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和越南：革新的潮流

　　古巴和越南：革新的潮流

　　在社会主义的古巴和越南，革新同样正成为一种追求富国强兵的潮流。

　　古巴：缓慢稳定的改革

　　何赛是个普通的古巴人，他梦想着做一个房产大亨，一直憧憬着古巴房地产的未来发展。他目前从事房产中介，帮那些愿意多花钱升级住宅条件的人牵线搭桥。但是在去年年底以前，他的所作所为是非法的。

　　自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掌权后，古巴开始实行房产禁令。古巴公民即便拥有房屋的产权，也只能等值交换或赠送房产，而不能进行私下买卖。所有交易须经政府批准，政府会对换房交易进行追踪，以保留对每个古巴人居住地点的最新记录。如果有人想换一套条件更好的住房，并愿意出钱来补偿原屋主，则属于违法行为。

　　所以，几十年来古巴人只能通过复杂的交换协议交换房屋，或通过黑市交易——如果交易失败，也没有法律的保护。一些古巴人通过假结婚的方式“钻空子”，也有些人表面看上去是为了照顾老人住进家里，实际上只是为了继承房产。

　　2011年4月，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古巴共产党第二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宣布，作为“经济模式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古巴政府将允许私人买卖汽车和房产。5月，古巴政府又出版了《经济社会政策方针》小册子，让民众了解涉及经济改革的313条方针政策。

　　11月，古巴政府再次许诺，该国在年底将使私人房产交易合法化——这是古巴自大革命之后首次放开房地产市场——何赛之类的人似乎预计到了发展前景：房产价格走高、大批居民搬迁、物业税开征、世界其他地方的古巴人把钱投入国内市场……

　　“已经禁了这么久，（政策放开后）会有很大市场需求。”36岁的何赛说。私人房产交易解禁的消息让很多古巴人吃惊。大多数人感觉，即便解禁，政府也会搬出繁复的限制规定。

　　按照官方媒体公布的计划，为了防止大的地产公司进行投机，一个户主不可同时拥有多套住房，最多城市和农村各一处，而且不可空关闲置（即必须有人常住）。为了更好地进行监管，所有房产交易必须通过古巴银行的账号进行，且根据房产的估价，销售税率可能会达到8%，由买卖双方平均承担。

　　这样的规定可能会压制市场。然而专家认为，虽然有国家控制，房地产交易改革给古巴带来的转变，将比其他任何改革——如自主创业、放宽移民政策等——都要大。另外，也可能因此拉开贫富差距，尤其是首都哈瓦那。

　　已经移居国外的古巴裔人也会加入到这场改革中来。虽然古巴政策规定外国人不能在古巴拥有房产权，但是古巴裔美国人利用奥巴马政府的放松政策（2009年奥巴马宣布解除美国对古巴裔美国人前往古巴探亲及向古巴亲属汇款的限制），将钱款寄给国内的亲戚，加入购房潮流，等着古巴经济发展带动房子的升值。

　　不过，要变动一下还真的挺不容易。哈瓦那已经没有空余的地方造新房子了。几乎每个下水道都有人住着，大多数古巴人在蜗居里动弹不得。哈瓦那中心区域，不少房子的外墙都剥落了。

　　40岁的艾丽娜一家居住状况简直像巨人住进了小人国。两间卧室被分割成四间，然后床铺用胶合板隔出上下铺给两个儿子睡，基本无法在房间里直立。

　　艾丽娜只是众多古巴家庭中的一个缩影，他们都很想搬进一个宽敞的新家。对艾丽娜来说，如果能把现在的房子交易掉换成三套小房子，那么29岁的大儿子就能自立门户、结婚成家了。

　　虽然经济政策部门的官员向市民保证售卖私人房屋不需要政府的预先批准，但艾丽娜们仍然担心政策会变动。有些古巴人猜想，新规定会要求买家在5年甚至10年内不能转手房产。还有说法是，政府会利用税收杠杆或汇率限制来防止境外的买家乘机捞钱。

　　37岁的艺术家厄内斯托认为不可能真正实现完全开放的市场，“上面会统一制定一个单价，然后大家都按照这个价来。”他希望，最好还是能由老百姓自己设定交易价格。一年半前，厄内斯托和一起生活了将近10年的女朋友分手了，但现在两个人仍然住在一套房子里，一人一间卧室，中间由一个狭小的浴室隔开。两人各自有了新欢，但这样的环境不免让大家都显得有点尴尬。

