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买农药助母亲自杀 其妹怪母自私不顾及他人

　　【采访人物】

　　邓明建

　　华述英 邓明建的妻子

　　邓明芳 邓明建的二姐

　　邓明珍 邓明建的大姐

　　邓明友 邓明建的弟弟

　　李洪仁 邓明建的舅舅

　　曾秀梅 化肥农药专卖店

　　唐承奎 邓明建的辩护律师

　　刘建明 邓明建的同事

　　黄元胜 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局石碁镇派出所副所长

　　王 姗 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检察员

　　邓玉昂 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卫生院退休医生

　　邓明仁 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金子山村原村委会主任

　　麦雄杰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副庭长

　　【正文】

　　同期：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请法警带被告人邓明建押上法庭。

　　同期：被告人邓明建故意杀人一案，经过本院两次庭审，案件事实已经查清，而且证据确凿、充分，并经合议庭评议，本院审判委员讨论决定：现在对案件进行宣判被告人邓明建起立听判。

　　解说：站在被告席上的邓明建涉嫌杀害的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早在去年案发之时，这个事件就被冠以孝子弑母的悲情故事出现在各种媒体上。

　　记者：在这起故意杀人案中，死者是一位73岁的老年妇女，而被告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生儿子。案发时，母亲因为不堪忍受常年的病痛之苦，要儿子去买农药，喝药以后母亲死亡，而照顾母亲多年人称孝子的儿子，却因此成为了杀人嫌犯。那么，这场所谓的孝子弑母的悲剧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在它的背后又藏着当事人什么样的个人经历？而从我们的社会当中又可以发现除了个人因素之外什么样的缺失和不足呢？

　　解说：邓明建是四川省阆中市人，今年43岁，小学没有毕业。他和妻子在广东番禺打工谋生，邓明建在老家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母亲因为患有脑中风、类风湿等疾病，二十年来生活一直不能自理，2010年父亲去世后，邓明建将母亲从四川老家接到广东，一边打工一边照顾，直到2011年5月16日悲剧发生。

　　案发之后，邓明建第一次面对媒体讲述事情的经过。

　　记者：那一天是一个星期一，那天你上班吗？

　　邓明建：上。

　　记者：你是一般几点上班？

　　邓明建：7点20分。

　　解说：邓明建告诉我们，几天前他的母亲坐在板凳上自己摔了两跤，疼痛难忍。5月16日上午，他到公司请假，要带母亲去镇上的医院看病，不到九点他回到家，但是情绪差到极点的母亲拒绝去医院，反而要他帮忙去买农药，73岁的老母亲下定决心要自己永远结束病痛。

　　邓明建：我问她去不去医院，她说不去医院，她就一下子抓着我的下身，她就要我给她买农药喝，她就一把抓住我的两个蛋，痛死我了，她说我不答应她的条件，她就不放手，要答应了才放手，她说我不让她死就捏死我。

　　记者：抓你抓了多长时间？

　　邓明建：抓了几分钟，抓了很痛，要命的疼。

　　记者：一定要让你答应她？

　　邓明建：是。

　　记者：然后你呢？

　　邓明建：我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解说：在答应帮助母亲购买农药以结束生命的要求后，邓明建骑上电动车出了家门，直奔大约3公里外的一家化肥农药专营店，从警方后来调取的监控录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9点06分邓明建来到了农药店外。

