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晚报：“黄金周”已到非变不可的临界点

　　走到第14个年头的“黄金周”已经算不上新鲜事物,但对有关部门而言,必须从新的角度看待“黄金周”,深刻认识到传统的“假日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

　　本报评论员沙元森

　　一个超长的“黄金周”结束了,很多旅途归来的人不禁要长舒一口气,因为假期中所见所闻的各种不愉快、不划算、不安全,让每一个平安回家的人都体会到了“黄金周”的沉重。

　　据统计,今年“黄金周”总计约7.4亿人次出行,这个创纪录的数字可谓“让人欢喜让人忧”。如果只算“假日经济”的账,“黄金周”确实让一些部门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换个角度再看“黄金周”,公众完全能够感受到这份成绩背后的成本同样是高昂的,甚至很难用简单的数字来衡量。随着客流量的井喷,各种矛盾在假期中爆发,旅途中的各种“宰客”行为、景区随处可见的垃圾、高速公路上触目惊心的事故,都为这个繁华的“黄金周”蒙上了阴影。现在,的确有必要再去回望和审视“黄金周”。

　　“黄金周”长假制度始于1999年,并且很快显示出了拉动内需的作用,1999年国庆第一个黄金周,全国出游人数就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随着公众旅游意识的提高,旅游产业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是因为旅游资源的稀缺和有限,公众开始逐渐感受到“黄金周”出行和旅游的种种不便。今年“黄金周”凸显的种种矛盾,在往年也不是没有,只不过今年来得似乎更为集中和猛烈。把今年的“黄金周”称为一个临界点并不为过。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黄金周”确有一些特殊,比如高速公路实行了小客车免费,一些景点的门票价格出现回落,但“黄金周”的巨变还有其更大的时代背景。自“黄金周”长假制度施行以来,公众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8613万辆,而2001年这个数据才不过771万辆；按照平均汇率折算,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这些数据的变化,意味着中国人在旅游休闲方面有了更多的便利和资本。如果说十年前确实需要以长假制度把中国人从家庭中引导出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今天更应该思考的则是如何疏导持续增长的人潮,提高对国民的公共服务水平,以保持社会的稳定有序。

　　对于这种不断蓄积的压力,有关部门早在几年前就有所觉察,之所以在2008年取消五一“黄金周”,也是想把更多人的出行分散到其他节假日中。但如果秉持“假日经济”的固有思维不变,只做“朝三暮四”的调整,就很难有明显改观。面对人山人海的“黄金周”,管理部门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改变传统观念,不能只算旅游、交通等产业收入,更要算公众为此付出的其他成本。如果公众花了更多的钱,得到的却是更低劣的服务,甚至为此付出重大伤亡,这样的产业做得再大也失去了本来的意义。

　　走到第14个年头的“黄金周”已经算不上新鲜事物,但对有关部门而言,必须从新的角度看待“黄金周”,深刻认识到传统的“假日经济”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单纯地把“黄金周”当做刺激经济的源泉,也可能会竭泽而渔,现在更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解决集中出现的问题,公共部门首先要提高服务水平,做好假期的各种预案和预警,让公共资源造福公众,把“黄金周”真正变成提高国民福利的“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