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者笛妈：终日生活在大雨里 不见太阳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被完全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切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声，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超市里，遇到一熟人带着女儿，人家远远地冲她打招呼。笛妈看到了熟人扬起的手，没等手放下，笛妈转过身去，逃开了。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一个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队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不能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说死就死。”她站起来，冲到阳台，推开窗户，头探了出去。六层楼高，并不能给她多大的恐惧感，可她还是缩回了头。

　　“懦弱！贪生！”她骂自己。

　　一次，她去银行存钱。柜台姑娘扔出一单子，笛妈抓过来就填，有一栏是个人工作，最后一个选项是“其他”。笛妈直接在上面划了勾。

　　“不行。”柜台姑娘说。“怎么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工作啊。”笛妈解释。

　　“不行就是不行。”姑娘继续说。笛妈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近乎歇斯底里：“怎么不行了？我没工作就是没工作！”

　　姑娘被吓傻了。保安冲了过来。

　　笛妈的脑袋里涌出了奇怪的念头：“这是银行，保安有枪，使劲闹，保安一枪崩了我？恩，一枪崩了我得了！”

　　她更加“疯了”。

　　枪没响。

　　弟弟冲了进来，和保安一起把笛妈架了出去。

　　“我才出去三分钟，怎么就闹成这样！”弟弟恼了。

　　“哇”的一声，笛妈哭出来。

　　“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不知道是尿了还是怎么了。”丈夫去卫生间，想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丈夫以前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预备着那一天，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你在今天，不知来的是明天，还是无常，”她往后捋了一下滑下来的头发，露出一额头的白色发根。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四分之三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

　　她放不下丈夫。丈夫的身子弱一些，笛妈生怕自己走得早，留下丈夫一人。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者家庭，母亲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了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她和丈夫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他们去了城郊一个小山沟，山沟里只剩下两家营业的温泉农户，顾不得主人疑惑的目光，他们一呆就是几乎一个正月。

　　“鞭炮少，”她一边感谢农户的“收留”，一边忍不住咒骂，“我们恨这个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

　　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不痛快，“生病让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响应国家晚婚晚育政策的潘教授，35岁才有了唯一的儿子。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体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别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一个月有四五百块钱的收入，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络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两天一夜的等待，换来包括笛妈在内的五名父母代表与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的一次不公开座谈。计生委承诺，三四个月内，研究出一个“制度框架”。

　　笛妈从来没有得到过实质性的答复，他们的愿望，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丝真切的希望。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者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三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她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四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泼下了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者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三辆、四辆……一个多小时里，二十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风带着雨，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文中笛妈、笛尔为化名。实习生曹珊珊对本文亦有贡献。图片由腾讯网《活着》栏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