与党是一而二、二而一，有人概括为：能够指挥枪的党是有枪支持的党。此语简练而传神。”

　　中国的军事制度规定，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插手、过问或处理军队问题，更不允许擅自调动和指挥军队。规定禁止除共青团之外的其他任何党派、政治团体、政治组织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而七大军区首长的定期轮换制度，也可以避免“藩镇割据”的状况。

　　从另一方面来看，随着中国改革的逐渐深入，形式上也基本实现了军队的“国家化”。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尽管都身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职务，但却都是文人出身，与“文官主军”的原则正好契合。当前中国的政治核心集团———中央政治局常委当中也没有一人是军人出身。军方也明令禁止军人经商，军队实行合同制等等。这些都与西方国家的“军队国家化，政治中立化，军人职业化”相似。因此，虽然中国实行“党指挥枪”的制度与西方不尽相同，但在避免军事政变上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上可看出，军事政变并非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军人干政的国民接受度、军队在政治上的介入度、解决政治问题的非军事渠道畅通度以及对军权的掌控程度，才是酝酿军事政变的温床。

　　（李益）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