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保钓那些人与事：历史、经验与教训

　　登上钓鱼岛：

　　保钓志愿者们的梦想与艰辛

　　四次出海，一次登岛，中国大陆民间保钓行动最活跃的时间，集中在2003至2004年。个人选择与国家利益的契合，纵使时光飞逝，依旧激动人心。

　　主笔◎王鸿谅

　　“浙玉渔1980”的航程

　　“浙玉渔1980”是一艘普通的单拖网渔船，140吨，300马力。2003年6月22日早晨，这艘船从浙江玉环坎门渔港出海，除了几名船员，还搭载着15名乘客。东海海域的伏季休渔期从6月14日持续到9月13日，这期间出海，自然和捕鱼无关。船长只知道，这些外地人愿意以租金1.8万元、另付油费1.3万元的价格包船，体验海上观光。休渔期的休闲渔业，算是渔民们补贴生活的一种方式。

　　海上风力7级，开船1个多小时后，大部分客人纷纷吐得不成样子，晕船药根本不管用。“那感觉就跟有人抓住了你的胃，抖毯子似的，能把胃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抖出来。”这是李南向本刊记者的描述。他祖籍湖南，在北京长大，从未出过海。15个人里，除了天津的张立昆，香港的罗就和曾海丰，其他人的海上经验几乎和李南一样苍白。户外运动教练福建人王喜强有先见，一上船就在船舷的栏杆之间拉上了两道粗绳索，抓着绳子，大家才能勉强在风浪中的甲板上行走。吐晕过去的博士生牛力丕感叹：“什么叫度日如年，生不如死，这次算是知道了。”

　　如此强烈的不适应，并没有动摇他们的决心，前往200海里外的钓鱼岛宣示主权，才是他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与此对应的时事背景，是钓鱼岛问题在2003年再起波澜，1月1日，日本政府宣布与声称“拥有钓鱼岛所有权”的古贺家族后人签订正式租借合同，以2256万日元的年租金租下了钓鱼岛及附近的南小岛、北小岛三个岛屿。面对中国外交部的抗议，日本政府并没有中止这份一年一签的租赁合同。

　　怎么跟船长挑明，是个问题。当天傍晚，船突然停了，李南回忆：“船长过来，说附近有一艘渔政船，现在是休渔期，为了不引起麻烦，要先停一下。”可是停了很久，到晚饭时间也没动静，大家有些担心。“晚上20点，等不下去了，由冯锦华和虞海泽作为代表去驾驶舱找船长摊牌，告诉他这次出海是保钓。管财务的牛力丕身上带着3万块现金，随时等着船长开价。”此前，船主和船长最大的疑虑，只是担心他们是偷渡客，明明谈好了价钱，临到出海却反悔了，船价值30万元，虞海泽用自己价值40万元的“开拓者”越野车做了抵押，船主这才愿意。但他们为了登岛准备的快艇，还是有嫌疑，不许带上船。

　　船主并不出海，眼下的新情况，实在让船长有些犹豫。钓鱼岛在海图上的261海域，开渔期渔船的航向是鱼汛决定的，用渔民们的说法，就是“哪里海路好去哪里”。261海域盛产巴浪鱼，“海路好”的时候，中国的渔船常常过去，所以船长们都很清楚那边的情况。“越来越容易碰到日本的巡逻舰了，运气好的时候，照样下网捕鱼；运气不好，就被日本军舰赶来赶去，连网都没法下。”李南他们能够理解，“讨生活不容易，普通渔民，谁愿意惹上麻烦”。好在船长最终被他们的热诚打动，下定决心：“去就去，我不怕日本人。”

　　晚上22点，渔船重新启动，以8节的船速驶向钓鱼岛。海上星空明澈，只是大家实在没有兴致，厦门人李义强能向本刊记者回想起来的是：“船舱里都是柴油和呕吐物的怪味，大家横七竖八地躺下了，我跑到甲板上睡的，早上醒来，睡袋是湿的，头旁边落了一条飞鱼。”把更多人吵醒的，是低空呼啸而过的日本飞机，时间大概是6月23日早上7点35分，此时渔船距离钓鱼岛还有30多海里。湖南人殷敏鸿拿着摄像机爬上船顶拍摄。“刚开始还以为是一架民航客机，但它飞过去后，又迅速折返回来，在渔船上空低空盘旋。”大概半小时后，第一艘日本军舰出现，日舰上有人用汉语喊话：“这是日本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台州人尹东明随即拿起话筒高声回应：“这是中国领海，请你们立即离开！”这是热血激昂的时刻，一直都被晕船折磨得无精打采的人们，突然间全都精神振奋，大家在桅杆上同时升起五星红旗和香港的紫荆花区旗，挂起印有“我岛我家”、“中国领土——钓鱼岛”的两块红色条幅。

　　接下来，海面上出现了更多的日本军舰和飞机。根据当时拍摄的画面，中午11点左右，“浙玉渔1980”已经处于8艘日舰和4架日机的包围阻截中。直升机数次低空掠过，船上的人甚至能看到驾驶员的脸。一架飞机上还悬挂出白底黑字大幅标语：“日本政府警告你，不要进入日本领海。”尾随的日舰从后面加速冲向渔船尾部，在距离渔船约20米处才紧急拐弯。渔船于是无法再前进，船长希望返航，而钓鱼岛还在遥远的前方，影像模糊，用照相机和摄影机也捕捉不到一张清晰的画面。

　　15个人当时情绪复杂，李义强差点还对船长发了脾气，但大家最后还是接受了无法前行的现实。返航途中，一艘日本军舰尾随着他们，直到晚上20点才离开。船上一片沉默，几个人抓着绳索坐在船尾，瞪着日本军舰，任由海浪把衣服打得透湿，也有人躺在舱底，辗转反侧。李南说，一只蟑螂爬过来，爬到了同伴的脸上，他想过去驱赶，可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

