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根源在美国评级机构提供错误评级信息

　　中广网北京7月22日消息 据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大公国际成立于1994年，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和原国家经贸委批准成立的，是国内最早、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大公国际具有中国政府特许经营的全部资质，是中国认可为所有发行债券的企业，进行信用等级评估的权威机构。而关建中作为大公国际的董事长、总裁，从大公国际创立之初，就一直带领着着大公国际的成长、壮大。

　　关建中是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创始人之一，国际评级体系改革的首创者和推动者，也是一名出色的经济学家。关建中分析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以及国内外信用评级机构，在危机当中应该起到的作用。

　　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欧债危机，一轮又一轮危机，欧洲各国真的是疲于奔命提出了很多经济刺激计划，但是目前来看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为什么说倾全球之力都不能实现经济复苏呢？症结到底在哪里？

　　关建中：

　　因为这是一场人类从未经历过的，由西方发达国家过度创造和消费信用导致的信用过剩危机，这个危机实质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上的消费能力远远超出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现在世界经济是全球价值创造体系与信用创造体系构成的一种信用经济，世界经济实质上是指两大系统体现的生产与消费，或者生产与费用的运作过程。信用危机直接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的破裂，也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消费能力锐减，以信用方式支撑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与消费平衡关系被打破，世界经济由此进入了一个衰退期。所以传统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对此作出解释，而我们今天国际社会仍然采用历史上通过增加信用供给，这一屡试屡顺应对生产过程危机的做法，来挽救一场人们所不熟悉的信用过程危机的时候，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其实世界经济复苏的本质是实现真实财富创造能力支撑下的信用与生产的再平衡，那么用一种过去应对产品过剩的危机方式，来解决今天的信用危机，就显得没有明显的成效。所以那种认为复苏世界经济就是要回到危机前经济状态的想法，违背了此次危机的一个内在要求。

　　欧债危机的根源病因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

　　关建中：

　　其实这场危机实质上是由美国评级机构长期向世界提供错误评级信息导致的一个全球信用危机。人们一直讲是金融危机，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信用危机，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的矛盾推动的信用关系社会化，赋予了评级配置信用资源的一种权利。特别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创造了通过持续借债方式刺激消费增长，满足生产不断扩张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要求以工业化方式通过债权债务快速形成社会消费能力，于是互不相识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就选择了评级作为建立信用关系的一种媒介。随着信用关系社会化、全球化发展，对评级依赖的日益加深，这时候评级就成了世界经济的主宰，它的话语权就直接影响到信用关系的稳定性。所以美国的国际评级话语权地位就使得美国成为国际信用中心和危机的发源地。

　　现在有一个观点是说这场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虽然现在各个国家也在推出各种各样的刺激计划，只能说是暂时的延缓一下危机，但是却不能真正的去阻止这场危机的到来。关建中赞成这种观点。

　　关建中：

　　这个观念我是赞成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在持续的过程中。目前欧债危机的发展叫货币危机阶段，也就是从最初的债务危机演变为货币危机，当然还要沿着他的内在的规律去发展。

　　虽然这个情况很悲观，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这个危机能够尽快的结束，以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也有人寓言说这场危机很快会进行二次的探底。关建中不赞成这种说法。

　　关建中：

　　我对危机二次探底的说法是不赞成的。二次探底并没有揭示这场危机的本质，这场危机是国际信用关系的调整过程。我们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建立在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国际信用体系的基础上，这次危机的特点就是泡沫化的信用关系要逐渐破灭，需要真实的信用关系来替代他，现在正在演进过程中。从最初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一个泡沫化的关系破灭开始，现在发展到货品危机阶段，重债务国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来解决债务问题，也是通过货币发行的增加来提供更多的信用供应的量，来解决危机，接下来会发展到经济危机，还有全面危机。这四个阶段有内在联系，所以危机的前景不容乐观。我们研究的结果是对经济危机应该算信用关系调整的拐点，也就是说泡沫化的信用关系将导致全球消费生产的持续衰退，衰退也是一个拐点。全面危机是指国际信用关系的深度调整会导致世界信用创造体系的价值回归，这个时候会极大压缩消费规模的空间，使失去信用消费支撑的世界价值创造体系进入全面衰退期，这个是符合危机的一个发展的进程。

　　最近您近期发表了一些文章，以及您在葡萄牙、马尼拉等相关会议上都提出一个观点，提出要信用与评级的双体系重建才是现在世界经济复苏的根本。在您看来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观点，还有您认为应该如何进行重建？

