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逾期被建议不罚款 仅保留训诫及不采纳证据

　　昨天，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对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精神卫生法草案、旅游法草案等多部草案进行分组审议。对于旅游业“零负团费”经营模式，委员建议可以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限定“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或收取购物回扣为目的”。对于逾期提供证据或被罚款的规定，委员建议把“罚款”一项去掉，仅保留训诫及不采纳证据。

　　焦点1

　　该如何限制零负团费问题？

　　建议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

　　旅游法草案中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招徕、组织、接待旅游者，对此，黄镇东委员认为，旅行团成本是多少，这是企业的商业秘密，每个旅行社的成本不一样，很难说清楚。

　　吕薇委员则提出，建议这一条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提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有关于不得低于成本销售商品的条款，但是前面有定语，“经营者不能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还进一步明确“下面形式之一的不属于不正当竞争”，其中包括“季节性降价”。

　　吕薇认为，旅游业也有淡季的销售，现在不允许低于成本来组织和接待旅游者，主要出于两个目的，一个是恶性竞争，另外一个是有一些旅游团组是以收受回扣为盈利手段。因此，建议在这条前面加上定语，“不得以排挤竞争对手或收取购物回扣为目的”这样更好，最好能够参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款。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耀红则明确提出，该重视景区门票和购点的回馈。景区的门票不断提高和零负团费的问题，根本的原因就是景区门票的高额回扣。如果不能对景区门票的回扣有一个打击的话，现在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

　　焦点2

　　如何实行不许强迫购物？

　　建议排除游客同意情况

　　吴晓灵委员表示，草案提出如果强制购物出现问题，由旅行社来承担退货、退还费用的责任，在实践中怎样来判断？如果有证据证明强迫购物可以处罚旅行社，但不要轻易讲退货，否则会引起许多纠纷。建议对此稍作修改，如果发生强制购物的情形，旅游者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30日内向旅游主管部门提起指控。

　　全国人大代表黄辉球则提出，在“旅行社组织、接待团队旅游不得指定购物场所，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购物，不得安排任何形式的另行付费旅游活动”的规定中，排除“旅游者同意自行付费”的情况。

　　焦点3

　　如何让“驴友”更安全？

　　建议自助游写入旅游法

　　张兴凯委员认为，旅游法草案对组团旅游、有组织旅游的安全关注较多，但对自助游的安全几乎没有规定，建议增加自助旅游、自由出行方式旅游的安全规定的条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表示，“驴友”到没有经过开发和任何安全保护措施的地方去玩儿，遇到了突发的天气状况，遇到了路径不熟的问题，出现了很多危险。在救助过程中动用的力量相当大，成本非常高，希望在制定旅游法的时候，应同时予以考虑。

　　陈佳贵委员认为，旅游法也应该对驾车自助游进行规范。他举例称，如自助游有的10辆车、8辆车，在网上召集，需不需要互相订立一个协议；如果没有，出了问题就带来许多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

　　焦点1

　　谁更适合作为公益诉讼主体

　　建议机关改成政府主管部门

　　民事诉讼法草案规定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戴玉忠认为，用“法律规定的机关”来表述，不明确、不具体、不便于适用和执行。可以考虑将“法律规定的机关”改为“政府主管部门”。民事案件一般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政府有主管部门，首先是政府主管部门要管，政府主管部门可以依照行政法律对那些实施了污染环境、危害食品安全等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为给予处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进入行政诉讼；同时对于那些不便于由政府部门作出行政处罚的以及其他特殊情况，政府主管部门可以提起诉讼，由法院进行民事审判。对于政府主管部门不负责任、不作为，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涉嫌构成犯罪的，按照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应该立案侦查。这样设计比较具体、明确，便于操作。

　　全国人大代表罗范椒芬提出，为避免滥诉的情况，是否可以要求公民向法律规定的机关提出起诉的要求，要是有关的机关不作为，再由公民或者是民间的环保团体提起公诉。

　　焦点2

　　当事人举证逾期该不该罚款

　　建议去掉“罚款”保留训诫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规定，逾期提供证据，应当说明理由，理由不成立的，法院根据不同情形予以训诫、罚款或者不予采纳。

　　徐显明委员认为，这一规定还需再斟酌一下，因为它涉及到法院与当事人间权利与义务的设定。他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据原则就是谁主张、谁举证，所以，主张者负有举证的责任。他如果不能举证的话，法律上对他最不利的后果就是不采纳他的证据，而不采纳这个证据后，法院一定会作出一个对他不利的判决。这对当事人而言就是最严厉的惩罚。

　　徐显明说，通过立法的方式，给法院增加处罚权不太符合民事诉讼的原则，因为提交证据的行为不能理解为“妨害司法”或妨害诉讼。因此他认为，诉讼中的司法扩权是件大事，不可随意为之，尤通过立法扩权，更应谨慎，所以建议对这一条应再斟酌一下。建议把“罚款”一项去掉，仅保留训诫及不采纳证据。

　　焦点1

　　患者拒绝接受后续治疗怎么办？

　　建议引入社区强制治疗

　　龚学平委员建议草案增加一款：对进行强制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出院以后如果经精神科执业医生评估有社区治疗必要，但患者拒绝接受时，患者居住地公安机关应当为患者办理强制社区治疗的手续，并强制对患者有监护职责的近亲属对患者进行强制社区治疗。

　　龚学平表示，这类出院患者往往不肯服药或者接受随访，在社会上具有潜在的危害性。很多西方国家都已经采用了社区非自愿医疗的方法，主张在社区里强制性地命令患者一定要接受定期的随访、按时服药；做不到的话，只能非自愿到医院去治疗。

　　这一制度对于平衡患者个人的自主权与公众的安全都具有十分明显的效果，但是目前的草案中对这方面没有体现。

　　焦点2

　　如何预防精神病？

　　建议规定家庭责任义务

　　金硕仁委员认为，家庭在预防精神障碍方面，作用至关重要，草案规定了政府、学校、社会的责任，恰恰没有规定家庭的责任义务。

　　他提出，现在社会上单亲家庭、失独家庭、病瘫家庭、空巢家庭的精神卫生问题都很重要，这是不能忽视的部分。建议增加一条，“家庭应当促进和睦、关系和谐、尊老爱幼、关爱成员，激励子女健康向上，及时了解、发现与预防精神障碍问题。”

　　吴启迪委员举例称，比如学生在学期间出现的问题，家庭有时事先比较了解。学生所受到的压力一方面有来自学校学习压力，也有来自家庭的，家庭和睦问题对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确会产生影响。

　　郑功成委员说,精神障碍预防实际上包括四个层面，除了单位、学校还有社区、家庭，只有这四个方面放在一起，它才是完整的。他提出，家庭成员应该对有精神障碍表现的家庭成员，及时送院诊疗，负责照顾、监护，不得虐待、歧视。

　　焦点3

　　如何预防患者对社会的危害？

　　建议精神卫生进行普查

　　全国人大代表李玉英提出，关于精神障碍的诊断，有一个基本的法则，就是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包括有伤害行为的或者有危害他人或者自身安全危险的，才由其亲属和所在单位或者当地公安机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

　　“这里是不是说明只有发生伤害行为后，才可以违背本人的意愿强制性进行诊断或者治疗，”李玉英说，“我认为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会对所有的患者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缺乏一个事先的限制性措施。”

　　基于此，李玉英提出，是不是该在医疗普查中增加精神卫生的检查内容。认为卫生部门应当把精神卫生列入普查的范围，每个人都要做一个年度的精神卫生的简单检查，也要记录在案，如果将来发生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