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者笛妈：终日生活在大雨里 不见太阳

6月3日，失独者迪妈来到女儿陵前祭奠。她的头发已花白，白发人祭黑发人的痛楚，她在余生的每年都会经历。图 吴家翔.

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到国家计生委寻求帮助。图 吴家翔.

　　57岁的笛妈，说自己四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为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为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三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电话里，女儿的声音透着一股高兴劲儿：“妈，你也来吧，我带你去，大峡谷可是自然奇观哦。”

笛妈拒绝了。丈夫身体不太好，女儿很快就回国，去一趟美国得费不少钱，笛妈心里这样打算着。

这个决定让她至今追悔莫及。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

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起初，笛妈想把女儿“留”在家里。她怕女儿孤单，怕自己孤单。入土为安的传统，最终让笛妈放弃了这个念头。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女儿出国前，笛妈陪女儿来北京，正是来八达岭陵园看姥爷。女儿打小儿跟姥爷亲，在姥爷碑前，女儿轻轻地说，姥爷啊，我要出国了，去美国读博士，您外孙女争气吧，等我回来再来看您。

从女儿的墓，走到姥爷的墓，只需要十多分钟。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笛妈抽泣起来。女儿离姥爷近了，可是离家远了。

这个位于北京延庆的公墓，距离沈阳约有700公里，开车需要约8个小时，坐火车需要4小时44分，最快的是坐飞机，也需要1小时25分钟。

笛妈没有车，坐不起飞机，每次来看女儿，选择的都是火车。

第一次来看女儿，她拼命记住一路的地名、站名和公交路线。到墓前，她把这些一个不落地说给女儿，生怕落了一点儿。

“女儿聪明，回家的路肯定记住了。”她望着墓碑说。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着丈夫、女儿和笛妈三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丈夫和自己的名字，是笛妈要执意刻上去的。她甚至坚持要把三个人的名字，都描上金字——在北方风俗里，这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地告别世界。

她没能如愿。

“那就一定得在碑上刻上‘永远在一起’。”她如愿了。

两年前，她和丈夫卖掉房子，搬离了居住了几十年的沈阳，去到一个陌生的辽东半岛西北部小城。

搬家两三天后，笛妈就坐火车赶到北京，奔到女儿墓碑前。

她说，女儿，我和你爸搬家了，我来告诉你一声啊……你别找不到回家的路啊，我们把咱们家里的家具什么的，都搬过去了，你的床也搬过去了，怕你不习惯，就是位置朝向改了，因为房子格局变了，你别怪妈啊……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只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三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十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不可能出现”。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孩子，什么证也办不下，“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摸生了，你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厂里的书记，有一个女儿，女儿被开水烫了胳膊，并不严重，书记去开了一张伤残证明，得以再生一胎，男孩。笛妈当时不理解：书记怎么能这样呢？不响应计划生育政策，怎么不求上进呢？

“人家就是高，要不然怎么当书记呢！”现在，笛妈懂了。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了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千分之五点四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可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就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女儿问他们，为什么别的小孩都住在父母家，我要住在爷爷奶奶家？笛妈说，跟着爸爸妈妈只能上职工子弟学校，学习就会落后。

笛妈和丈夫回沈阳，女儿就特别高兴，走的时候，女儿特别难受，可从来不说。后来，笛妈在女儿的日记里，看到女儿这样写：“爸爸妈妈每次走的时候，越走越远，最后成了一个小黑点，看不到了。我特别想他们。”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女儿和笛妈聊自己的专业，说，妈，数学是严谨的学科，是基础也是尖端，前人留下来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学好不容易。

“嗯，得好好学。”笛妈有一搭没一搭地回话。

“本科四年就是一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中学、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个就考哪个。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学成博士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