　　记者：以前在那儿买过农药或者其它的东西吗？

　　邓明建：以前没有，以前只是路过那里，买菜路过那里。

　　解说：那天接待邓明建的是店里的老板娘，由于案发之后警方曾来此做过调查，所以她对去年5月16日发生的事情记忆犹新，她记得邓明建进店后便说要购买菜地里的灭虫药。

　　曾秀梅（化肥农药专卖店）：他说喷菜用的，要毒性大一点的。

　　记者：但到底买哪种农药？

　　邓明建：我们家里就是打虫的农药，她就跟我拿了（两瓶）。

　　解说：后来的尸检证实邓明建的母亲是呋喃丹中毒死亡，而呋喃丹正是这两种农药的主要成份。

　　记者：他知道怎么用吗？

　　曾秀梅：（我告诉他）知道就一半兑一半，（一亩地）加三十斤水。

　　记者：勾兑起来有什么变化呢？

　　曾秀梅：就厉害点，厉害点，虫就死得快点，厉害点了。

　　记者：毒性更大是吧？

　　曾秀梅：是啊是啊，毒一点。

　　解说：整个买药过程只有三分钟，9点09分，邓明建拿着买好的农药离开药店，回到家里，他将两瓶药勾兑后放在了母亲的床边。

　　邓明建：回家以后，（母亲）她说买到没有，我说买到了，我就放在地上，我就上了一个厕所，她就抓住了，她就要喝。

　　记者：你当时买药的时候，你就打定主意肯定要给她喝，还是先买回去，但是尽量地不给她喝？

　　邓明建：没打算给她喝。

　　记者：如果说你不想让她喝的话，你为什么还要把这两瓶药兑在一起？

　　邓明建：卖药的说要兑着用，我就听她的，她说兑着用，我就兑着了。

　　解说：邓母自从二十年前患脑血栓偏瘫之后，只有左侧身体还能活动，依照邓明建的叙述，他的母亲从床上侧下身来抓住了已经勾兑好的农药瓶。

　　记者：她抓起瓶子就要喝吗？

　　邓明建：是，她抓起瓶子，她让我给她打开，给她喝。

　　记者：如果你不给她打开那个瓶子，她自己能够打开吗？

　　邓明建：她能打开，她要我打开。

　　记者：她能打开，还为什么要你打开呢？

　　邓明建：她要我打开，她什么都要我做。

　　记者：能做的时候也是让你去做？

　　邓明建：是，没办法。

　　记者：然后你打开了吗？

　　邓明建：我不给她打开，她想吃掉我，她要一口吃掉我，她脾气很暴躁，我们家里都是她说了算，什么都是她说了算。

　　解说：邓明建说，他在母亲强令之下打开了农药瓶的瓶盖，随即母亲自己喝下了农药。

　　记者：然后她当着你的面喝的？

　　邓明建：我不要她喝她要喝。

　　记者：喝了几口？

　　邓明建：喝了三口。

　　记者：你当时有没有一种想法，阻止她，把瓶子夺过来？

　　邓明建：夺了，夺不动，夺了。

　　记者：你要真想夺的话，以你的年龄，以你的身体状况，应该可以夺下来的。

　　邓明建：什么都要依她的，我作不了主，什么都要听她的，她说这次一定要死的，她活着遭罪，难以忍受，真的是难以忍受，很多病。

　　解说：邓明建告诉我们在喝了三口农药之后，他的母亲很快就停止了呼吸。

　　记者：在你答应你母亲，你准备给她买药，再把它买回来，然后再去勾兑，整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犹豫过我不能这么做？

　　邓明建：当时没想到这些，也不知道就是犯罪，也不知道。

　　记者：当时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

　　邓明建：什么都想不到，当时，只知道听她的要求，听她的话。

　　记者：母亲最后也走了，你当时心里什么感觉？

　　邓明建：当时我感到心里很痛，心里很痛。

　　记者：你一个人面对着母亲待了多长时间？

　　邓明建：待了十来分钟吧，差不多。

　　解说：邓明建擦干母亲嘴角边的农药，把农药瓶扔进了屋外的垃圾桶，便给正在上班的妻子打电话，要她请假回家料理母亲的后事。

　　华述英（邓明建的妻子）：11点钟打电话给我，说妈妈走了。

　　记者：当时你老公在电话里面，没有跟你说是他买的农药？

　　华述英：没说。

　　记者：然后他老妈给喝了，没说，他完全没有提？

　　华述英：没提。

　　记者：当时他跟你的解释老妈突然得病走了，你当时觉得他说的是真话吗？

　　华述英：我觉得是。

　　记者：你进屋看了一下老母亲吗？

　　华述英：没敢靠近看，只是远处看了一下。

　　记者：你怎么不近处看一看呢？

　　华述英：我怕，我看到妈妈睡在那里，被子就盖到脖子这个地方，跟平时睡觉一样。

　　解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远远超出了邓明建的生活经验，夫妻俩不知道怎么给老人办丧事，便骑车去找同事刘建明，刘建明的妻子和邓明建是老乡，这是他在异乡惟一能够求助的人。

　　记者：邓明建过来跟你讲，他母亲走了到底怎么走的，他有没有说？

　　刘建明（邓明建的同事）：我也没问，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因为她已经病了，而且那几天，她已经不能行动了。