　　6月24日中午11点，“浙玉渔1980”回到浙江玉环坎门岛。和出海时甚至要分批次上船的谨慎不同，码头上等待他们的是鲜花、横幅、乐队和欢迎的人群。一些人下船后被记者团团围住，另一些人依旧避开人群，和来时一样静静地离开。就像出发之前约定的那样：“此次行动为个人发起，自愿参与，不设任何组织机构，严格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行动，以志愿者安全为第一，不做任何过激之事，事后立即解散。”中国大陆民间的首次出海保钓行动，就这样从构想成为现实。

　　求援信和志愿者

　　回想这次行动，其实2003年之前，大陆的互联网论坛上多次有人发起出海保钓的号召，但响应者寥寥。李南学的是导演专业，在电视台做记者，很早就是网络上的活跃分子，2000年就萌生过出海保钓的念头。“那时候什么也不懂，托朋友在浙江温州问了一下出海的价格，其实也没说清楚，船老大开价8000元，我自己攒了这笔钱，在网上召集志愿者。报名的有30个人，最后只来了1个人，结果到了温州，船老大又变卦了，可能觉得我们是要偷渡，开出了20万元的天价。”自筹资金的召集尚且如此，那些募捐贴就更不用说了。爱国者同盟网(简称“爱盟网”)是当时国内颇有名气的网站，主编卢云飞告诉本刊记者：“并不是缺少热血青年，而是发起人缺乏公信力，经常就是一篇情绪激昂的帖子和一个汇款账号，发帖子的人到底是谁大家都不知道，谁敢相信？”

　　也有人考虑过其他筹款方式，比如周文博的“保钓造血计划”，义卖保钓文化用品(T恤衫、太阳帽)甚至搞网上商务等。首批保钓的T恤衫100件已经印好，采用的是公开成本价、由网友出价并公布销售情况的卖法。可这很容易被误解成以爱国主义为幌子做生意。卢云飞也觉得，这个造血计划不现实。“如果搞商务，所有的账目都要透明公开，没有专职的人力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很多人在情感上反对把保钓和钱联系起来。”他说。

　　2003年有些不同，冯锦华愿意加入爱盟网的保钓募捐行动，以公布身份证信息的方式，实名发表求援信。冯锦华的声望，来自于他对小泉当时参拜靖国神社的抗议。2001年，他在靖国神社侧门的一个石雕底座上，用红漆喷写了“该死”字样，被东京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期3年执行。他回国时，爱盟网网友到首都机场扯起大横幅，像迎接英雄凯旋一样欢迎他。“志愿者并非必须出海，您的任何一丝帮助对此次行动来说都是巨大的，让我们走出网络，行动、行动、再行动，不能眼看着钓鱼岛离我们远去。只要是捐款者、出海者，都是志愿者。”结果，冯锦华的实名求援信反响强烈，在爱盟网的点击率短时间内就超过1万次，捐款者超过千人。钱是最容易引发争议的环节，为了保证公信力，爱盟网请了一位做律师的网友控制流程，限定只能通过银行汇款方式捐款。2003年春天正值SARS，整个北京城气氛凝重，但牛力丕作为收款人和确认人，每天坚持去银行查账并在网上公布。最后募集的款项共计9.2万元人民币、2620美元和200加元。

　　那是一次群策群力的行动，李南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只有张立昆一个人有过1998年参与香港保钓行动的经验，其他人严格意义上都是初学的志愿者。”不过，作为发起募捐的背后团队，大家还是有一些分工，牛力丕负责管钱，李南负责联系和筛选出海志愿者。“偏向于选择有入伍经历和爱好户外运动的人，身体素质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其他的就是看彼此的沟通了，“那些口口声声喊打喊杀的，我们可不敢要，2000年那次我就发现了，在网上越是言辞激昂的，真要动真格的时候，全是虚的”。浙江的虞海泽负责找船，但实际上找船的有张立昆、李义强、尹东明等几路人马，最后敲定下船只的是台州人尹东明。23岁的尹东明年初就萌生了出海的想法，他不缺找船的门路，缺的是同伴，因此辞了职在全国奔走，试图说服那些志同道合但素未谋面的网友。他看到了冯锦华的帖子，简直有一拍即合的激动。

　　从200位报名者中筛选出来的30名志愿者，6月21日实际到达玉环会合的有23人。出海名单在出发前5小时才最终确定，剩下的8个人留在玉环的一个宾馆里，负责后勤保障和各方联络。他们中绝大多数素未谋面，熟悉彼此的网名胜过真实姓名。他们年龄身份各异，有退伍军人、户外运动爱好者、学生、记者、私营老板等等。将他们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一起的力量，只是在保卫钓鱼岛问题上的爱国热情、付诸行动的勇气和不那么现实的价值观。最简单的一点，募集来的保钓资金仅仅用于租船等必须费用，个人的路费和食宿一概自理，完全是一件倒贴钱还得承担风险的事情。

　　最单纯的热情

　　第一次出海之前，大家心里都没底，接受报名的网站甚至在醒目位置公布了这样两条信息：“本次保钓行动召集的志愿者在本次活动结束后自行解散；所有保钓志愿者的资料都将自愿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浙玉渔1980”返航后获得的官方肯定，是最好的强心针。“那真的是最好的时候，”李南感慨，“都是最单纯的热情。”

　　从2003年6月到2004年3月，9个月里4次出海保钓，另外3次分别是2003年10月、2004年1月和2004年3月，频率远超过香港和台湾地区。有台湾保钓志愿者感慨过这种差别：“香港和台湾的保钓行动，不是缺钱就是缺人，只有大陆，不缺钱也不缺人。”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在一波接一波的行动热潮中，于2003年底正式成立。早在1996年就提出过这个倡议的童增被推选为会长，冯锦华、张立昆、李南、卢云飞、虞海泽、周文博和李义强7人当选常务会员。