　　48岁的卡提亚继承了故世双亲的一套房子，地处市中心，两个街区开外就是海滩。卡提亚想把房子卖个好价钱，2.5万美元到3万美元左右。

　　在美国的迈阿密，类似的房子售价将近是前者的10倍，这也是为什么古巴新政如此吸引古巴裔的美国人。何赛和其他几个在哈瓦那的掮客说，黑市上的房产交易涉及的资金转账往往来自海外，以佛罗里达州居多。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古巴实行贸易禁运和旅游禁令。而古巴移民通过亲戚购买房产，白宫倒是眼开眼闭。古巴现在鼓励私人创业，很多移民就开始向家乡汇钱。据统计，在海外的古巴移民去年向古巴汇款总额达到10亿美元左右。老家的人可以用这些钱购置一些做小生意所需的工具，如开匹萨店等。

　　69岁的伊达是独居老人，她的家位于一栋9层高的海景房内，拥有5个卧室。一对“穿着体面、十分时髦”的古巴裔美国夫妇曾提出花15万美元买她的房子，“但我告诉他们不可以，我们还在等法律的新说法。”伊达说，即便法律说明出来了，她还是倾向于以屋换屋，保证她有一个栖身之所。

　　政策公布后，古巴人都想搞清楚细节，比如按揭贷款系统如何运作、税率会有多高、合理的价格应该设置为多少？

　　还有一个问题是，买家和卖家怎么才能搭上线。一直以来，只有何赛这样的掮客每天拿着笔记本在各个场所穿梭，登记户主的住房情况或买房需求，但按照原来的法律，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何赛有两个助手帮着做事，新规将决定他的工作是否合法，他想等有明确说法后再决定要不要招募更多员工，“变化就快来了”。

　　何赛的想法没错——今年，古巴继续迈进扩大经济改革的步子。7月，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法律，旨在以税收为杠杆促进私营经济发展。古巴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前经济计划部长马里诺·穆里略说，将给国营企业“松绑”，进一步放宽私营经济经营范围。

　　依照新税法，小企业所得税缴纳额将平均减少3％至7％，创业者可享受优惠，如员工规模在5人及以下的企业可以部分免税。农民同样将获得好处。税法定于明年生效。

　　穆里略说，一些国营企业今年底前将部分“松绑”。那些原本隶属政府部委的企业今后将自主决定日常经营事宜，不需要等待政府批准；这些企业将自主处理员工劳动关系，有产品定价权，可以在市场公开出售政府合同规定数量以外的剩余产品。

　　古巴国营企业现行经营方式为上缴全部利润，由国家财政拨发经费和补贴。按照穆里略的说法，改制后，这些企业将借助银行信贷等平台自主融资，自负盈亏。适用这一政策的企业涉及餐馆、农贸市场、虾类养殖和运输等222项经济活动。以咖啡馆为例，政府将把全国1000多家国营小咖啡馆承包给私人。

　　古巴问题专家、美国列克星敦研究所分析师菲尔·彼得斯说，古巴正“缓慢且稳定地”推进经济改革。“我推测，古巴将继续这么做。他们（古巴领导层）正在做的事确实能够扩大私营领域规模。”

　　越南版“春天的故事”

　　2008年6月11日，越南前总理武文杰病逝，享年85岁。武文杰被看作越南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经济革新的总设计师，把越南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带入了市场经济时代。

　　1975年，越共占领南越首都西贡，越南战争结束，武文杰被派往西贡（今胡志明市）担任一系列领导职位。他的任务是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里引入社会主义改革，但他提倡渐进主义并允许私有行业繁荣。到1978年，武文杰和其他南部的自由派官员遭到强烈批评。强硬派人士、当时的副总理杜梅被派去关闭南部的私有行业并建立国有商店和工业。

　　1979年，当中国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冒险尝试包产到户的时候，越南也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思考。这一年，越共中央第一次接受了私营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概念，并在海防等一些地区的农村试点了分田承包。1982年，武文杰被调往河内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成为越南上世纪80年代走在前列的改革者之一。

