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民面临两难困境 在生计与国际法之间抉择

5月21日，被朝方扣押的三艘船返回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大李家街道某军港。中新资料图

　　南都记者 娜迪娅 实习生 赵月 王岚锦发自北京前日，中国渔船船长程大伟因与韩国海警发生冲突导致一名海警死亡一案在韩国二审。再早一天，韩国海警又宣布在其专属经济海域内抓获两艘正在“非法捕捞”的中国籍渔船。

　　对于中国渔民来说，捕鱼时被邻国扣押，程大伟及其船员并不是第一批，也不是最后一批。近一年来，中国渔船渔民就在不同海域被韩国、朝鲜、日本、菲律宾、帕劳、俄罗斯等国分别扣押，被扣押人数已经上百人。这些数字似乎已不能理解为一例例个案。

　　守海吃海渔民就跟着鱼走

　　船主孙财清生在辽东沿海，长在辽东沿海。用他的话说，“守山吃山，守海吃海”，在黄海海边，孙财清所有的生计都靠这片海。

　　黄海位于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之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享有对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自然资源的主权和其他管辖权。但同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危机问题研究室主任邱美荣告诉南都记者，中国1/3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与邻国重叠，双方对于划界有争议。黄海海域的情况即是如此。为了解决专属经济区划界前的渔业问题，中国与韩国、日本分别签署了渔业协定，对渔业问题作出了临时性安排。协定把黄海和东海划为各国管辖水域、暂定措施水域、过渡水域(目前过渡期均已到期，过渡水域按各自管辖水域管理)、维持现有渔业活动水域等分别管理。根据协定，双方渔船若进入对方管辖水域捕鱼，须办理入渔许可证，协定对于捕鱼的时间、数量、品种、渔网的大小等亦有严格的要求。

　　这些复杂的划分和要求，渔民们是否清楚？

　　南都记者从辽宁省海洋与渔业厅渔政处的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渔业厅对于渔民有相关的培训，在申领船长证、船员证、大副证时，对于海域的情况都会有详细的讲解。“任何一个渔民都非常清楚。”该工作人员称。

　　“但那种(越界捕鱼)情况还是有的，因为那边鱼货多啊。”孙财清说。尽管签订了渔业协定，但由于孙财清的父辈们习惯捕鱼的传统渔场被划入了韩国的管辖水域，如今去捕鱼还要办许可证，这让孙财清很不解。更甚的是，从前几万元就能拿到的入渔许可证如今已经被炒到了几十万元。“买不起！”孙财清抱怨，去韩国那边捕鱼，捕多了不行，要罚款，一罚就没有赚头了。

　　“渔业资源作为一种洄游生物资源，很可能鱼群在中国海域长大，然后成鱼洄游到韩国海域。”辽宁社科院教授吕超解释称。此外，中国海域的渔业资源也面临着巨大的枯竭困境。我国农业部不久前颁布的渔业“十二五”规划中对于我国渔业资源描述称：我国捕捞强度过大以及工业污染和生活排污严重损害渔业水域生态安全和生物多样性。渔业资源衰退和水域环境恶化趋势加剧，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增强，产业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受到严重威胁。

　　“渔民就跟鱼走。”上述辽宁省渔业厅工作人员也表示，过活是渔民们最重要的事情。

　　渔业协定怪圈

　　孙财清认为中韩渔业协定中被划为韩国管辖水域的也本该是“我们的地盘”，只是“被别人占了”。在他们看来，祖辈在哪里捕鱼，他们就去哪里捕鱼；鱼游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捕鱼。

　　正因为渔民普遍存有的类似意识，使得他们在遇到邻国海警阻拦时，也越易产生抵抗的心理，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随之变大。如若遇到中国渔民合法捕鱼却遭到邻国海警非法阻拦的情况，暴力事件更极易发生。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所副教授唐建业对此建议，中国政府一是要坚强的海上执法力量与强硬的外交，保护我国渔船不被他国非法抓扣；或在被非法抓扣的情况下，及时有效地进行外交保护，解决被抓扣渔船及公民，并进行外交回击。二是在国内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明确对非法被抓扣渔船所承受经济上和精神上的损失进行补偿；该法律制度最好在行政法规层级及其之上，才能保证其效力和稳定性。