　　记者：那天他到你们家的时候，表情神态有什么跟往常不一样的地方吗？

　　刘建明：没有，因为他不太讲话的，最多也就是一个笑容。

　　解说：刘建明打听到殡仪馆必须要有警方开具的死亡证明才能火化尸体，于是他给当地派出所打了电话，正是这个电话，使得此事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去年5月16日中午，番禺区石碁镇派出所接到了刘建明的电话后，立即派人赶到南浦村，邓明建夫妇和他的母亲，就租住在此地的，一间两居室内。

　　记者：他报案的是什么内容呢？

　　黄元胜（广州市番禺区公安局石碁镇派出所副所长）：他同事的母亲在家里死亡，要公安机关出具死亡证到殡仪馆。

　　记者：这种情况都是由公安机关来出这个死亡证明吗？

　　黄元胜：是，我们都是去现场看一下，因为人命关天的事，不是你说死了就死了，我们还要去看一下。

　　解说：时隔一年，房间已经转租他人警方只能在屋外向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形。

　　记者：有变化吗？跟当初你们来的时候，这个门口没变化？

　　黄元胜：没变化。

　　记者：他们住几层？

　　黄元胜：就是楼梯底，算一层吧。

　　解说：黄元胜告诉我们他们刚刚走进房间就发觉情况可疑，一股强烈的农药味，暗示着邓明建的母亲并不像电话中所言是自然死亡。

　　黄元胜：一进来的时候就有很重的农药味。

　　记者：在外屋的时候就闻到了？

　　黄元胜：很刺鼻的味道。

　　记者：当时邓明建他的表情神态怎么样？

　　黄元胜：很平常。

　　记者：会有一些慌乱的感觉吗？

　　黄元胜：感觉不到。

　　解说：为查明真相，警方将邓明建带回派出所进行讯问，邓明建很快就承认，他的母亲是服用他购买的农药中毒身亡。

　　记者：当时很明确问过他吗？就是说你是否知道吃了这个药之后母亲会死？

　　黄元胜：他说知道，也是为了解决她的痛楚。

　　解说：2011年5月31日，番禺区检察院对邓明建以故意杀人罪，作出批捕决定，直到这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法律。

　　记者：你有没有想过，她让你买农药的时候，但凡你有一点勇气，不买，你母亲就不会死了，后来想过吗？

　　邓明建：就是听了她的话就是犯了这个错误，但是没想到这是犯罪，当时没想到，只是为了达到她的要求，去帮助她。

　　解说：邓明建，因为帮助母亲自杀而被捕的消息传到他的老家，亲人们纷纷为他鸣冤叫屈。

　　记者：你当时觉得怎么样很意外？

　　邓明友：也不觉得很意外，因为我妈叫我哥做什么事，（如果）不去做，她就在家里哭啊、闹啊、骂人啊，她就是那一种脾气。

　　邓明芳（邓明建的二姐）：我老妈她太自私了，她为了她自己走得安稳，就没顾及儿子。

　　记者：你怨你妈？

　　邓明芳：是，我怨我妈。

　　记者：你会不会不怨你弟弟？

　　邓明芳：我不怨我弟弟，我弟弟本来就是一个孝子，很孝顺。

　　记者：那可是你弟弟可以不给她真的买农药啊？你想过吗？

　　邓明芳：这个肯定是百分之百是我妈强迫他、逼迫他，逼得没奈何的情况下他才走的这一步。

　　也就是说妈要逼迫他走这条路，当了20年的孝子了，到头来还是走这一条路。

　　记者：二姐说她不怨弟弟，那大姐呢？怨不怨你弟弟？

　　邓明珍（邓明建的大姐）：我也不怨他。

　　记者：你能够原谅你哥哥吗，这种做法？

　　邓明友（邓明建的弟弟）：原谅，能够原谅他。

　　李洪仁（邓明建的舅舅）：（邓明建）这孝心是尽到的，最后听说就出了这么一个事情，我感到痛心，所以就是先跟你说的一生打工为爹娘，死后为母做牢房。

　　记者：假如说邓明建回到老家跟您见面了，您会怎么说他呢？

　　李洪仁：就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名誉买不回来了，我只有说这个话了。

　　解说：但是一个儿子怎么能够做出帮助母亲自杀这样的伦理悲剧呢？亲人们为什么能够谅解这个杀母嫌犯呢？这其中还会有怎样不为人知的隐情？我们在邓明建的老家做深入调查。

　　邓明芳：我妈那个脾气也古怪，我们也怕她。

　　记者：闺女还能害怕妈呀？

　　邓明芳：怕，都怕她，我们几个姊妹。

　　邓明珍：哦，打起来还不准我们叫唤，越哭越被打，稍稍不满她的意就打人，抄起手边的东西就打，庄稼地那种有几个棱棱的棒子，拿起来冲着脑袋就打，打得你啥时求饶，才不打你。