　　1986年12月越共六大起，越南实行全面革新的路线，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将高度集中、苏联式的体制转变成允许私人企业和市场定价的体制。“Doi Moi”成为越南改革的分水岭。“Doi Moi”意为“革新”，主旨在于确立以经济改革与建设为中心，包括在农业上实行承包制，在工业上扩大企业自主权，承认商品经济，放宽对商品流通的控制等等。

　　可以说，越南的改革是从农业开始的。1988年越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10号决议”，正式实行农户承包责任制，规定农民家庭为农业基本经济单位，拥有经营自主权，可自耕自牧，在交纳农业税后，产品可自由支配，包括出售。

　　农业改革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9年是全面推行承包制后的第一年，粮食由不足变为自给有余，首次出口大米140万吨。自此以后，越南每年出口大米200万吨左右，成为居泰国、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大米出口国。橡胶、咖啡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农产品成为越南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越南开始实行全方位的对外政策，并加速了经济革新的步伐，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定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由国家管理市场经济的经济革新战略。

　　1991年到1997年担任总理期间，武文杰尝试简化政府官僚机构、投资程序和开发现代法律体制以取代内部法令的大杂烩，并培养了接任的改革派潘文凯和阮晋勇等人。他帮助制定政策并吸引数十亿美元外来投资，大幅扩大贸易，使经济年增长率超过8%。看到一些共产党官员试图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武文杰指出，只有放松对政府和商业的管制使其更加高效，共产党才能保持政权。武文杰支持大多数国有工业私有化，制定更清晰的法律，并结束军队与党领导人的特权。

　　从总理职位上退休后，武文杰不但仍就经济改革问题发声，也开始对敏感的历史和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主张为了越南民族的健康发展而超越意识形态和党派立场，用更宽容的态度处理历史问题，比如2005年，越南独立60周年和南北统一30周年之际，他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文章，坦率回顾自从统一以来北方在南北关系上的失误，指出越南国家不属于“某个党派”，而是“每一个越南人和越南民族的共同财产”，“仇恨、对立和自傲”对国家毫无益处。

　　2006年，即启动经济体制改革的第20年，越南进一步开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帷幕，越共十大将政治体制改革明确列入会议的正式议程。当时，越共全文公开“十大”政治报告草案，请人民对草案提意见。那场讨论在各个层次上迅速展开，吸引了政府官员、学者、媒体、民众……甚至连越共元老级人物阮中、阮德平的广泛参与，几乎所有人都把它视为一次向国家提建议的机会。

　　据越共中央办公厅统计，在草案公布的一个月时间内，办公厅就收到各方面的来信1400多封，来自中央机关和各团体的综合意见反馈近80份。至于各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收到的信件更是难以计数。“我们的人民要求改革有新突破。”武文杰的话形象描述了越南民众对此次会议的期待。

　　2011年，越共十一大增加了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容，并且把“公有制”的提法改变为“社会所有制”。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世界贸易组织，这是越南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重大举措。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高放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前进》一文中写道，越南的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值得我们重视。从2006年4月起，政府官员和国会代表都必须公布其个人财产，以接受民众监督。国会代表中，党政干部兼职者逐步减少，专职代表所占比例已增至近30%。由于国会代表是真正由直接民主选举产生，专职代表比例又在提高，所以国会的独立作用大为增强。

　　国会代表对部长们质询时电视现场直播，群众都能看到部长们神色紧张、额头出汗的形象。国会甚至能够否决政府不切实际的重大决策。例如，2010年6月政府曾提出修建自北部首都至南部胡志明市贯穿南北的高速铁路计划。国会众多代表认为这条高铁耗资过大，钱应花在人民更加迫切需要的医疗保障和供电等项目上。在随后的表决中竟被国会多数票否决。越南国会已摘掉“橡皮图章”和“表决机器”的帽子，可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都在显著进步。

　　不过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程映虹撰文指出，尽管越南政治改革步伐迅速，但是，离制度化和正常化也还有相当距离。例如，今年越南海防市由于土地征用而引发当地警民冲突。事件发生后，越南总理阮晋勇指责地方当局征用过程不合法，处理更有问题。“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处理这类问题不需要总理的强力介入，而只需要议员认真履行职责。由此可见，越南的政治改革依然任重道远，仍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