　　尽管签署中外渔业协定的目的是为了缓解与周边地区的捕鱼权冲突，但奇怪的是，协定签署后，渔业纠纷不但没有缓解，甚至还在增多。在中韩渔业协定于2001年正式生效后，中韩渔业纠纷发生得更为频繁。自中国和越南签订的《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于2004年6月30日生效实施后仅一年的时间内，中国渔政部门即查处外国非法入渔渔船27艘，驱赶231艘。

　　这种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中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后，各国围绕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渔业资源的养护与争夺而引起的渔业纠纷骤然增加。如1994年6月，挪威和冰岛两国发生的“鳕鱼大战”；同年，俄罗斯指责日本渔民数百次地侵犯了俄远东海域，并几次向日本渔船开火；2010年挪威与俄罗斯签订双边渔业协定后出现了渔业纠纷等等。

　　“对于双边协定实施后，渔业纠纷增多，是因为一般在双边协定实施后，双方都会加强执法，才使得渔业纠纷问题出现，因此给人感觉是增多了。”唐建业解释说。

　　对于中韩之间的渔业协定，国内数名学者也指出界限划分不够合理的问题。辽宁社科院教授吕超表示，界限是死的，但鱼是活的，划分界限是渔民的捕鱼习惯和传统渔场的因素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考虑。

　　夹缝中的中国渔民

　　对于已经饱和的渔民数量，目前我国政策的导向为支持渔民转产。

　　海南省海洋与渔业厅宣传部主任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资源有限，目前国家的整体政策是鼓励渔民转产，主要的出路有两种，一个是转向养殖为主，另一个是转向休闲渔业。比如海钓、观光渔业、渔家乐，以增加渔业的附加值。

　　孙财清对转产持同意的态度。“做渔民危险”，高丽说。但转产并不容易。

　　孙财清曾经转过产，做了八年的海鲜生意，将就能糊口，最后又回到海上。“去海上，有燃油补贴补一补，那几年干得也行。”可是现在油补也没了。

　　“政府要花大量钱来做转产资金，还要花大精力对渔民进行引导说服，改变渔民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这并不容易。”吕超说。

　　而据辽宁省渔业厅渔业生产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透露，由于补助金额相对较少，渔民转产积极性不是特别高。

　　海南渔业厅上述主任则更为直白地解释说，转产最大的困难来自于整个社会就业的压力，还有渔民自身的生产生活习惯、作业、能力素质。“如果渔民打工能挣2000块钱一个月，他肯定不会捞鱼了。做其他工作可能比较难。在找到其他工作之前还是先打鱼吧。”

　　据介绍，目前海南省的渔民数量不但没有减少，还有了不到1%的小幅增长。

　　一边是出海打鱼要面临的复杂外交考量和违反国际法可能被阻拦拘留的安全顾虑，一边是渔船爆棚转业艰难的生计需求，中国渔民牵扯到国际关系的生计症结亟待破解。

　　近一年来主要中国渔船被扣事件

　　2011年12月3日，菲律宾海军在菲律宾巴拉望岛南端靠近巴拉巴克海峡的海域，以非法捕鱼为名扣留6名中国渔民，并以非法捕捞一种频临灭绝的龟类起诉中国渔民。

　　2011年12月12日，韩国海警在黄海水域与涉嫌“非法捕鱼”的中国船只发生冲突，4名海警在过程中受伤，其中一人不治身亡，9名中国船员被逮捕，后被起诉，韩国检方要求判处船长程大伟死刑或无期徒刑。

　　20 12年3月30日，帕劳警方开枪打死1名中国渔民，逮捕另25名中国人。帕劳最高法院4月13日批准中国船员与帕劳政府达成的庭外和解协议，中国船员在承认非法入境捕鱼等罪名并每人缴纳1000美元罚款后，于4月18日回国。

　　2012年5月8日，三艘中国渔船在中国海域捕鱼时被朝鲜不明身份人员控制，中方29名船员被扣，对方声称渔民进入朝鲜海域，提出120万元的赎金要求。经过交涉，被扣渔船及船员于20日晚获释。

　　2012年7月，俄罗斯边防警前后扣留了9艘中国渔船。其间，俄罗斯边防巡逻艇向一艘中国渔船开炮，并在追赶过程中与渔船发生碰撞，造成中方1名船员失踪。

　　2012年8月21日，韩国海洋警察署在全罗南道新安郡黑山面可居岛西南97公里处的韩国专属经济海域内抓获了两艘正在进行“非法捕捞”的中国籍渔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