　　1956年出生的童增毕业于四川大学经济系，1986年考入北大法律系，攻读国际法硕士，毕业后先在一所学校任教，后在老龄委任职，他逐渐将研究目光放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上，不仅把想法写成论文，还在1991年“两会”时，把论文写成意见书，和学生守在京西宾馆门外，尽可能递交给更多的代表们。童增后来索性辞掉公职下海，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在经商之余，不改初衷，以他的公司为后盾，给志同道合的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张立昆在他的公司任职；回国后赋闲了半年没有找到工作的冯锦华，一度也进了他的公司。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成立后，身为会长的童增依旧更愿意低调地待在幕后，把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其他人，他接到电话的第一反应是：“你去找李南，他都知道，我把电话给你。”

　　只是，空前高涨的热情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回头去看，联合会常务委员们的反思很一致：“民间保钓发展得太快了，其实大家并没有准备好，没有成熟的思路来应对和引导那样的热情。”分歧从第二次出海开始，去还是不去，讨论的过程很伤和气。保钓联合会内部也有各种不同思路，归纳起来：一种认为要多行动，能出海就出海，能登岛就登岛；一种认为行动要有度，才能保证足够的社会影响力，“出海多了，公众会麻木，觉得这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事情，我们只是在作秀”。

　　其实，民间保钓从来也没有整齐划一的思路。张立昆坚定地告诉本刊记者，他认为：“民间的特点就是松散的、来去自由的、包容性的，各执己见很正常。”他拿香港做例子，“五六十个人，可以组织10个不同的保钓组织”。他曾经在南海服役，退伍后1998年一个人到香港参加过保钓行动。那时候，香港民间保钓热情高涨，专门出资购买了一艘渔船命名“保钓号”，可是第一次出海行动，“保钓号”就被日本军舰撞沉了。张立昆当时就在这艘船上，他说：“那一次，还有两艘台湾的船一起出海，但日本军舰就围着‘保钓号’，前后夹击，不是偶然碰撞，是不停地撞击，直到船沉。”有了这样的经历，当他听到今年的中日撞船事件时，一点也不觉得奇怪，他比划着船只的航向，“那种围堵和撞击，是日本军舰惯用的方式”。

　　民间保钓究竟应该怎么运作，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只是，在热情最高涨的时候，作为大陆最具影响力的保钓社团，联合会没能形成协调和处理这些分歧的机制，投票没有结果，会长童增又不希望伤害这些单纯的热情，只是调和，并不决断。各执己见的人们，各自寻找同盟者，行动中的分歧，或多或少的，还是造成了彼此的内耗、误解和伤害。保钓联合会名义下，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和虞海泽的浙江基地的诞生，其实是分歧的结果。

　　登上钓鱼岛

　　“没有海滩，岸边都是礁石，那天早晨刚下过雨，山上有清水流淌下来，遍山生长着一种类似于棕榈树的植物，青葱色，树林里有白色的山羊探出头来。”这是殷敏鸿向本刊记者回忆中钓鱼岛的模样。2004年3月24日，大陆保钓志愿者第4次出海，第一次成功登岛。登岛的7个人，是冯锦华、张立昆、尹东明、方卫强、王喜强、胡显峰和殷敏鸿。

　　回溯起来似乎很轻松，但3月24日清晨，一切紧张而混乱，大家出发前商量过无数种方案和对策，可真的到了紧要关头，杂牌军的弱点全都出来了：“渔船开到了很靠近钓鱼岛的地方，两条小艇放下海，发动机挂不上去，连船桨都找不到，大船的人往小艇上扔了些食物和淡水，但忘记把对讲设备和摄像机给我们了……”殷敏鸿所在的橡皮艇上有3个人，“还没有靠近岸边的礁石，另外两个人就性急地跳到了海里，游了过去”。他靠岸拴好橡皮艇才发现，“到达的只是一块大礁石，跟钓鱼岛主岛还隔着几米远，只能游过去”。

　　7名志愿者在钓鱼岛上停留了10多个小时，张立昆向本刊记者回忆：“刚上岛时，大家太兴奋了，根本没有注意到两条小艇很快就被日本人拖走了，但是心里并不惊慌。既然来了，肯定能平安回去，只是大家都湿透了，围着海岛走了半圈，拆掉了日本右翼分子设立的牌位，还找了半天独自去爬山的方卫强，剩下的时间围着火堆在烤火。”殷敏鸿说他当时很乐观，“只要有时间，我们肯定能回来，山上有树，我们可以扎木筏”。

　　没有对讲机，眼睁睁地看着小艇被日本的汽艇拖走，渔船上负责指挥的虞泽海和李南一时间也没了主意。大船在钓鱼岛周边徘徊了很久，与岸上的大本营联络后，最终决定先返航，带橡皮艇再来接他们，可是返航途中，下午17点，日本舰艇和飞机已经赶到，大船赶紧折返往钓鱼岛方向，却被团团围住。岛上的7人被日本警察带到了冲绳，在看守所单独关押。

　　接下来，就是全国瞩目的事情了：7个人在3月26日下午获释，从冲绳返回中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在冲绳都接受了若干次的提审，殷敏鸿回忆：“日本警察并没有使用暴力，问来问去主要围绕着个人身份、出海时间、海上航行过程等问题，他们对我的个人背景、是否有政府在背后撑腰似乎特别有兴趣。”对于这些问题，殷敏鸿他们基本上都拒绝回答。“我们是在自己的领土上被外国武装非法绑架，他们有什么资格审讯我们！”

