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日中关系不应该倒退

　　功绩被否定、实话没人理，悲情大使将于10月离任

　　8月30日，在日本驻华大使馆见到丹羽宇一郎时，他看上去比两个月前要精神很多。脸色红润，说话声音依旧不大，但只要他开口，在场的人都愿意听听这位即将成为“前任”的日本驻华大使的发言。

　　“日中关系太重要了，不该让这个关系倒退。”这位73岁的老者反复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着这句话。

　　今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仪式之后，丹羽宇一郎将被日本外务省负责经济事务的外务审议官西宫伸一接替。这位批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计划购买钓鱼岛“影响中日关系”的第一位民间人士出身的驻华大使，将结束他的任期。

　　悲情人物

　　2010年6月，新上台的民主党力主“摆脱官僚体制”，一改驻华大使必出身外务省的传统，将日本最大贸易投资公司之一的伊藤忠商事公司董事长丹羽宇一郎树立为政治主导的典型。2010年6月17日，丹羽接任日本特命驻华全权大使。

　　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出任驻华大使，这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将近40年里还是第一次。熟悉中国，与中国经济界有着良好关系，重建日本与中国的外交民主党新内阁把这些重任交给了丹羽。

　　2010年，日本几乎所有的重要媒体都在采访丹羽，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第一任驻华大使赴任前的情景相似。对华外交由最懂经济的民间人士去推进，一个新的中日时代似乎就要开始。

　　然而，丹羽没有赶上好时候。2011年前后，中日GDP规模发生了逆转。40多年来稳居世界第二的日本，把这个席位拱手交给了中国。年轻的民主党内阁在日本国内政治、经济上比自民党更加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大地震、大海啸、世界最大规模的核电事故，让日本从2010年就开始变得非常不顺畅。在抗震救灾方面，民主党政府动作迟缓。而与外国在救灾时拉近的羁绊，转眼间因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地方政治家通过炒作领土问题，开始变成全民一致对外的情绪。

　　民主党的一些政客和日本舆论，把中日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归罪于丹羽个人。其对华外交的成绩被基本否定，丹羽成为了一个悲情人物。《日本经济新闻》在6月9日的报道中说，丹羽对东京都购岛计划很不高兴，他说：“日本的国民感情出了问题，日本是个很怪异的国家。”丹羽非常直白地批评了自己国家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炒作，而这也直接导致日本国内对其不满情绪的升级，要求撤换丹羽的声音越叫越响。

　　被否定的功绩

　　伊藤忠商事公司现在是日本最大的贸易投资企业之一，但在丹羽出任总裁前，这家公司连年亏损。1998—2004年，丹羽宇一郎任伊藤忠商事公司总裁；2004—2010年，丹羽接任公司董事长一职。

　　他自己的著作《工作才能成就人》一书的封面上，正是丹羽当时工作状态的写照：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拿着一个简单的公文包，从地铁站中走出来。为使公司扭亏为盈，他经常像普通员工那样买盒饭吃，不乘坐高级轿车，每天坐地铁上下班。丹羽领导下的伊藤忠商事公司迅速出现了变化，2001年便出现705亿日元的盈余。

　　深入基层寻找突破口，这是丹羽拯救伊藤忠的要诀。

　　“我到中国后，将在任期内走遍中国。”接任驻华大使后的丹羽，几次见到笔者都提及自己的“走遍中国”计划。他要带着日本的500强大企业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访问。

　　“每次访问，大使都会和中国日本商会打招呼，我们也会及时把大使外出的消息传播出去，这样会有很多日本企业的总裁参与进来。在大使见地方最高长官的时候，日企也能及时了解地方对投资的需求。”一位中国日本商会事务局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去年，中日双向贸易额是3400亿美元。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中日经济发展还是能如此迅速，丹羽功不可没。

　　不过，“日本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丹羽大使在中国地方访问、加强与中国各地联系的新闻。估计日本普通市民很少有人知道丹羽大使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日中外交的评论家田中健二不无感慨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不被理睬的实话

　　丹羽宇一郎对传统外交的革新一直不为日本国内所理解。

　　丹羽上任不久，便遇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舰艇撞击中国渔船、逮捕船长事件。

　　此后，民主党内阁传出了不同于自民党时代的声音，中日关系开始急剧变冷。本来想通过民间外交来扭转日中关系的丹羽，不得不去中国外交部接受抗议、表明日本的立场。并非外交官出身的丹羽，要完全按外务省设计的方式，使用外交辞令来走这个形式。

　　“本来应该支撑丹羽大使的外务省职员，他们真的完全行使自己的职责了吗？他们认为，让民间人士空降到这里任大使，心里很不舒服。丹羽大使肯定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远东咨询公司总裁山口岩在日本媒体上公开撰文说。

　　2010年秋，笔者几次在公开场合见到丹羽时发现，他已与任伊藤忠董事长时大不一样，语言偏少、表情木讷、身心憔悴。

　　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大地震后，中日民间关系开始有了较大的转变。“我们在震后立即去见了丹羽大使，提出把我们这里的开发区厂房免费提供给日本受灾地区的企业，住房等也能够解决。在日本经济恢复后，他们愿意回去就回去。”一位地方上的官员在见过丹羽大使后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后来在很多场合，丹羽都会提到大灾期间，中国对日本的帮助令人感动。

　　然而，中日蜜月期没持续多久，便又回到领土争端的老路上。今年6月1日，丹羽在回答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谈到石原购岛计划，他说：“如果真的那么做，日中关系将会面临深刻危机。”