　　解说：多年以前，邓明建的爷爷就卧病在床，老实巴交的父亲因为身体残疾，不能做重体力活，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在子女的印象里，母亲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性格强势甚至有些霸道。

　　华述英：我老公买了一个风扇，很小，80块钱，买回来我妈妈打了我老公一巴掌，她说我老公钱乱用，好像这个意思，弟弟还没结婚。

　　记者：嫌他乱花钱？

　　华述英：嗯，嫌他乱花钱。

　　记者：当时买电风扇是给谁用的呢？

　　华述英：他说热，放在桌上都扇。

　　记者：大家都扇是吧？

　　华述英：是。

　　记者：也不是只给你们小两口买的？

　　华述英：没有。

　　记者：打哪儿了？

　　华述英：打脸上一耳光。

　　记者：当时你老公什么反应？

　　华述英：他生气就走了，没吃饭就走了。

　　记者：他会辩解一下吗？

　　华述英：没有。

　　记者：假如说母亲打骂，打错了骂错了，也不想顶一句嘴吗？

　　邓明建：不敢。

　　记者：你那会儿已经是成人了，你也不敢吗？

　　邓明建：顶嘴她更加发火，火更大。

　　记者：那更加发火，会发到什么程度呢？

　　邓明建：就骑在我身上，按住我的头，掐着打，打我的背。

　　记者：你长大以后也这样吗？

　　邓明建：嗯。

　　记者：你曾经恨过你母亲吗？

　　邓明建：不恨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没恨过她。

　　记者：你觉得打你骂你是应该的？

　　邓明建：是，应该打。

　　解说：1991年，邓明建办完婚事的第二天，母亲突然得了脑血栓，当时母亲才五十出头，这个年纪在他们四川老家正是脑血栓病的高发期。

　　记者：当天得病的时候，你还记得吗？是什么样的症状？

　　邓明建：记得，嘴巴就歪到一边去了，话也不能说，就哇哇地闹，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就乱叫，像哑巴一样哇哇地闹，要靠猜，猜中了她就不叫，没猜中就继续叫。

　　解说：仅依靠家里一亩多山地的粮食产出甚至连温饱都无法维持。1995年，妻子华述英来到广州打工，邓明建没有一起跟来，他要在家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

　　邓明建：上厕所都要我抱她，大小便、擦屁股，要我抱她，穿衣服、脱衣服、洗澡、洗头、梳头、剪指甲，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邓明珍：他是个孝子，说老实话，就是说（母亲）她没法解大便，（邓明建）专门给她做个架子，我们回娘家来看妈妈，看到他给妈妈倒马桶，他都还在笑，我们从来没倒过。

　　记者：你们没倒过？

　　邓明珍：我们没倒过，都是他，我亲眼看他给妈倒马桶，他倒了还笑，他根本没发过脾气。

　　记者：你们都没倒过，但是对他来说是每天，一年365天？

　　邓明珍：是啊，把妈妈伺候得很好。

　　解说：邓玉昂曾经是金子乡卫生院的院长，也是邓家的远亲，从邓母发病到离开四川前一直帮助邓母看病。

　　邓玉昂（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卫生院退休医生）：她原来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这个脑血栓，她得了脑血栓这个过后可能就是这个病情引起手脚都颤抖，抖得不能做任何事情，即使叫人帮忙按着也还是在抖，一直是这样地抖，有好些年都是这个样子；再一个，她经常头昏，可能也是高血压引起的。

　　邓明珍：她说我只要一感冒，她说浑身上下疼得像刀割一样，她说那个腿肚子抽筋，腿肚子抽成一个凹槽，那个脸都被抽得疼，那个脚板还长鸡眼，年年都要割一遍，割得非常深，割得很大一个洞都见到了骨头，她都疼得要命。

