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地位

　　比起其哥哥菲德尔.卡斯特罗，劳尔.卡斯特罗的个人感染力似乎要相形见绌，在2006年替代患病的哥哥、出任古巴党和国家临时最高领导人之前，他的光芒似乎一直被乃兄所掩盖，尽管他从1965年至几天前，总共当了45年的古巴共产党第二书记，是卡斯特罗时代古巴货真价实的“二把手”，一个绝不应被忽视的重要人物。

　　按照许多评论家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劳尔和菲德尔间反差太大：菲德尔辩才无碍，性格外向，富有强烈的个人特色和公众感染力，不管喜欢他还是讨厌他，都会对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劳尔性格内向、沉稳，形象中庸，说话慢条斯理，既缺乏感染力，也难以形成一呼百诺、欢呼不断的“广场效应”而这恰是菲德尔、格瓦拉等“革命一代”领导人所普遍具备的特质，正因如此，长期以来他被视作哥哥的管家、幕僚、附件和影子。

　　然而劳尔并非一个攀龙附凤的皇亲国戚，事实上，他的革命历史并不比菲德尔逊色。

　　劳尔1931年6月13日出生于家乡比容，小菲德尔4岁。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布莱恩.拉戴尔曾散布“研究成果”，称劳尔实际上是“某个带有华裔血统的巴蒂斯塔警察中士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母亲的私生子”，但这种说法捕风捉影，牵强附会，带有明显政治目的，显然不足为训。

　　上世纪50年代初，他在耶稣会的学校里就读，1953年，学校爆发反对巴蒂斯塔独裁的大规模学生运动，遭到当局严厉镇压，劳尔感到无法完成学业，就离开古巴，前往苏联、东欧游历。一些传闻认为，正是此次“铁幕后之旅”，让劳尔产生了社会主义意识，甚至有人称，劳尔的这种社会主义倾向，对菲德尔最后选择苏联、东欧体制，倒向东方阵营，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领导古巴起义者攻打蒙达卡兵营，打响了武装推翻巴蒂斯塔的第一枪，劳尔也参加了起义，并在起义失败后和哥哥一起被捕，并判刑22个月，刑满后被迫和哥哥一起流亡墨西哥。

　　在墨西哥，革命者们成立了“7.26运动”组织，劳尔是组织的重要骨干和领导者之一，据称首先结识格瓦拉的并非菲德尔，而是劳尔。他们用5万墨西哥比索的价格，购买了18米长的旧游艇“格拉玛”号，并准备用这艘船组织登陆，和古巴当地革命武装里应外合，发动对巴蒂斯塔的强有力一击。

　　1956年11月25日凌晨1点，82名古巴革命者全副武装，登上本来只能载15人的“格拉玛”号，冒雨向古巴进发，按计划，他们将在11月30日抵达古巴东方省，在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附近登陆，而当地游击队则将适时攻打当地警察局等目标进行接应。

　　但超重、暴风雨加上糟糕的组织，让“格拉玛”号足足晚了两天，才在12月2日凌晨抵达，不但迟到，还偏离登陆点两公里。这时仅有30多人的当地游击队已在围攻下被迫撤退，而巴蒂斯塔政府军早已判明航线，好整以暇地恭候了好几天。战斗结果毫无悬念：82名游击队员在政府军立体攻势下战死50人，被俘杀20人，突围成功，并转移到马埃斯特腊山的只有菲德尔兄弟和格瓦拉等12人，枪则仅剩7支（其中一支还是坏的）。

　　俗话说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经受了生死考验，卡斯特罗兄弟间的信任达到空前高度，作为一名老战士，劳尔被哥哥委以重任，他曾被派往东方省的东北地区，负责开辟新根据地，尽管根据地的开辟工作遇到阻力，但他在游击战中表现出色，得到其他游击队员的认同，1958年2月27日，他被任命为古巴革命军司令。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胜利之初，古巴将转型成怎样的政体，曾在其国内外引发热烈讨论、争议和关注，直到1961年4月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发生后，菲德尔.卡斯特罗才宣布，古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如此选择，美国的干涉和苏联的拉拢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正如不少美国情报人员的分析所指出的，劳尔在“铁幕之旅”后一直对苏联东欧模式有更多好感，他的立场和取向，对菲德尔显然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担任卡斯特罗副手的漫长岁月里，劳尔曾被不少古巴政治流亡组织视作“比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凶狠的敌人”，这是因为作为第二书记、国防部长，他长期主持军事事务，破坏了反对派多次密谋，粉碎“猪湾事件”、全歼登陆的美国雇佣军，身为革命军司令的他是实际负责人，而被歼灭的雇佣军中有许多都是古巴亲巴蒂斯塔的政治流亡者，据称，他在革命胜利后的“镇反”中，扮演了“监斩官”的角色。

