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财长”宋子文

　　自由主义的“背叛者”？

　　“某种主义，是一个X，不是一定的。”

　　在1930年代一次就经济问题的演讲中，宋子文把“主义”比作“X”，即数学里的变量。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其他任何新发明的主义，“只要这个国家认为适宜，是可自由选择的，将来也是可以改变的”。

　　早年留学哈佛时，年轻的宋子文受熏陶和浸润的是自由主义和古典经济学思想：主张市场自由竞争，国家政权不直接介入社会生产和流通。

　　回国进入政坛后，这位欧美派思想已发生明显的转向。在效力广东革命政权时，他提出在工商实业诸方面，“政府本居主动地位”，对于衰败的实业，政府“任提倡维护之责，谋挽回补救之方”。他提出三种实业类型：商民自办，政府与商民合办，政府创办，究竟如何，则“视事业之性质与资力而定”。

　　事实上，国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源自孙中山。他主张大力发展国营经济，使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拟将一概工业组成一极大的公司，归诸中国人民公有”。作为孙氏的继承人，蒋介石和其南京国民政府坚定地推行计划经济模式和优先发展国营企业的战略。

　　在为南京政府理财的过程中，宋子文也关注着如何有效地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他对此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他叹服于苏联在20年代末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并将其成功归结为“其最高经济委员会管理及支配全国一切生产力。五年计划之伟大程序，将使苏俄成一完全工业化之国家”。

　　宋子文认为，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在经济上的极度成功证明，在经历大规模的战乱后，中央政府必须对发展经济有统一的规划。1933年，在他的提议下，一个职能类似于苏联的“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它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是该委员会委员长，宋子文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出任该委员会的副院长，也是该委员会的发起人和实际负责人。

　　当年春夏，宋子文以财长身份出席华盛顿经济讨论会和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在4个月的旅行中，他仔细考察了当时欧美各国政府为摆脱经济危机所采取的经济政策及其成效，对当时被奉为“政府干预经济”典范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新政”非常推崇。之后他得出结论：由国家政权直接统制经济，是卓有成效的途径。

　　事实上，这也是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开始逐渐风行的经济学派。

　　8月回国后，他多次公开鼓吹欧美等国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在上海各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讲，盛赞罗斯福在解决经济危机恐慌上的举措——“一切事业，私人尽不得任意干涉，而政府则实行干涉主义，资本家不准开除工人，工人亦不得无故罢工。”

　　这种由政府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思想，主导了宋子文后来的金融财政和产业政策，也是尔后国民政府相关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在他的推动下，1933年9月底，全国经济委员会经改组后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权力扩大，成为统制经济的最高机构。

　　1935年起，除了由全国经济委员会扩大对农产品统制范围外，由资源委员会实行对重要矿产统制并直接经管重工业；另由“中中交农”四行独享法币发行权、实行金融统制；再经由政府金融机构及所控制的商业行庄，对社会生产流通主要部门进行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