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财长”宋子文

　　一场别无选择的“国进民退”

　　1935前后，一场普遍的“国进民退”使得宋子文成为强悍的“官僚资本”的代言人。在1949年后的历史教科书上，在如今各种为民族资本家所作的传记里，他都被描绘成一个巧取豪夺、欺压、吞并民族资本的不光彩角色。

　　二三十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把原本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中国也牵扯进来。为挽救美国经济危机，罗斯福的“新政”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让美元贬值的政策，并在全球范围高价收购白银。

　　国内白银大量外流，使刚刚完成“废两改元”不足两年的中国银本位货币岌岌可危，市场上人心恐慌，京津等大城市相继出现白银挤兑风潮，许多银行、中小钱庄停业或倒闭。由于银根紧缩，物价跌落，商业萧条，工厂倒闭，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有14家银行停业，9家钱庄倒闭；工厂倒闭共达238家；改组有839家。

　　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

　　金融工商业界一片恐慌，他们纷纷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救市”。

　　1935年3月，宋、孔、蒋三人在汉口密商，决定抓住金融界、实业界要求国民政府出面扭转金融恐慌状态的迫切愿望，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强行增持官股至50%，把这两家实力最雄厚、最难驾驭的金融机构收归“国营”。同时，将执掌中国银行18年之久、被誉为“中国金融业之父”的老金融家张嘉璈“逐出”中国银行，由宋子文出任董事长。

　　胳膊拧不过大腿，张嘉璈万般无奈下接过了蒋送过来的“官帽”，出任央行副总裁，后来又担任过铁道部部长等官职。除张外，吴鼎昌、钱永铭等一批中国早期最杰出、最具有创业精神的银行家们在前途无望后，纷纷进入官僚体系。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国有化”，被视作国有资本入侵民营资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然而，公允地说，孔宋蒋三人强推的中国银行“国有化”有其合法性。中银的前身为大清的户部银行，后来又是北洋政府的国家银行，自其创办之始，就写明“官商各占股份50%”。只是从清末到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大部分股权落在了银行和商股手里，官股所占的比例极少。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利用政府银行的“身份”享受到了很多特权——官款的存、汇业务，代理政府的委托发债等业务，并凭借政府信用承揽了很多生意。这些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现在国家有困难，那当然要你来解围了。

　　在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宋子文掌控的中国银行通过“救市”，入主民营金融业，收购了一批陷入危机的知名民营企业，其中包括广东银行，简氏家族的南洋烟草、荣家的申新公司，扩展到轻工业的各领域： 卷烟、面粉、稻米的加工与贸易。

　　历史的真相，远比这幅“官僚资本主义仗势侵吞，民营资本家苦苦挣扎”的哈哈镜要复杂、混沌得多。

　　以广东银行为例，其原为侨商银行，董事、股东大多为港澳巨商。后因世界经济不景气，亏损至巨，1935年9月宣告停业。次年，宋子文对其进行改组清理，由其弟宋子安出任董事长，控制人事和业务大权。1936年9月4日，改组后广东银行重新开张。

　　上海金融界有一个老规矩：行庄新开张，有交情的同行须于当日存入钱款以示相助，庆贺和支持。广东银行重新开张当日，沪上多家银行纷纷送来存款，钱款数字之巨，仍让有心理准备的员工们目瞪口呆。短短数日，广东银行共收入存款1300余万元，其中来自中国银行300万元。后来，中国银行又允许广东银行透支使用这笔存款，以150万元为上限，仅取息2厘，只及其他银行利息的一半。有了这笔低息巨额存款，广东银行得以大胆主动地展开各项业务，直到数年后根基已固，才由沪行将款还清。

　　显然，没有宋子文的身份和人脉，广东银行的重振会困难得多；这些商业银行的股东出于自身利益的权衡，选择了攀附宋子文这棵“大树”。

　　该指责谁呢？是“目光短浅”的民营资本？是“趁人之危”的国家资本？还是代表“国家资本主义”意志的宋子文呢？

　　“这不是善与恶的问题，也不是宋子文或者中国银行贪婪的问题。”吴景平否认了记者的看法：“我们评判这样的现象，要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站在股东和投资人的角度看。这就是一个市场买卖的问题。这些确实都是很优质的民营企业，当时资金链出了问题，股价大跌，这就是收购它们的良好时机。而在当时，借款是很难的事情。”

　　“我认为，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国民政府的介入是正确的。当时很多钱庄、银行、企业都倒闭，如果处理不好，失业问题、债权和储户问题，就会变成不可收拾的社会矛盾。政府当时是想挽救经济局面，用有效的手段尽快解决这些企业的问题。”

　　内忧外患之中，三四十年代中国并没有实现自由市场的历史条件：经济危机，八年抗战，三年内战。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广泛的经济危机、二次大战，也使得政府干预经济成为一种主流。

　　来自哈佛的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朵小花，在宋子文年轻的心中微微拨动过，却不曾找到在中国培植生根的土壤。自从迈入国家机器后，宋子文不自觉地成为“国家意志”、“统制经济”、“中央集权”的执行者和代言人。

　　短暂的民营工商业繁荣时期已过去，他们从没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流，只是一个短暂音符。正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经济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王、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