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财长”宋子文

　　两朝“国舅”，两任“财长”

1917年7月，宋子文和宋美龄从美国回国后，宋氏全家团聚，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491号家中合影，这也是迄今为止所见唯一的一张宋氏全家照。前排为宋子安，第二排左起为宋蔼龄、宋子文、宋庆龄；第三排左起为宋子良、宋耀如、倪桂珍、宋美龄（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1933年，宋子文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发言

　　这是宋子文踏入政坛以来第3次掌控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与经济大权。他第一次所效力的，是孙中山建立的广东革命政权；第二次和蒋介石合作，效力于南京国民政府。

　　前一个是他的亲姐夫，后一个是他的亲妹夫。两朝“国舅”，两任“财长”，复杂的姻亲关系与个人的政治命运，使他和他的家族成为各种小说、传奇、电影的主角，任人们谈论、猜测、想象。

　　把宋子文引入政界的，正是他的二姐宋庆龄。1923年2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孙中山回到广州，成立陆海军大元帅府，出任大元帅，第3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

　　新生政权面临种种难题，尤其让孙氏焦头烂额的是财政问题——为了筹款征税事宜，新政权和当地金融工商界的关系十分紧张。于是，已成为孙夫人的宋庆龄把毕业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弟弟引荐给了孙中山。从情感上来说，在宋家兄妹中，他和庆龄最为亲近，两人都是政治上的理想主义者。

　　年轻的宋子文此时正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情感。留美归来后，他几度投身实业，后在晚清著名大官商盛宣怀家的汉冶萍公司上海办事处担任秘书。他常常出入盛府，成为盛家七小姐谨如的英文老师，郎才女貌，两人很快坠入情网。然而，在看重门第的盛家看来，这位堂堂哈佛毕业生算不上有来路的世家子弟，不过是“教堂里拉琴的”的儿子。

　　在盛家“棒打鸳鸯”下，宋子文一走了之。走之前，他曾恳求盛七小姐和他一起南下私奔。然而，盛小姐终于没有勇气成为“出走的娜拉”。若干年后，已是政坛新贵的宋子文对年轻貌美的江西商人之女张乐怡一见钟情，后结为夫妻。盛家则悔之不及。

　　在广州，宋子文很快在财税事务方面显露了干才。孙中山也不断地对他委以重任，起初，委任他为其大本营秘书；同年5月委托他筹备中央银行；10月委任他为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8月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正式出任行长。1925年，年仅31岁的宋子文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不负所望，将他所学的现代西方金融知识一一运用施行，筹建中央银行，统一广东财政，对财政机构和征税体制进行整理，使得广东革命政权渐渐摆脱了财政困境，并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财政支持，他也因在北伐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被人称作“中国的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财政部长。

　　随着北伐的不断推进，身为军事首脑的蒋介石控制了江浙的军事局面。孙中山去世后，他和胡汉民、汪精卫的分歧日益加深。蒋介石竭力想把宋子文拉拢进他的阵营，在他眼中，宋的理财与筹措军费的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1927年3月27日，坐上英商太古公司“重庆”号的宋子文，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前往上海，执行统一江浙财政的使命——他希望借助富裕的江浙地区，以满足新政权的急需。同日，国民政府也致电上海当局和各方，要求他们服从、配合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全权管理财政事宜。

　　早年混迹上海滩、熟悉地头的蒋介石早已抢在宋之前，和虞洽卿、荣宗敬等上海金融实业头面人物商谈过，很快成立了和宋子文对抗的江苏财政委员会，声称将由该委员会来实行财政统一。

　　4月12日，蒋介石与中共及国民党左派公开决裂，随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宁汉之间出现了两个对峙的政权。蒋介石随即以武力“清共”，一夜之间，把本来属于国民党中间派的宋子文推到了做出抉择的境地。

　　滞留在上海的宋子文处境颇不理想。他没有公开斥责过蒋介石，但对蒋的作为是不满的，他曾对美国记者文森特•希恩谈到，尽管他讨厌诸如劳工煽动和罢工等群众运动，但他认为南京政府只是一种改头换面的个人独裁政权。武汉尽管有共产党人，但是仍然代表了国民党纯洁的正统。

　　在和哈佛法学院教授赫贞的谈话中，他悲观地感慨：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国，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都被推翻了！

　　5月份，蒋介石任命其特务处长杨虎为上海警备司令，陈群为各军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长。据汉口的报纸报道：杨、陈时常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亦曾收到过匿名恐吓信，每日只能深居简出，避免社交。