　　邓明芳：割了以后，又长了一个包，她就没法走路，没办法走路。

　　记者：据您观察，这个病人就是邓明建的母亲，她对病的承受程度到底怎么样？是不是反应很明显、很强烈的那种？

　　邓玉昂：她得病后，刚开始能说话的时候就非常恼火，人四肢无力，又没有精神，非常痛苦，精神不好，又非常（疼痛），后来能走的时候，她经常说，恼火得很，她说到处都痛，浑身到处都痛。

　　解说：我们了解到，由于承受不了长年的病痛折磨，邓母在老家时就经常与旁人提起要自杀的想法。

　　记者：就是您在跟她接触的时候，她有没有流露过那种觉得前途无望情绪很低落的这样一种情况？

　　邓玉昂：情绪很低落是有的，非常恼火，死也死不了，恼火。

　　邓明珍：妈妈经常和我们说，她说你们身上不疼，你们不知道那个痛苦，我多活一天多遭一天罪，多活一个月就多遭一个月的罪。

　　邓明芳：有几次在家里疼得受不了了，让爸爸去买农药，爸爸不去，她就打爸爸了，爸爸关节痛，走也走不动（只有让她打），打过好几次。

　　记者：像你们家里面也有地，自己家里面是不是也存了一些农药？

　　邓明珍：有，都藏起来了，藏了，爸爸在农田打完药之后都把农药藏起来，不让她看见，藏得远远地。

　　记者：假如不藏的话真的会有这种想法吗？

　　邓明珍：是。

　　记者：真的会拿去啊？

　　邓明珍：妈的那个性格，她说到就要做到。

　　邓明芳：她那个性格，就是说她想好了就没法改变的，就是那个性格。

　　解说：乡邻们对邓明建这个大孝子的印象，后来都写成了书面材料，并在开庭审理时作为证明邓明建，并无杀人动机的证据，但是如何去理解这个孝子当时帮助，母亲自杀时的心境呢？

　　唐承奎（邓明建的辩护律师）：他跟我讲，刚开始以为我妈要死，只是去买了一下农药，没有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他跟我讲，他母亲也是害了他，他都有这样的心理。

　　记者：但是这一点，也是好多人很难理解的地方，一个成年男人他也认为他自己很孝，而且他有一种很明确的说法，我希望我妈多活几年，但是他这个行为直接却是夺去了他妈的生命，这是太明显的矛盾？

　　唐承奎：他内心一直都是比较纠结矛盾的，就像他也跟我有讲，一方面他说如果不孝顺的话，母亲早就去世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他的孝顺，他的顺从，他心里很软弱，他妈在他心目中，就是很强势的角色，所以当（他母亲）那天早上那么强势的情况下，他真的就退缩了他的底线，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是能够理解他内心的矛盾。

　　解说：媒体在报道这个案件时也都突出了邓明建是个孝子的背景，由此引发了公众的同情。那么，法律真的可能赦免这个孝子吗？

　　同期：判决如下：被告人邓明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解说：这个判决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在今年年初一审开庭时，辩控双方都提出了对邓明建适用缓刑的建议。显然，法官在判决时也考虑了这样的量刑意见。

　　记者：在这个案子的庭审过程中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控辩双方都主动提出对被告实施缓刑。

　　王姗（广州市番禺区检察院检察员）：对，我们通过对他认定故意杀人罪就是在国家意志层面对这种行为否定性的评价，也就是说对这样一种帮助自杀的行为，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予以谴责，是不允许的，这样是我们在罪的层面最后认定；在罚的层面，我们在这个案件里面考虑了犯罪动机，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等等，就是您所说的情的因素，然后选择了建议适用缓刑这样的一种方式。

　　记者：你怎么能感受到他的心里边是在后悔，哪些东西能体现？

　　王姗：我当时问过他，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你的亲生母亲，你将要面临的是我们以故意杀人罪来起诉你，故意杀人的对象是你的亲生母亲，我当时这样问过他，他整个的反应是觉得没办法面对这个事情，没办法面对我的提问。

　　记者：最后这个邓明建的案子是判三缓四，这个结论最后是怎么得出的？

　　麦雄杰（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副庭长）：案发前（邓明建）一直照顾母亲20多年了，而且在患病期间，这个老太太都提出过寻死自杀这个念头，案发当天也是因为这种情况，被告人才遵从了她的意愿买来农药帮她自杀的，后来又有众多的亲友求情，这些方面我们觉得它还是区别于其它恶性非法剥夺他人生命那些故意杀人行为，就认为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形。