　　3月24日的登岛成功，很有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意思。明面上，是李义强的厦门基地发起“3·28”出海计划，招募志愿者，进行海上救生培训，声势浩大。而暗地里，虞海泽和冯锦华在策划一场秘密行动，他们在乐清找到了船，定下3月23日出海，虽然3月份并不是理想的出海季节，但他们没什么选择余地，船只决定了一切。冯锦华和虞海泽并没有唱对台戏的意思，只是觉得想要登岛必须出其不意，厦门基地吸引了所有关注，是个很好的机会。事实也如此，这艘渔船到达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时候，只遇到了一艘日本军舰。当然，厦门基地“3·28”的计划，只能作罢。虽然冯锦华这边对外表述的时候，都用“协同策划”的方式来解释，但李义强是个倔脾气，似乎并不愿意接过这根橄榄枝。接下来发生了一系列并不愉快的事情，厦门基地的自立门户，以及对彼此公信力都有损耗的网络论战。

　　“3·24”登岛之后，这些保钓人士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接触保钓之前，李义强是个退伍军人，复员后进了厦门的一家大型国企，后来下海做生意，一边经营网吧，一边投资太阳能生意，结婚成家，安居乐业。现在，他成了朋友们眼中的“疯子”，卖了网吧、房子、车子，离了婚，以苦行僧的方式，继续着他的保钓热情。除了离婚，他愿意直面曾经的一切，第一次出海，他只是怀抱猎奇之心的参与者；第二次出海，他被张立昆拉着，成了组织者。这一次的出海，原定计划是内地和港台共同保钓，香港和内地志愿者一起从厦门出发，到彭家屿与台湾志愿者会合，一起前往钓鱼岛。“但是因为风浪等各种原因，我们的船晚了12个小时到彭家屿，计划就被打乱了，等候在那里的台湾保钓船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返航，不能去了。”李义强对本刊记者回忆，“两条船靠拢的时候，台湾那边的组织者跳上了我们的船，大发脾气，这个我也能理解，他曾经是我很敬仰的前辈级人物。可是，他竟然让我们立刻返航，不要去了，还喝令船上的台湾志愿者黄锡麟下船，但黄锡麟没有下去，我佩服他。”

　　李义强的选择，被殷敏鸿戏称“保钓原教旨主义”。经历的一切，让李义强觉得，保钓必须要心无旁骛，“没有任何经济活动，没有社会牵绊，才可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专心做事”。朋友们看着他坐吃山空的窘境，但没有办法劝服他。跟他比起来，当年第一次出海的同伴们，绝大多数并没有选择这种斩断枝蔓的极端方式。“生活是生活，保钓是保钓。”李南很坦白，“必须自己慢慢学着找一个平衡，学着接受，很多事情，我们也不能理解，但这就是现实。” 民间保钓志愿者一致认为，他们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国家增加未来谈判的砝码”。

　　李义强用了很多时间，来反思2003到2004年间的保钓热潮。关于出海和登岛，他总会想起台湾保钓人士黄锡麟说过的话：“如果出海是个连续剧，那登岛就是终结篇。”民间保钓的空间究竟在哪里，哪种方式才是最有价值、可持续的路径？谁也没有答案。

　　保钓运动的起源

　　“保卫钓鱼台”的口号最早是1970年由一群在美国留学的台湾地区学生提出来的，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理工科学生。40年后，本刊记者专程前往台北，采访了当时5位重要见证人。关于台湾保钓运动的起源，还是让他们亲自讲述吧(其中有些矛盾的地方原文保留)。

　　◎袁越

　　1970年上岛记

　　姚琢奇：我1928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2月底到台湾，当时我刚刚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在207师服役。因为从小喜欢摄影，对新闻也有兴趣，战争结束后便做了摄影记者。

　　我第一次看到钓鱼台，大约是在1968年前后，当时有一艘挂巴拿马国旗的“银锋号”报废船在驶往台湾准备拆解的途中，被台风刮到钓鱼台附近搁浅，我们报馆包了架小飞机，飞到钓鱼台上空拍照片。记得当时我看到附近海域有一艘美国航空母舰，还向我们的飞机发过警告信号。

　　不过，当时无论大陆还是台湾，都不知道钓鱼台底下有石油，因此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岛，大家都没把它当回事。大约1970年初的时候，美国打算将琉球群岛的管理权交还给日本，附带包括钓鱼台(日本称尖阁列岛)，台湾这才开始关注钓鱼台问题。

　　消息出来后，我们报纸的采访部主任汪祖贻提议派记者上岛考察，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老板余纪忠的认可。余纪忠可是个不简单的人，他早年留学英国，回国后给胡宗南当过英文秘书，后来担任国民党东北行辕的政治部主任，三十几岁就当上了中将。来台湾后他开始办《中国时报》，并靠这份报纸发了财。

　　我们决定派人上岛的动机与其说是宣示主权，不如说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当时台湾报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各家报纸都在抢新闻，力争独家。所以，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后一直对外保密，只有少数高层知道。

　　因为此事性质相当于报馆自己制造新闻，有些越界，所以余纪忠还是很小心的，生怕惹来麻烦。比如，在人选方面就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选定的4人都可算是“根红苗正”。我是“青年军”出来的，和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张宝树有私交；文字记者宇业莹是抗日遗族(烈士)子弟，在南京的遗族学校长大，填表时家长栏填的是“蒋宋美龄”；另一位文字记者刘永宁的父亲是国民党“立法委员”，这两人的后台显然都很硬；唯一没有后台的是蔡笃胜，但他是我们报纸驻基隆记者站的记者，他的任务就是负责找船，所以肯定得去。

　　1970年9月1日晚上，我们一行4人乘坐“水产试验所”的一艘木船从基隆港出发，同行的还有十几位渔民和水产学校的毕业生。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我们一路上没看到任何船只，非常顺利，第二天一大早船到达了钓鱼台。我们4个记者和4位渔民换乘一艘小船，驶进了岛边一个天然形成的狭长水道，并从那里登上了钓鱼台。