　　这是一句非常有预见的大实话，也是现在中日关系的真实写照。但在日本，这句话却成了右翼媒体、自民党及民主党右派的攻击目标，甚至有自民党议员提出要罢免丹羽。

　　丹羽不会因为顾忌日本政府而不发表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低息贷款，通常称之为政府开发援助（ODA），以较低的利息，向中国长期贷款，并且有不少是无息或者是免费赠送的。这对强化中日经济关系发挥过较大的作用。2008年，日本决定停止对中国的ODA贷款。对此，丹羽认为：“为了改善日中关系，（ODA）应该持续做下去。”

　　被外相遗忘

　　2011年，玄叶光一郎接替冈田克成为日本新任外务大臣。玄叶已经完全“忘记了”丹羽在中国发挥的作用。“玄叶大臣已经决定10月更换大使了。”早在今年7月，一位熟知日本外交的日本评论家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丹羽大使是商社出身，一张合同可能会让全公司几年都吃不好饭。对于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猛烈攻击，久经考验的他不会怕。不论这样的攻击有多强，他都能扛得住。”一位在商社工作过的日本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丹羽的继任者、资深外交官西宫伸一将在10月来中国任职。一切又将充满不确定性。

　　40年间的日本驻华大使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朱梓烨

　　小川平四郎（1973—1977）

　　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3年中日互派大使，4月3日，毕业于辅仁大学的日本首任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上任，日本对华的外交级别也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在任期间，他敏锐地认识到，“邓小平决不是改革开放一边倒的人。在他的脑子里，经常同时存在两种观点，即改革开放的观念和坚持社会主义的观念。”

　　佐藤正二（1977—1979）

　　佐藤是第一位曾任外务省次官（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的驻华大使。他最大的功绩是参与了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工作。该条约与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勾画出中日两国由恢复邦交正常化到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历史进程。但他也是第一位被提前撤换的驻华大使。

　　吉田健三（1979—1981）

　　吉田在任期间，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的交流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80年，中国在札幌、日本在广州设立总领事馆。1981年，两国就建立中日友好医院、日本向中国提供“文化无偿合作”、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等问题签订协议。

　　鹿取泰卫（1981—1984）

　　1982年6月，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篡改侵略中国的历史，引发第一次教科书事件。9月，日本首相铃木善幸访华，表示日中关系已进入成熟时期。鹿取向中方表示，日本政府将负责纠正教科书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修改教科书的审定标准，纠正教科书中关于中方指出的有关问题的表述。1984年，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首次召开。

　　中江要介（1984—1987）

　　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时，中江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署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邓小平访日期间，他担任了日方的“接伴员”（陪同人员）。他始终认为：“巩固日中关系符合世界潮流。”退职后，中江仍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后任日中关系史学会的会长。他说：“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

　　中岛敏次郎（1987—1989）

　　中岛是历史上第二位被提前撤换的日本驻华大使。他在任期间，强调日中两国的合作对于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希望建立有利于世界的日中关系。1989年7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我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往来。9月，中岛离任，他表示，“你将看到中国会不断前进和发展。”中岛后来弃政投身法律界，并任最高法院法官。

　　桥本恕（1989—1992）

　　1971年，时任外务省中国课长的桥本参与制定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初步计划。在解除贷款制裁的努力中，桥本积极从中斡旋。1990年7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宣布将恢复对华政府贷款。

　　国广道彦（1992—1995）

　　1993年，国广发现日本杂志上鼓吹“中国威胁论”。国广回忆当时自己的观点：“回顾日中两国的历史，双方还从未作为大国平等交往过，考虑到这一点，我当时认为中国和日本必须要做好以大国身份平等交往的准备。”国广任大使期间是中日两国交往最活跃的时期。当时有人说，国广是花ODA（政府开发援助）钱最多的大使。

　　佐藤嘉恭（1995—1998）

　　从1975年任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领事，到1995年任驻华大使，佐藤政治生涯的一头一尾都与中国紧密相连。他在任三年，日中关系多有起伏。1995年，日本政府冻结对中国无偿援助；1996年，日本右翼团体连续四次登钓鱼岛，引发风波；1996年，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佐藤当时的作风与如今的丹羽相像，他力促日中民间交流，以期改变彼此误读。他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亲临东北几处纪念馆，为旧日本军人所作所为低下了头。离职后，他在社团法人日中友好协会供职。

　　谷野作太郎（1998—2001）

　　谷野是日本外务省“中国学派”骨干成员，也是第一批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之一，是后来任日本首相的福田康夫的好友。他亲历了中国崛起的时代，认为“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不应该再逃避”，“日中两国，和则双赢，斗则两伤”。2007年，也正是他促成了后来传为佳话的中日“棒球外交”。

　　阿南惟茂（2001—2006）

　　自1983年起，阿南在中国的任职时间长达十多年之久，故此阿南在日本被视为“头号中国通”，也曾经是日本“中国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南对中国一直持友好立场。他认为，日方应该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该反省的地方加以深刻反省，并认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但在阿南任期结束之前的一段时间，日本对华姿态渐趋强硬，“中国学派”影响力减弱，“知华派”受挤压，日中关系再陷僵局。

　　宫本雄二（2006—2010）

　　2006年，日中关系峰回路转，之前被“打入冷宫”的“知华派”宫本被派驻中国。在任四年，他亲历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破冰之旅”、“融冰之旅”、“迎春之旅”、“暖春之旅”。宫本任驻华大使时几乎走遍了中国各地，并参与了很多日本对中国的无偿援助计划。他强调，“中国强大了怕什么？日本不过回到过去而已”。

　　丹羽宇一郎（2010—2012）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