　　记者：但是如果说是比较轻的判决，会不会起到维护法律尊严这样一种警醒的作用？

　　麦雄杰：因为定罪已经是对一种行为最严厉的否定了，对社会公众起到引导教育作用的，至于轻不轻判，那还是要根据具体个案来评判吧。

　　解说：自从5月30日，从看守所回到家里邓明建每天都会被记者包围，甚至连上街买菜都要被摄像机追踪。

　　邓明建：人家用一种眼光看着你，到下面去买菜，都有很多人看着我，这样子他们还拍那个录像，很多人看着我，他们在电视上看着过，他们说就是我就是我，一出去他们说就是我，中午到外面去吃饭，他们也说就是我。

　　记者：这个时候，你自己心里觉得是一种什么感觉？

　　邓明建：只是怪我自己没读过书，不懂法律就犯了这个错误。

　　解说：邓明建夫妻现在租住的房子是妻子在事发之后新租赁的一座两层简易楼房，被分割成若干个单间，不足8平方米的空间里集中了卧室、厨房和厕所，月租金100元。像这样的房间邓明建夫妇曾经住过十年，那是在2000年，妻子每月几百块钱的收入，实在无法维系儿子的学费和母亲的药费，无奈之下邓明建也来到广州打工，自此照顾母亲起居的任务交给父亲。

　　记者：明建出去打工这么多年，当初老妈没接走的时候，他会寄些钱回来吗？

　　邓明芳：寄啊，每月都寄钱，只是说有时候厂里不发工资了，刚出去的时候，厂里的效益不怎么好，他没有钱，他在朋友亲戚那里借一些钱，给爸爸妈妈寄回来。

　　记者：那每个月寄多少？

　　邓明芳：他分拿工资多少，刚开始寄几百块钱，后来就寄一千块钱，他都是这样，多就多寄，少就少寄。

　　解说：2010年父亲去世给这个家庭当头一击，母亲何去何从成为摆在邓明建心头的一大难题，当时邓家请来了家族中一些有威望的亲人来参加这个家庭会议。

　　华述英：在（回广东）头一天，把两个姐姐两个姐夫和弟弟弟媳妇，我们在一起吃饭，（邓明建）就说听听他们的意见，妈妈若是跟两个姐姐生活在一起，我们出生活费，若是跟弟弟生活，我们也掏生活费。

　　李洪仁：我记得是拿500块钱，一个月拿500块钱（生活费），弄来弄去，老大是个姐姐，她也有一个家，她说这个事情不好办，而且（邓母）她得病时间久了心情有点暴躁、脾气非常大，这几个儿女对她好像稍微有点儿嫌弃她了。

　　邓明建：他们不答应，不答应，我妈当时还哭了。

　　华述英：妈她想了半天，说要跟邓明建，她说她要跟着建娃子去（广东）。

　　解说：为了让母亲能够住得舒服一些，邓明建改租了一间两居室，租金变成了200元。在这里，邓母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后一年，当工友们在休息时间玩耍聊天时，邓明建总是在家中为母亲忙碌，从穿衣洗澡到一日三餐全都依照母亲的心愿去做。