　　上岛后，我们4人立刻按照原定计划，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5米多长的竹竿插旗宣示了主权，在一块岩石上写下了“中国时报”和我们4人的名字。那块岩壁很高，最后还是身体健壮的蔡笃胜甘当人梯，驮着瘦高个刘永宁才够着的。

　　完成任务后我们在四周转了一下，我平时喜欢研究军事，便以军人的视角考察了一下钓鱼台。这个岛很小，几乎没有树，植被低矮，显然夏天的台风和冬天的东北季风很强。我没发现水源，没有补给的话很难生存下来。岛上人工痕迹极少，我发现了一个日本人用水泥做的围墙，我判断这是用来搭建临时帐篷用的。还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四方形的桩子，上面有块木质铭牌，用日、中、英三种文字写道：“尖阁列岛为琉球列管，任何人不得侵占，否则将依法处置。”

　　因为岛上几无平地，地上石头尖利，很难行走，再加上我们找不到目的物，所以只待了两个多小时就离开了。我们9月3日返回基隆，4日文章见报。据说台湾“外交部长”沈昌焕拿着这份报纸去告状，蒋介石看完后叹了口气说：“他们也是为了爱国呀！”

　　日本方面看到这个新闻后很紧张，立刻派人上岛清除了字迹，把旗取了下来，送还给了台湾驻日本“大使馆”。后来坊间传说日本方面把旗撕碎了，这不符合事实。

　　文章刊出当天一早，我就去国民党“中央党部”看望张宝树，向他详细描述了事件经过，并建议军方立刻派一个班上岛，构建防御工事，由海军定期派补给船接应。我认为，当时日本正在申请重返联合国，只要美国人不说话，日本人就不敢动。但是蒋介石没有采纳这个建议，我猜部分原因是当时的‘蒋府秘书长’张群，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专门负责对日关系，是个亲日派，而且他是蒋介石的同学，说话很有分量。

　　1971年的美国大游行

　　王晓波：我于1943年出生在江西省铅山县，父亲是军人，全家人1948年来台湾。1970年年初传出消息说，联合国某资源单位发现东海有丰富的石油资源，接着美国人就宣布要把钓鱼台送还给日本，日本于是开始驱赶台湾地区渔民。当时我们没怎么吭声，但很快有学者发现，钓鱼台在大陆棚(架)上，没有钓鱼台的话，日本就不能独占东海石油。恰在此时，《中国时报》几个记者到钓鱼台上插了一面旗，日本人把旗送还的时候，右上角被撕裂，当然这也许是因为风的缘故，但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很气愤。

　　当时我已经从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在念研究生，同时为一些学生社团写写文章。我看了《中国时报》的报道后非常激动，就写了篇文章，投给了胡秋原先生主办的《中华杂志》。文章里我引述了“五四运动”的两句话：“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两句话后来成了台大保钓运动的口号。

　　胡卜凯：我的父亲胡秋原可以算是国民党的一位元老，1970年时担任国民党“立法委员”。他一生都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为此还专门办了一份《中华杂志》，刊登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

　　20世纪60年代台湾学生流行学理工科，我也念了台大物理系，但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从小就喜欢写文章，交友圈比一般理工科学生大。当时台湾学生有个“自觉运动”，台大出现了一批学生刊物，比如《新青年》和《大学新闻》等，我经常为它们写文章，因此认识了王晓波。他大我一岁，但因为他小时候混“太保”(意为打架惹事的小混混)，耽误了功课，因此反而比我低一届。

　　我1967年去美国费城的坦普尔大学读物理。我有一个从小就是邻居的朋友郭誉先也在美国，他善于交际，认识很多路子比较野的人。郭誉先介绍我认识了在美国学工程的徐笃，他是成大(成功大学)毕业的，当时在新泽西州做事，属于草莽英雄。通过郭誉先的关系，我们几个同样喜欢政治的人相互认识，一起成立了政治社团“大风社”，第一任社长就是徐笃。“大风社”在美国建立了十几个据点，一共发展了将近100名成员，是保钓运动的两大主力之一。许多成员后来都担任了保钓运动的领导人，比如伯克利大学的保钓领袖郭松棻和刘大任。

　　记得1970年初，我就从报纸上得知美国要把钓鱼台送给日本的消息，但当时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没放在心上。那年11月7日，我收到父亲寄来的《中华杂志》，看到晓波兄的文章，这才第一次感到我们这些留学生不能袖手旁观。正好11月中旬“大风社”开例会，我便把这篇文章拿给大家看，号召大家为保钓做点事情。那时候台湾正是白色恐怖时期，台湾地区留学生都是乖孩子，能想到的办法无外乎是写请愿书，但来自香港地区的物理系学生沈平把我们好好奚落了一顿。他在美国读的本科，比我们都有经验，他说：“你写请愿书，人家大不了回你一封信就没了下文。一定要上街游行。在美国，3个人在路上走没人理你，3个人拿块牌子在路上走，电视台就来了。”当时正值美国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便同意了沈平的建议，决定组织一次全美留学生保钓游行。

　　游行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可我们“大风社”只有不到100名成员，人数不够，我立刻想到了我的中学和大学同学林孝信，他为办《科学月刊》建设了一个北美留学生联络网。于是我立刻给林孝信打电话请求帮忙，他又和好友刘源俊商量，得到了他的支持。事后证明，《科学月刊》是保钓运动的另一个主力，而我正好认识两边的人，可以算是保钓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吧。