　　美国记者希恩在其回忆录里写道：“他的住宅一直受到特务的监视（这幢住宅从建造以来，白天黑夜每时每刻都在监视之下），这使他心情十分紧张，他不敢走出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为这个城市无处没有蒋介石的士兵，他们转眼就能把他抓走。如果被他们抓走，那就只有两条路：当财政部长，要不坐牢。”

　　宋子文从来就不是一个肯轻易就范的人，他的个性更使得他对蒋介石近乎胁迫的方式异常反感。然而，他的天平开始一点一点地倾向了蒋介石。

　　武汉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令宋子文不安；更令他不安的，是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奉行的劳工政策——北伐时期，农会种种过激的行为；在武汉，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此起彼伏，使得工厂大面积停业倒闭，生产停顿，经济和金融形势变得十分严峻。

　　作为专注经济建设的专业人士，宋子文厌恶暴力，对社会失序有天然的恐惧和反感。他曾对希恩说：“我其实不是社会革命家。我不喜欢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劳工政策吓得所有的商人和工厂主都闭店关门，我怎么能平衡预算或保持货币流通呢？”

　　随着宁汉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宋、蒋之间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7月上旬，宋子文返汉，给宋庆龄带来一封蒋介石的信，称：“务请与子文、庸之（孔祥熙）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让他心情更为复杂的，是蒋介石对他妹妹的追求。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宋子文当初如何竭力反对蒋追求宋美龄的故事，几乎闹得兄妹决裂。

　　政坛元老谭延闿充当了调节这桩家庭矛盾的“和事佬”。他在日记里记载道：“因宋美龄电邀西摩路赴宋母之约，抵彼，美龄迎于梯口，称有事奉托。入室，宋母以美龄将嫁介石事见告，并称不料子文反对，托为劝解。继呼子文来，同至另室详询经过，当婉劝以儿女婚事尚不应多管，何况兄妹，徒伤感情，且贻口实，再四譬解，始得完成使命而归。”

　　8月，蒋介石迫于党内压力下野，随即东渡日本，全力向宋美龄展开求婚。9月，宋子文以探望母亲的名义离开上海去日本。临行前，他向新闻界表示：希望“国民党内从前对峙及不兼容之分子”统一起来，“产生团结及有秩序之党和政府”。等10月21日，宋子文携新婚夫人乘“长崎丸”号轮返回上海时，消息灵通的《申报》已放出消息：宋子文来沪，是专为11月的蒋宋婚礼做筹备的。

　　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里举办的结婚仪式上，众宾客中，作为女方主婚人的宋子文挽着美丽的新娘，把宋美龄的手交给了蒋介石。在操办这桩轰动上海滩乃至当时中国政坛的婚事时，宋子文是出了大力的。

　　再一次，宋子文成了人们眼中炙手可热的当朝“国舅”。

　　和蒋的姻亲关系，使得人们对宋子文之后的政治前途做出各种因果推断。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正是因为蒋宋联姻，使得宋子文得到蒋的认同，请他出任南京政府财长一职；另有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正是因为当初对“中美合璧”的反对，使得兄妹交恶，宋子文也始终难以得到蒋的好感。

　　宋子文研究的权威、复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对这一类说法不以为然：“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宋子文，在当时的政坛上，他们首先都是社会角色。我们也很难想象，假定宋美龄或者宋老夫人拒绝这门亲事，蒋介石会因此而迁怒宋子文，永不起用他来理财。”

　　“离开了宋子文本人的诸多条件，他决计成不了‘宋子文’，而只会是他的弟弟宋子良，甚至是从未涉足政坛的宋子安。”

　　1928年1月3日，宋子文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原部长孙科调任为新设立的建设部部长。4天后，他在就职通电中称：“子文自国民政府成立，奉命承乏财政，期竭所学，服务党国。去岁四月宁汉分立，暂卸任肩，于党国纠纷，民生疾苦，徒懔匹夫之责，愧乏涓埃之助。今承政府之命，续长财政，重以北伐正值进行，又际旧历年关，筹饷安民，两不容缓，财政自不可一日无人主持。各方及各同志复再三敦促，万不获己，只得暂时担任，勉力维持，以期毋负党国。”

　　对宋子文而言，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如何处理好同蒋介石的关系，日益成为他无法回避的难题了。他把自己的个人前程与命运，和蒋介石紧紧绑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