　　记者：其实你妈心里边还是愿意跟你在一起？

　　邓明建：是啊，她只能跟我在一起。

　　记者：来到广东以后，老太太有没有说想家要回老家？

　　邓明建：她说过一次好像。

　　记者：你给家里打过电话？

　　邓明建：我打过，给姐姐她们打电话，我说妈想回来，怎么说，她们不接受。

　　记者：那这个老妈这么天远地远的跑到广州，跟着这个大弟弟生活，你们当时放心吗？

　　邓明芳：我们放心啊，他两口子对妈都很孝顺。

　　解说：在采访中我们发现，虽然家中有兄弟姐妹四人，但赡养母亲的重任始终只有邓明建一个人在承担。

　　记者：就是你的兄弟姐妹有四个人，但是你觉得他们不管？

　　邓明建：他们家里面也有老的，有小孩，他们要照顾他们的家，怎么叫他们去照顾母亲？让他们（出赡养费）？所有都不可能的。

　　记者：那他们不愿意管原因是什么呢？比如你的两个姐姐？

　　邓明建：她说她们是打发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什么都不管了。

　　记者：那你的弟弟怎么看母亲呢？

　　邓明建：因为他娶过两个媳妇都跑了，心里面什么都空了，到外面去给别人上门就跟嫁出去的女儿一样，嫁给别人了，所以就跟那些女孩子，嫁出去一样了。

　　记者：一般都是邓明建，一个人来扛的话，他有没有跟你们也说过，说你们这个俩姐姐包括弟弟，你们也给我帮个忙什么的？

　　邓明珍：他晓得我们在农村，就是女子出了嫁，（赡养父母）就是儿子的责任了，我们农村就是这样，我们要赡养我们的公公婆婆。

　　解说：邓明建的老家很偏僻从县城乘车走三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深山中的这个村庄，这是个有六七百人的山村，大多数人家都姓邓，邻里之间就是由这种或远或近的亲戚关系维系着，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些乡土习俗，也是许多家庭的行为准则。

　　邓明仁（四川省阆中市金子乡金子山村原村委会主任）：我们这儿的风俗习惯赡养父母都是由儿子负责，他家的这样情况，赡养义务只有落在邓明建身上。

　　记者：有时候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其实也挺需要他们的帮助的，都是亲姐弟，会有这样的时候吗?

　　邓明建：没有这个想法。

　　记者：没有？你就觉得应该自己完全承担？那有没有你自己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

　　邓明建：力不从心，反正自己也要撑下去，没办法，撑不了也要撑。

　　解说：邓家的土坯老房子即使在金子山村也是相当破旧，由于父亲在前年去世，母亲跟随邓明建去了广州房子再也没有人住过。

　　记者：老房子多少年了？

　　邓明芳：50多年了。

　　记者：你们姐弟几个全在这出生的？是吧？

　　邓明芳：是。

　　记者：谁盖的房子当初？

　　邓明芳：最初是爷爷他们盖的，当初盖的是草房，后来我爸爸妈妈带着我们重新建了。

　　记者：这边看着还都是土坯的？

　　邓明芳：嗯。

　　解说：邓明建家一直是村里有名的贫困户，而家中顶梁柱的母亲突发脑血栓，更是加剧了这个家庭的困境。

　　记者：没有想带她去医院去看一下？

　　邓明建：想是想过，就是经济困难，也想过经济困难，没钱，我们家里很穷。

　　记者：你们家里边主要收入靠什么？

　　邓明建：我们那边是大山、峡沟，山上是庄稼，山下也是庄稼，就全靠挑稀粪去种庄稼粮食。

　　记者：还记得吗？当时20年前，当时家里边的收入是多少？

　　邓明建：那个时候要是风调雨顺就能产两千斤粮食一年，那时候粮食又便宜才两毛钱一斤，什么都卖不到钱。

　　解说：从2003年开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逐步在全国各地铺开，但是邓母似乎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医疗保障。

　　记者：现在在农村也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比如新农合，你母亲看病吃药的钱，能够有一些相应的报销吗？

　　邓明建：没有报销。

　　记者：治病这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补偿？你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

　　邓明建：没有补偿。

　　记者：从来没有报销过有关医疗方面的钱？

　　邓明建：没有都是自己掏的。

　　记者：你问过其他人吗？大家都没有，还是你没有？

　　邓明建：他们有钱就买了，经济困难没有买。

　　记者：那要买的话一年要花多少钱？

　　邓明建：不知道。

　　记者：你也没有问过？

　　邓明建：没问过。

　　记者：那为什么老妈得病，不用那个（新农合）呢？至少能解决一点困难。

　　华述英：要住院才报销，不住院不报销。

　　记者：你婆婆的病严重到那个程度，其实早就应该住院了？

　　华述英：后来不知道爸爸在家里有没有报销，你不上医院住院，报不了钱。

　　记者：比如说半边风、中风这样的病，一般来说在农村村里边都会怎么办？

　　邓明仁：就是像中风、糖尿病、高血压、脑溢血，村里有些得了这些病的人也没有人管，都不在报销范围之内的，都是自己家里在管。

　　解说：在邓母离开老家前，邓家享受过一年低保每个月能有三十元的低保收入，除此之外邓明建每个月都会给父母和儿子或多或少地寄回几百元的生活费，邓母并不是没有钱参加一年只需要几十元的新农合。我们了解到，在金子乡这样偏僻的山村人们习惯性地认为一旦得了脑血栓这样的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康复的疾病，只能听天由命。