　　林孝信：我是台湾本省人，从小就喜欢物理，后来考上了台大物理系，和胡卜凯、刘源俊都是同班同学。大学期间我就联络了一批同学为《新生报》办了一份《中学生科学周刊》，因此结交了很多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一年兵，然后于1967年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留学。一起办杂志的很多朋友也都出国了，分散在美国的各个大学里。当时没有互联网，打电话又很贵，为了保持联络，我们发明了一种“循环信”，就是第一个人写一段话，寄给第二个人，他再写一段话寄给第三个人，这样循环一圈后大家就都看到了，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后来大家嫌一封“循环信”太慢，就同时弄了好几个“循环信”，最多时同时有12封“循环信”，每个循环包括6～10人左右，循环一圈后再重新组合。

　　那时我们学理工科的都有奖学金，日子比较好过。1968年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日子就更清闲了，于是办了一本《科学月刊》，由留美学生负责写稿，送回台湾印刷发行。我办《科学月刊》不仅是想介绍科学知识，更希望以此来启迪民智，培育科学的态度，为健全的理想社会奠定基础。办刊物联系了一帮好友，为了加强彼此联系，我又决定出一份《〈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向大家汇报工作进展。频率高的时候我每周出一期，每次都要寄几百封信。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我就请我的同学兼室友曹亮吉帮我刻蜡板。过了半年以后复印机开始普及，就改成复印。“云门舞集”的林怀民当时还在密苏里大学念新闻，他听说我们在办杂志，就专门跑来芝加哥帮我们贴邮票，后来还写了一篇介绍我们的文章登在台湾的《中央日报》副刊上，引起很多人关注。

　　刘源俊：因为受到杨振宁、李政道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学生流行学物理，我也受这股风潮的影响念了台大物理系，和林孝信、胡卜凯是同班同学，也和他们俩一样于1967年出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物理。一年后我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林孝信提出大家一起办一本《科学月刊》。他的动机很单纯，一方面他觉得我们都在台湾受的教育，应该回馈社会，做点事；另一方面他想通过办杂志把台湾留学生团结起来，一起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和他在大学期间就是好朋友，这次更是义不容辞，担任了《科学月刊》物理组的负责人。

　　我在哥伦比亚上学的时候正值反战运动高潮，纽约是反战运动中心，1968年上半学期我们学校就没怎么上过课，学生把校长室都占领了，最后警卫从地下室冲进去把学生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当时美国流行左派，纽约大街上到处贴满了毛泽东头像，很多来自香港地区的留学生非常亲共，动不动就指责“蒋帮”如何如何，这些事给了台湾留学生很大的冲击。这就是保钓运动的土壤。

　　林孝信：记得当时除了胡卜凯之外，还有2到3个人找过我，想利用《科学月刊》的联络网当保钓的联络工具。我觉得保钓不应拒绝，但《科学月刊》似乎不应该涉及政治，我拿不准，就给二十几个主要联络人打电话征询意见，结果除了一人有保留之外，其余全部赞同。于是我把1970年12月的《〈科学月刊〉工作通报》变成了《钓鱼台事件专号》，寄给了300多个《科学月刊》联络员，他们分布在美国50多个大学，通过他们能联系到上千名台湾留学生。后来《钓鱼台事件专号》又连续出了两期，反响热烈，台湾留美学生们很快就在很多学校成立了保钓分会，酝酿在美国举行保钓大游行。我印象中，各个保钓分会的领导人至少有一半以上都是《科学月刊》的人，而且绝大部分都是学理工科的，只有伯克利大学例外，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刘大任、郭松棻和傅运筹都是念文科的。

　　刘源俊：到1970年12月的时候，在美国各地的台湾留学生都发动起来了，大家商定要在1971年的1月30日举行大游行。当时参加保钓的除了台湾留学生之外，还有不少香港学生和华侨，香港学生大都是在美国读本科，比我们这些研究生有游行经验，所以负担了很多组织工作。

　　胡卜凯：刚开始的时候，“大风社”在各地的成员态度都很积极，唯有伯克利大学的刘大任比较消极。他原是写小说的，在台湾的时候就和陈映真一起办读书会，宣扬民主自由，后来有人告密，陈映真和读书会的其他十几个人被判刑。在此之前，刘大任出国读书，逃过一劫。我找了个机会去三藩市“串联”，和他聊了半天我才明白，他不肯承认“民国政府”，所以不愿意参加游行。但过了年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不但答应参加游行，还出了一个《战报》，模仿“五四运动”，提出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不过，他们坚持要在1月29日举行游行，暗指当年的“一二·九”运动。这个做法实际上就是借机打击一下国民党政府。

　　林孝信：第一次游行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家就计划在1971年4月10日举行第二次游行。那天美国西海岸的三藩市、洛杉矶和西雅图各自有游行，但整个东部的人都聚集到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游行，我估计人数至少有2500人，也有人说有4000人之多。大家最先游行到美国国会，递交了一封抗议信，但美国人的回答还是老一套，说钓鱼台是琉球的一部分，按照协议将还给日本。有些女学生听到这个回答都哭了，我们受到的教育让我们一直认为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主持正义的国家，没想到美国背叛了我们的信任。但我们很快又意识到美国毕竟是第三方，于是就又去了台湾(地区)“使馆”，以为会听到一些鼓励的话。结果我们游行到门口，一遍一遍地喊：“周书凯出来！周书凯出来！”但他却始终没有出来见学生。这是大家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台湾政府根本不想保钓，非常失望。

　　刘源俊：保钓运动从一开始就分成了左右两派，两派名义上都支持保钓，但左派同时还支持共产党，右派则支持国民党。另外还有一个“台独”派，从道理上讲也应该保钓，但他们却没有参与，我觉得这件事正好说明“台独”的本质不是爱台湾，而是美日的傀儡。我本人是无党派，从来没有加入国民党，但我也不愿看到保钓运动变成反对国民党的运动，所以我一方面批评国民党不保钓，另一方面也反对左派引入政治元素。

