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德源：一位民间学者的30年保钓理想

　　来源：青年参考

   鞠德源，一位从1971年以来就不间断地搜集主权证据的民间保钓学者，正在紧张筹备国内第一个面向公众的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大型系列展，预计在今年“9·18”时可以开展。

　　鞠先生说，在钓鱼岛这个问题上，中国的资料最丰富、证据最确凿、法律根据也最充分，但外交当局却一直没有系统地展示证据并向日本提出外交照会或外交备忘录。小平同志讲过，中日之间应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他相信我们的后代子孙是有智慧的。后代子孙靠谁啊，如果我们这两代人不把钓鱼岛的主权知识传下去，后代子孙根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事。

　　7月11日，北京暴雨“淹”城。记者乘坐的出租车在亦车亦船中走走停停两个小时，到达万寿路甲15号院时，鞠德源先生正在家中的阳台上冒雨奋战。好不容易做完防雨工作，家里却断电了，老天安排，在对鞠先生的第三次造访中，竟促成了一次清净的秉烛夜谈。

　　“鞠人”好图

　　幽微跳跃的烛火中，年届七十、面目清癯的鞠先生向记者展示他多年来的收藏，三间斗室，环墙皆高大立柜，可见立柜顶和书桌上满满地排放着书册。打开立柜，仍是满柜藏书和各种复印资料。鞠先生熟练地翻出自己收藏的钓鱼台的文稿，其上多署别号“鞠人”。鞠先生立在空间局促的客厅中央说，“鞠人”，困境之人也，一生都摆脱不了困顿之境。

　　鞠德源先生110万字、举证120余幅历史地图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辩》（上、下）专著就是在这儿完成的。

　　鞠先生介绍说，1994年他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退休之后，将自己在哈佛大学、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和从其他渠道搜集到的有关钓鱼岛主权问题的重要图籍资料反复研读，潜心十余载，终于完成了拥有无数珍贵史料的这套专著，该书甫一出版便被外交部拉走5部，曾以钓鱼岛法律问题作为毕业论文的台北市长马英九读后致信鞠先生说：“钓鱼台主权争议是中日两国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问题，大作清楚阐释我国拥有钓鱼台主权的历史脉络，进而凸显钓鱼台主权问题上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部分，令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甚为感佩。”

　　不过，鞠先生这套印数2000的心血连卖带送还只卖出数百册，它并不受市场欢迎，但鞠先生已将论证钓鱼岛主权问题当作自己毕生事业。他正紧张筹备国内第一个面向公众的关于钓鱼岛问题的大型系列展，时间定为今年“9·18”纪念时。

　　鞠先生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演讲时，曾制作了六卷来自哈佛和耶鲁大学的钓鱼岛主权问题图籍资料，每卷展开，平均都有20米长。这次，鞠先生要定做一些大展板把相关的地图都放大。

　　钓鱼岛问题他考虑得很远：“将来向海牙国际法庭提交证据的时候，不能光有幻灯片等声光资料，要说服法官，必须直观系列地展示实物证据。”

　　童年的国恨家仇

　　鞠先生近乎天然的保疆卫土责任感和对钓鱼岛的挂念，源于他童年经历。

　　鞠德源1934年正月出生在黑龙江省肇源县弥伦屯，他7岁那年的秋天，村子里忽然来了7辆架着机枪、满载日本兵的军车，半夜，日本兵回到村子里烧火做饭，把大人小孩撵到房间的两头。第二天，村里又来了两车日本兵，说要抓一个铁匠，带着汉奸、特务挨家挨户搜查。为避祸，松花江一封江，鞠德源就和父辈们回到了原住地吉林省扶余县刘学窝堡屯。1944年，鞠德源的伯父又被特务缠住，一阵惊吓之后，伯父得了急症病逝。

　　祸不单行的是，那年鞠德源不知怎么就发了伤寒，哥哥和七叔也患上伤寒。鞠德源躺在床上十几天不省人事，腿上背上生满褥疮。当时全县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伤寒病人，扶余县和农安县成为当时闹瘟疫的两个最严重的疫区。日本投降之后，随着日本侵华的一些秘密罪恶被逐渐披露，鞠德源和他的家人才得知，伤寒、鼠疫都是当时日本731部队散播的疫病。

　　“从此国恨家仇都记在我心里，最恨的就是汉奸。”鞠先生说，“日本人再次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更让我满腔愤怒。”

　　与钓鱼岛结缘

　　1955年，鞠德源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四年后留校任教，创建了中国古代文书的课程。1970年“文革”期间，鞠德源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人大五七干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而钓鱼岛成为鞠先生念兹在兹牵挂一生的心事，就是这个时候，“那时除了毛选没有其他能读的书，一个班发一份《参考消息》，我在1970年年末突然在报纸上发现了新华社报道的中日钓鱼岛问题，说钓鱼岛是中国领土。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留心搜集这方面的资料。”