　　邓明芳：我婆家那个村里有三个老头，一个老婆婆，四个人中风都只支持了一年就死了，那些儿子就说哎呀不管他，反正看不好，就没有人管他，挨着我们家的第一个院子一个老婆婆，养了五个女儿两个儿子，中了风没人管她，她孩子说她已经那么大年纪了，他妈也有60多岁了，跟我妈妈同一年中的风，她还是先中的风，只支持了一年就死了，中了风没人管她她瘫在床上，给她吃了点感冒药，看不好就不管她了。

　　解说：邓母生命中的最后一年是在广州度过，邓明建告诉我们他曾经有几次向母亲提起要去大医院看病，他心目中的大医院就是他所租住的石碁镇镇医院。

　　记者：后来到了番禺以后，有没有带老妈去哪家医院正经八百地去看过？

　　邓明建：我就想带她去，她不去。

　　记者：你当时心里准备带她去哪家医院呢？

　　邓明建：就是去石碁。

　　记者：像你刚才讲，他现在的收入水平是不大可能把母亲送到大医院去做这种正规的治疗？

　　刘建明（邓明建的同事）：做不了。

　　记者：像在这种情况下，他有没有跟厂里边提出一些求助？

　　刘建明：没有，这都没有。

　　记者：如果说他真的提出这种求助的话，厂里边会有办法吗？

　　刘建明：他也没有说，没有跟工厂提出来，他也知道我们这个企业一个独资的，老板是外资的，说句不好听的，也不是慈善机构，这一点大家都理解。

　　记者：所以有压力只能自己扛着？

　　刘建明：是。

　　解说：患病将近二十年，邓母从来没有去过正规医院做过治疗，而在给邓母看过病的郎中里邓玉昂是惟一一个有行医资格的医生，至今他还保留了十几年前为邓母开的药方，配伍的都是一些活血化瘀的中草药。

　　邓玉昂：我记得每次开药，好像是几块钱，比较贵的大概是十几二十块钱一次，所以这些年来药费就是要花几万块钱。

　　记者：我们可以做一个不大可能的假设，假如当初邓明建的母亲到一些条件更好的大医院得到住院治疗的话，可能预后会好一些？

　　邓玉昂：是，好一些。

　　记者：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

　　邓玉昂：哦，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后遗症，这是肯定的，幸好她还能活那么多年，虽然是加重了负担，但是她还是生存下来了。

　　记者：你妈妈喝了农药以后，给你留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刘建明：她就说了一个谢谢。

　　记者：你怎么理解这两个字？

　　刘建明：谢谢，她就说我听了她的话，达到了她的要求。

　　记者：以前老妈跟你说过谢谢吗？以前你那么照顾她。

　　刘建明：没跟我说过。

　　记者：那天这个谢谢是跟你说的惟一的一次谢谢？

　　刘建明：是，从来没跟我说过谢谢，最后一次说了一个谢谢。

　　解说：邓明建曾经上班过的鞋厂在番禺区石碁镇的南浦村，工厂在顶峰时有5000多名工人一间工厂带动一个村子是当地的普遍现象，这个鞋厂带动了旁边的南浦村，现在这个村子的外来人口有七八千人，像邓明建这样的打工者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与这个城市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只有在没有订单的时候才会有休息日，自己买菜做饭，基本上不关心自己身边以外的事情，工余时间打桌球是他们最大的娱乐。

　　记者：这个事情你从头到尾地看起来，纵观这个案子，它有很强烈的这种个人化甚至偶然性的因素在里边？

　　王姗：对。

　　记者：但是能不能把它归结为一种偶发事件？

　　王姗：我想可能对于他个人，对于他家庭来说，可能是一个个案的人伦惨剧，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所折射他身上的多维度的身份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在当下社会转型期这个特殊的弱势人群，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的压力所迫使他们做出来的选择。

　　记者：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尽孝多年的儿子，却成为法律上杀害母亲的罪犯，这样一个判决结果清晰地表明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它是不可触碰的，但是是否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就可以一判了之？心安理得？显然不是，毕竟邓明建一个人背起重负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得到来自家庭的、社会的足够地分担，而这一点也在清晰地提醒我们，法律制裁是底线，而在底线之前更应该考虑的是我们有哪些保障和关切是人们应该做，但是并没有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