　　我记得1月30日游行之后，政治气氛就变了。有消息灵通人士从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得到消息，美国政策要变，打算在1971年9月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后来大家才知道，1970年12月基辛格秘密访问大陆，和周恩来敲定了这件事。从此之后左派势力主宰了此后的保钓运动。他们想把保钓运动的性质转变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的运动。我对这些左派有看法，就退出了保钓运动。4月10日华盛顿大游行虽然还是坚持没打国旗，但游行结束后大约有200多人在马里兰大学开会，两派终于公开吵了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一波保钓运动结束了。

　　林孝信：4月10日的大游行之后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今后应该如何保钓。此后不久，我记得大概是7月9日下午18点钟的黄金时间，美国所有电视台和广播全部插播新闻，尼克松宣布即将访华。我们突然意识到，还有一个中国政府在那边，好像蛮强大的，就连美国总统都要去拜访，说不定中国政府会保钓，于是便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中国的风潮。那时大陆正处于“文革”时期，虽然“文革”本身很可能有问题，但起码从对外宣传来看，“文革”很有理想主义色彩，对保钓人士有很强的号召力，于是很多人变成了左派。

　　还有很多人通过保钓，开始反思台湾地区历史，以及和过去的盟友美国、日本的关系。不少人心中开始有了疑问，难道我们从教科书上学到的中国近代史都是错的？台湾地区的历史教科书在谈到败给共产党这段历史时都是含含糊糊的，我们学理工科的以前也没深究，但保钓运动一下子把这些疑问勾起来了，大家便纷纷回去重新学习中国近代史。美国很多大学有很好的中文图书馆，很多人便借此机会阅读了很多过去没有读过的书籍，终于明白国民党为什么不肯保钓了，原来国民党以前卖国已经卖了很多次了！“九一八”就没抵抗嘛，更何况一个区区钓鱼台？

　　记得当时我和一个朋友聊天，谈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台湾教科书都把共产党领导人描述成邪恶的人，那大陆是怎么看待我们的国父孙中山的呢？于是我便去芝加哥大学的中文图书馆找大陆的书，惊讶地发现大陆对待孙中山还是很尊敬的。我终于意识到我原来对大陆的认识太错误了，应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后来读了很多书后，我发现社会主义的原则不错，应该让台湾实现社会主义。

　　胡卜凯：我的数学基础一直不好，两次博士资格考试都没有过，丢了奖学金，于是在参加完第二次保钓大游行后就离开学校，跑到拉斯维加斯鬼混去了，因为在那里吃住都不要钱。1971年9月保钓领导人又在密歇根州的安娜堡(Ann Arbor，密歇根大学所在地)召开了一次大会，左右两派正式决裂。我没有参加，但听说左派全面控制了那次大会，保钓运动正式向左转。

　　这个转变是有道理的，因为国民党不保钓，因此支持共产党的左派便有了正当性。国民党一直试图控制保钓运动，但没有成功。真正有控制力的是林孝信、刘源俊等人，他们因为办《科学月刊》的缘故，赢得了大多数学生的信任。国民党惨败后觉得很丢脸，便开始报复。林孝信因为是本省人，他宣扬社会主义这一点在国民党听来也很刺耳，便把他纳入黑名单，吊销了他的护照。其实林孝信学习很好，拿个博士学位找个好工作是没问题的，但没有护照他就成了非法居民，再也没办法继续学业了。后来还是因为他夫人的关系才拿到了绿卡。

　　我在拉斯维加斯混了一年后我姐姐找到我，把我带回加州做事，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再也没管保钓的事情了。

　　1971年的台湾大游行

　　王晓波：保钓运动大约是在1971年4月份左右才在台大开始闹起来的。一开始是以侨生为主，他们胆子比较大，后来台湾学生也跟着闹起来了。那时候台大校园里贴满了标语，还有人把“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这句话，做成几米长的条幅从宿舍楼顶上挂下来，一进台大校门就能看见。

　　一开始台大校方想管，但学生情绪太激动，管不住，只好允许学生们在台大体育馆举行了一次保卫钓鱼台大会。那天会场塞得人山人海，有人当场提议成立“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但在当时的台湾，成立组织是很忌讳的事情。现场争议很大，于是我跑上主席台抢过麦克风说：“台大保卫钓鱼台委员会即时成立，赞成的请鼓掌！(笑)”台下一片掌声，于是就成立了。

　　不久后美国宣布要在1971年6月17日和日本正式签约，把琉球和钓鱼台送还日本，于是台大学生决定在那天举行示威游行。游行前一天晚上，大家正在制作标语，一个教官跑来跟我们说，明天谁敢上街就逮捕谁。屋里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大家都很紧张，这时有个来自韩国的侨生站起来说：“是我主张要上街的，你来逮捕我吧。”之后学生们一个一个都站了起来，教官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和上面联系。当时蒋经国派张德浦来台大处理这个事情，他算是国民党里的开明派，说游行可以去，但要遵循三个原则：人数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路程越短越好。后来陈水扁以此为借口，指责我们这次游行是台大组织的，属于官方默许的行为，实在是很没道理。

　　但是这次游行没起什么作用，钓鱼台还是没拿回来。不过美国埋了一颗地雷，说：“我交还给日本的只是行政权，主权的争论由争论的各方和平解决。”当时台大学生有个口号：“给我们发枪，让我们上钓鱼台！”要知道，台湾学生都是军训过的。后来解密的档案里发现，当时有很多人都主张过武装占领，但台湾地区因为联合国席位的问题正需要依靠日本帮忙，因此不敢得罪日本政府。

　　此后蒋经国把马鹤凌派到台大处理学生保钓运动，他是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官员。他的儿子就是马英九，当时就在台大法律系读书，住在我隔壁，经常来我这里抽烟喝酒，算是保钓的一个活跃分子。后来马英九去哈佛大学留学，他的博士毕业论文就是关于钓鱼台的，标题叫做《怒海油争：东海海床划界及外人投资之法律问题》。