　　劳尔口才不佳，但直言不讳，对体制内的丑恶现象和高官的腐败也并不回护，这些曾引起一些美国智库的注意，早在上世纪末，就有分析家认为，如果劳尔接班，古巴的局面将“为之一变”，但这种说法并未获得大多数分析家的认同，后者指出，劳尔一贯表现得比卡斯特罗更强硬、更保守、更亲苏，他们认为，如果劳尔接班，古巴将比卡斯特罗时代更加闭塞、保守和左倾。

　　2006年7月31日，这一天终于到来：由于身体原因，菲德尔宣布住院，劳尔临时接掌权力，并就任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次年，菲德尔正式宣布退休，劳尔在2008年2月24日被古巴议会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此次六代会当选第一书记，则在形式上完成了和菲德尔的全部权力交接。

　　上任后的劳尔让人大跌眼镜：他不仅没有如人所言，让古巴走向“铁幕”深处，反倒在第一次公开施政报告中提出“食品、交通、住房”三个“近期工作重心”，这是古巴共产党掌权以来，第一次把工作重心全部放在经济和民生方面，这被人惊呼为“改革宣言”，然而好戏还在后头。

　　2007年，他组织了一次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国事讨论会”，在会上，不少与会者抨击现行体制的颟顸和官僚主义，呼吁政府改革，走“另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敦促政府及早进行世代交替，避免“老人政治”。这种“国事讨论会”本来是菲德尔的发明，但劳尔却“旧瓶装新酒”，借这一形式巧妙地在国内外进行了一次改革动员。

　　2008年，古巴遭遇飓风等一连串重大自然灾害，经济遭到重创，他提出“克制政策”，开始更主动地展现改革形象。在他主持下，古巴签署了两项联合国人权公约，释放了上千政治犯，还主动提出愿意和奥巴马对话，愿意和美国和解。

　　2009年，劳尔主持推出了更多改革措施：允许个体经济；组织农民开荒并制定扶植政策；允许古巴普通人购买DVD、电脑、滑板车等家电、奢侈品，允许他们进入部分“专供外宾”的宾馆和景点；去年底他正式宣布推动经济改革，并强调改革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刚刚结束的六代会上，他更提出打破干部终身制，限制干部任期的主张，并亲自发起、推动通过《经济社会政策方针草案》，包括裁撤上百万国有部门岗位、削减政府补贴、鼓励私营经济、允许私人房屋买卖等内容。

　　尽管如此，不少分析家都指出，劳尔的一系列改革姿态、动作，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经互会的解体、外援的中断和大量海外市场的丧失，让古巴经济失去“燃料”；美国的长期封锁加上冷战的结束，让古巴陷入空前孤立；天灾的肆虐，加上此后金融危机让古巴的另两项重要经济来源外国旅游者消费和海外侨汇，也大幅缩水，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保措施”。

　　法国《新观察家报》日前有文章指出，劳尔的改革雷声大、雨点小，不论经济或政治领域都举步缓慢，甚至徒具象征意义，作为菲德尔.卡斯特罗时代主持经济工作的实际负责人，古巴经济今天的困局，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他的责任，此次党代会他固然大谈改革，但同样也提醒大家“警惕资本主义复辟”，这也许表明，他的“改革形象”不过是权宜之计。

　　虽然“退休”，但菲德尔.卡斯特罗仍然抱病多次公开亮相、撰文，每每在关键时刻挺劳尔一把，这或许也表明，至少在目前，劳尔这个昔日的“老二”，还仅仅是法律意义上的“老大”，菲德尔的影响力仍然举足轻重。

　　这一事实或许同样可以用来解释，何以昔日公认的“强硬劳尔”，如今却摇身变成改革倡导者不仅因为古巴党、政府和经济的图存需要，也因为菲德尔本人赞同这种旨在自我挽救的新路线。或许，人们必须等到菲德尔百年之后，劳尔真正在古巴“当家作主”，才能把所谓“劳尔风格”看得更透彻、更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