　　1971年2月人民大学遭遇遣散，鞠德源被分配到故宫明清档案部从事保管、采购、接待利用等工作。当时，日本、北美等海外的留学生已经发起了爱国保钓的行动，而国内还没什么动静。鞠德源给故宫和文物局的领导提建议，把任务直接下达到明清档案部，动员查阅有关钓鱼岛的记录和资料，为外交当局提供主权证据做参考。外交部专门派了个干部来联络这件事，六七人的查阅队伍也开始了工作，而鞠德源却不在名单之中。

　　鞠德源心有不甘，他到北京图书馆以外交部政治任务的名义借用复印机，并主动承担钓鱼岛资料的复印工作。当时中国社科院、北京图书馆涉及边疆问题的资料，都不能随便查阅，需要有组织证明。但在故宫明清档案部工作期间，鞠德源利用各种时间搜集了边疆史包括钓鱼岛方面的资料，做了系统的阅读。

　　1979年，国门刚刚打开，美国几个大学组成明清史代表团来华参观故宫和明清档案部，当时的保管组副组长鞠德源负责引导和讲解。参观完留影时，美国著名中国汉学家孔飞力先生意外地走过来和鞠德源握手，问道：您是否愿意到美国参观访问？

　　艰难的哈佛之行

　　1982年春，一封哈佛大学的邀请函寄到故宫，鞠德源被邀作为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期限一年，每月许以一千美金的生活费和一定的科研费。当时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得知此事，亲自接见了鞠德源，嘱他此行要多了解、研究美国，甚至以他访问哈佛时的亲身经历提醒他“兜里最少要放25美金的救命钱”。

　　但鞠德源的访美在历史档案馆却成了见不得人的事情，有人公开放言说，哈佛请鞠去访问，是为培养亲美势力。馆里拖着不给办手续，鞠的出访受阻。无奈之下，鞠德源给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写信，这封信使得胡启立最终得知此事后档案馆才放行。

　　1982年9月初，鞠德源终于到达哈佛，一年的访问交流期间，鞠德源遍访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伯克利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中文图书馆，搜集了西方出版的各种地图资料和中国近代史实。

　　1991年4-6月，鞠德源再次访问哈佛时，发现了日本御用学者新井白石1719年撰写的《南岛志》，这是日本方面系统梳理琉球历史地理的重要史料。而这部史料，和同年（康熙58年）中国册封史徐葆光撰写的《中山传信录》中对琉球岛屿的分布状况和分界基本一致。两人的书在琉球36岛中都完全没有涉及中国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列屿。“这是钓鱼台列屿主权绝对与琉球（即现在的日本冲绳县）无关的重要证据。更证明了李登辉所说的钓鱼岛属于琉球是伪造的历史谎言。”鞠先生说。

　　在日本搜集证据

　　1989年9月到1991年7月，鞠德源应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得以赴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访问。每月有30万日圆的生活费和10万日圆的科研基金，景况大为好转。鞠先生的调研课题是日本国集藏明清档案之状况，从事教学之外，他还每天到图书馆阅读各种资料，在调查日本集藏明清档案的同时，发现了很多有关中琉、中日、琉日关系的重要史料。

　　由于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一次论文演讲中举证了中琉档案关系的重要史料，引起琉球史学者的重视，1990年6月，鞠先生应冲绳大学的约请来到当地，赴琉球大学访问，报告了明清档案和中琉关系史之构成，成为第一个登上琉球大学讲坛的北京学者。但是，访问期间，鞠德源在冲绳各地见到的日本地图、冲绳县地图和各种旅游手册中都把钓鱼台列屿划入日本版图，感到非常愤懑。因此暗下决心，在日本期间，尽量多地搜集日本出版的有关中琉、日琉关系的出版物、论文、地图资料等等。他的工作得到了当地中国留学生的帮助。

　　冲绳之行后，鞠德源找到中国驻东京大使馆询问某外交官：我在冲绳看到钓鱼岛列屿都被划为日本领土，大使馆有没有向日本政府提出正式交涉？外交官答：钓鱼岛问题过了很长时间了，没有必要再提了。鞠德源又找到大阪领事馆说明情况，孙领事答复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为此，鞠德源顶着压力将在日访问期限延长为两年。

　　在此期间，鞠德源在京都大学图书馆的支持下，系统地搜集了1874年以来日本侵华的全套档案文献，拿到了日本在东亚实行以中国为首要目标的侵华窃土战争的证据。

　　“有理不说等于没理，外交当局不摆证据是失策的，日本是个讲求证据的国家。在发现权、命名权、经营管辖权3个方面我都已经系统梳理了钓鱼岛的主权证据，其中，以命名传承证据最为有力，因为这个证据日本人根本拿不出来。”鞠德源说，“现在的中国学术界不去做钓鱼岛问题的研究，甚至把它列为敏感问题和官府之学不去触碰，我感到不可理解。现在到了非拿证据出来说话不可的时候了，我要急国家之所急，向媒体和公众传播有关钓鱼岛问题的重要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