　　在那次游行之后，台大接连举办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大型座谈会，可以说保钓运动煽起了台大学生追求民主自由的政治热情。还有一部分学生认为爱国首先要爱民，于是台大又发起了“百万小时奉献”运动，成立了“台大社会服务团”，在那一年暑假组织了农村调查队、山地调查队、工人调查队和私娼调查队等去社会各地调查，所以说保钓也促成了台湾“社会运动”的兴起。

　　保钓方面，台大出现了两派声音：一派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国家分裂，因此中国必须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开始有统一的声音和想法；另一派则认为不能接受共产党那一套，台湾自己应该先实行民主，于是“台独”的声音就出现了。1972年12月4日，台大学生举办民主主义座谈会，请两派学者上台发言，结果“统派”声音压倒一切。会议结束后，“台独”团体写文章攻击“统派”，开始了战后台湾校园内的第一次统独论战。

　　林孝信：当年有5个保钓领导人曾经去大陆访问，我们叫它“保钓第一团”。团长李我焱是纽约保钓的领导人，他早年在大陆时就参加过读书会，去台湾后开始反对国民党，被判过刑。后来他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受到来台湾访问的吴健雄的赏识，这才得以出国读书。团员王正方来自费城，念电机系，现在搞电影。陈治利也是念理工科的，现在加州做事。陈恒次是念法律的，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法律顾问，不幸在出差非洲时死于飞机失事。最后一个王春生我忘记了(记者注：王春生是读社会学的一位女士，现住美国)。

　　海外的保钓运动正式左转后，国民党一看情势不好，便转了方向，开始用怀柔的办法，希望有影响的人物站出来替他们讲话。有人找到了我，让我出来替国民党说几句好话，被我拒绝，于是国民党就将我列入黑名单，吊销了我的护照。没了护照我就成了非法居留，学也不能上工也不能打，就这样我被逼上梁山，只好继续保钓，变成了海外极少数的职业革命家(笑)。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之后我才开始重新申请护照，申请了3次才获批准。1988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阔别21年的台湾。

　　王晓波：到1973年，国民党开始抓人了。当时我已经是台大的讲师，和同在台大哲学系任教的陈永祥、陈鼓应一起被抓，理由是亲共，这就是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我只被关了一天就被释放了，但我也因此被台大解聘。我觉得第一波保钓运动到这里就算正式结束了。

　　谈到保钓的历史功绩，马英九曾经说，钓鱼台之所以没有完全给日本，保钓有很大功劳，而我觉得保钓运动标志着民族主义的复兴，为台湾后来的民主运动储备了人才，就像“五四运动”为后来的抗战储备了人才一样。

　　采访手记

　　我在台北只待了4天，所有采访对象都是去了之后才联系上的，但他们全都非常配合，否则采访不可能顺利完成。

　　对姚琢奇的采访约在了他家中。他家坐落在台北市北部的一个非常安静的老小区，门前绿树成荫，令人心旷神怡。老人今年82岁了，身体硬朗，声音洪亮，仔细听还能听出一点上海口音。姚先生至今依然保持着每天早上游泳半小时的习惯，那天专门为了接待我缩短了时间。

　　姚先生早已退休，但仍然闲不住，仍然担任着“军事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他很得意地给我看一张照片，是他当年驾驶喷气式战斗机在空中拍下来的。可惜的是他拍的钓鱼岛照片的底片都留给《中国时报》了，只留下了几张从报纸上扫描下来的模糊的复印件。

　　对刘源俊的采访约在了东吴大学。这所大学位于山清水秀的外双溪，距离台北“故宫”只有一站地。刘教授自1996年起担任东吴大学校长，做了8年后退下来，仍然在物理系教书。采访约在周五的下午，他上完最后一节课后匆匆赶回办公室和我见面。也许是因为说了一天话的缘故，采访一开始他的声音很轻，嗓子有点哑，但越说声音越大，语速也越快。

　　刘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保钓做实事，他在担任东吴大学校长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委托东吴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两本关于钓鱼岛历史、地理和法律的研究论文集。

　　对王晓波的采访约在了台北忠孝东路的一座大楼内，那天晚上正好是“中国统一联盟”开例会的时间，会议室里聚集了十几位致力于中国统一的学者，大家看到一位来自大陆的记者都很激动，鼓掌欢迎。王晓波身体微胖，讲话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他今年67岁了，但还没退休，依然在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任教。

　　对胡卜凯的采访约在了中正纪念堂旁边的台湾“国家剧院”，那天刘源俊也在，他们几位在剧院底楼的一间餐馆设宴欢迎一位从美国回来探亲的老同学，吃完饭后胡先生在旁边一间咖啡厅单独接受了我的采访。胡先生身着西装，留着好看的胡子，很有学者风度。他1993年从美国回到台湾地区，在西门子公司台北分公司上班，直到2001年退休。他至今仍喜欢写作，之所以这么早退休，就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最难约的人是林孝信，他平时住在台南，幸好在我离开台湾的前一天来台北公干，与我约在台湾“国立科学教育馆”见面。那天在科教馆有个科普活动，台湾科普界几乎所有有名的人都到场了。显然大家都非常尊重这位前辈，林先生也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向同行们提各种建议，态度热切而又诚恳。

　　林先生年轻的时候就以精力充沛而闻名，那时朋友们都叫他“和尚”，因为他像个苦行僧，很少吃东西却又干劲十足。如今林先生已经66岁了，依然很瘦，留着一头很久没有打理的白发，活像一个亚洲版的爱因斯坦。他目前的正式身份是台北一家学校的老师，那段时间正和几个朋友筹划举办一系列活动，纪念《科学月刊》诞生40周年。这本月刊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做到现在，一期都没有落下，可算是台湾科普界的一个奇迹。林先生送给我一本试刊号、一本创刊号，这是我此次台湾之行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