　　关建中：

　　信用危机的表现方式是债权债务关系的破裂，这个破裂实际上是一种长期以来的信用透支，信用泡沫化的表现。国际信用体系由一个个债权债务关系的总和构成的，是向整个世界资金资本流动的系统，这个系统现在受到影响，我们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怎样使这个系统恢复起来，国际信用体系得到重建，重建的前提跟国际评级体系有关系。因为债权债务的关系是高度依赖评级体系建立起来的，债权人和债务人是不认识的，是通过评级作为媒介来建立的，所以双体系重建国际评级体系和国际信用体系这就是我们要走出危机的一个途径。

　　重建国际信用体系最重要的是要达到财富创造能力和实际消费的平衡。国际评级体系主要是有三个构成因素，一个是评级机构，要有新的国际评级机构；第二要有统一的国际评级标准；第三要有国际评级的监管。这样的体系能够承担世界的评级责任，原有的体系不行。我们经过危机的检验和实践，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所控制的国际评级体系已经承担不了世界评级责任，他们评级的立场、评级的标准方法和提供评级信心都是扭曲的，不公正的，这一点整个世界都认为是这样的。现在必须重建一个新的国际评级体系能够向世界提供客观的评级信息，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债权债务关系才是可靠的，才不是泡沫化的，我们认为这是必经的唯一的选择。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欧债危机中，美国评级机构不断降低欧洲的主权级别、银行级别甚至企业的信用等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挤掉信用泡沫，原来的评级不适合，现在挤掉它；同时也在用一种行为纠正过去历史的评级错误。

　　大公国际是1994年成立的，到现在有18年的历史，作为国内最早也是最大的信用评级机构之一，您怎么看目前国内信用评级环境？

　　关建中：

　　国内评级体系的模式是从西方学习来的，借鉴美国的模式照搬过来的，这个模式最大的特点是竞争。竞争的评级体制和模式使中国评级行业难以承担起正确揭示信用风险维护国家金融体系安全的责任，因为评级机构要满足债券发行人对信用级别的要求，不得不作出妥协，不能揭示风险。第二，我们国内对评级机构的战略地位还不明确，缺乏本土评级机构迅速崛起的宏观环境。第三，行业监管地位也不明确，缺乏符合信用经济和评级发展规律的监管思想和理念，不能实施专业化的管理。这样的环境如果不能得到迅速的改变，毫无疑问，无论国内的评级话语权还是去争取属于中国的国际评级话语权都是很困难的。

　　最近几年，随着全球评级机构越来越重视，大公国际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大，大公国际和世界三大评级机构，美国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惠誉国际相比较，区别在哪？

　　关建中

　　区别是根本性的，有这么几点：一个是评级的立场不一样，实践证明美国三家评级机构是完全站在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立场，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出发进行评级的，大公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完全站在中国的自身利益，我们站在了债权人的立场来客观的从事评级活动的，在立场上区别很明显。另外，更重要的是评级的思想方法不同，他们是完全从意识形态出发，把美国的价值观作为评级方法的核心内容，完全脱离了信用风险的内在联系。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评级理念也走入歧途，如他们强调把国家主权上线作为国家的其他所有经济体的上线，评级上线。大公是完全从研究信用风险形成的因素及其内在联系在揭示债务人的风险，同时我们也创造了从信用经济的本质和信用评级的发展规律来创造独有的评级原理，应该说在评级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上，大公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由于这两个原因，评级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我们2010年7月11日发布的50个国家的信用等级，这两年的时间证明，这三家机构现在还在跟着我们走，当时有50%的是跟他们不一样的。

　　中概股遭遇了华尔街信用评级机构以及一些独立调查机构的围猎，有人说为什么中国的评级机构不去帮忙澄清，为什么不去围猎华尔街的机构。您认为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中国的评级机构最需要做的是什么？

　　关建中：

　　去年穆迪搞了一个红旗事件，我们对这个事情是高度重视的，他们作为权威评级机构发出的声音是绝对有影响力的，但他采用了另外一种办法，穆迪列了20个评级的指标，针对中国60余家上市公司进行评价，这个就是插红旗，对中国概念股的打击是沉重的。我们一方面感觉到愤愤不平，同时也认为中国的评级机构没有这方面的话语权，不能有效的保护中国海外上市公司的资产。我在去年的时候专门组建了一个部门，研究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国际评级标准，我们有望在年内发布。我们也认为中国评级机构应该去做的，是要运用公正科学的评级标准，向投资人提供正确的评级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