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他在中国的岁月

　　西哈努克：他在中国的岁月

　　导语：

　　就在本周一10月15日，很多人关注到的第一条重要新闻，就是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太皇在中国去世，他在北京度过了人生当中最后的时光。我们看到10月17日，他的灵柩从北京运回了他的祖国柬埔寨，柬埔寨人民也在缅怀这位一生都颇具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而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西哈努克是既熟悉又陌生，我们熟悉于他的音容笑貌，但是却陌生于他真实生活背后的故事。今天的面对面，我特别专访了两位曾经跟他一起工作过多年的外交官，让我们一起了解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解说：傅学章是中国前驻柬埔寨大使、外交部前亚洲司司长，傅学章曾经先后在柬埔寨工作过三次，累计时间长达十年。他也是中国最早接触西哈努克的外交人员之一。

　　记者：这个是您，是吗？

　　傅学章：是。

　　记者：那时候您多大？

　　傅学章：26岁吧，当时。

　　记者：26岁，刚刚大学毕业没多长时间，是吗？多年轻。他笑的怎么那么开心。

　　傅学章：他一直如此，他的笑容永远是这样的灿烂。

　　记者：送的是什么？

　　傅学章：送的是柬埔寨的一个银质的工艺品。

　　记者：上面这字写的是？

　　傅学章：特别亲切友好的意思。

　　解说：这张照片就是1964年，傅学章在柬埔寨大使馆担任翻译工作时拍摄的。在西哈努克看来，中国是保障柬埔寨安全的关键，他本人与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同寻常的友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1956年2月14日，西哈努克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他受到了隆重的欢迎，毛泽东接受了西哈努克授予的皇家十字勋章，这枚勋章代表柬埔寨王国最高荣誉，中国方面也承诺，愿意无条件地向柬埔寨提供经济和技术上的援助，中国与柬埔寨正式合作的大幕，从这时开始逐渐拉开。然而，对于希望把柬埔寨建设成为永久中立国的西哈努克，并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

　　诺罗敦•西哈努克：杜勒斯先生说，你们的中立政策很糟糕，因为他毫无意义，如果你们说你们是中立国但又不和我们在一个阵营，不属于自由世界，那你们就属于共产主义阵营，我说，不，国务卿先生，我们的中立政策是真的，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所有的国家都与我们和睦相处。

　　解说：1958年，柬埔寨与中国正式建交，更是激怒了美国，此后，美国持续不断的制造推翻西哈努克政权的活动。1970年3月18日这一天，成为了西哈努克和柬埔寨的转折点，在西哈努克出国访问期间，柬埔寨发生了一场政变，这结束了他在柬埔寨的统治。这次政变是由他的首相朗诺将军和施里马达亲王领导的，在西哈努克刚刚离开柬埔寨到达法国不久，他们就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针对西哈努克本人进行抗议，这最终升级成了一场政变。那一天，傅学章恰恰就在中国驻柬埔寨的使馆内。

　　记者：你当时看到,街上是什么样的？

　　傅学章：实际上这个最乱的时候就是这一些暴徒去袭击越南的两个代表机构，一个越南大使馆，一个越南南方共和的一个代表处，打砸抢吧，可以说是。

　　记者：那时候是整个城市非常混乱的吗？能混乱到什么程度？

　　傅学章：是，很混乱。一般的商人，一般的商家都关门就是了。我认为是朗诺政府政变当局他们专门搞的，组织起来的。我给你500个瑞尔，你去参加这个游行，我听到这个消息。

　　记者：花钱雇游行？

　　傅学章：花钱雇游行，对，是这样的，包括朗诺方面派人来试探能不能同我们接触，实际上最后，他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承认他。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是断然拒绝，拒绝以后他们就改变了一种做法，那就是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了，很快就派了部队把我们使馆给包围起来了。

　　记者：那时候你们没有想过转移到其他地方吗？

　　傅学章：不是转移的问题，反而由其他国家使馆跑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成了大本营了。

　　解说：3月18日下午，是西哈努克从莫斯科启程前往此次行程的终点站北京的日子，苏联总理阿历克塞.柯西金代表东道主前往机场送行，他与西哈努克乘坐同一辆轿车，而在汽车出了莫斯科拐上前往机场的大道，苏联总理才向他通报政变的消息。那一年，西哈努克48岁，当时，在西哈努克面前，有两种选择，一飞往巴黎，二前往北京。

　　西哈努克：我也不想放弃柬埔寨民族解放抵抗运动的传统。去巴黎意味着我的放弃，放弃了为自由独立解放的柬埔寨而奋斗，法国不一定会支持我，只有中国会全力支持我。

　　解说：1970年3月18日晚9点，E27飞机腾空而起，载着西哈努克一行飞向前方，下一站北京。那一刻，北京中南海西花厅里灯火通明，经过周总理和毛泽东的紧急商议，3月19日凌晨，佘春树和接待办公室的其他同志接到了处理柬埔寨政变的明确指示。承认西哈努克亲王，仍然是柬埔寨合法的国家元首，而且是柬埔寨唯一的国家元首。

　　记者：就这个时候距离他的专机抵达还有多长时间？

　　佘春树：我们是3月18号抵达钓鱼台宾馆，就剩下一天多时间，一天时间。

　　记者：一天时间，你们为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工作？

　　佘春树：后来成立一个接待办公室。把我们分配到联络组。

　　记者：做什么工作？

　　佘春树：就是西哈努克亲王来北京访问的具体礼宾上的准备。

　　记者：礼宾上做了什么准备？

　　佘春树：一个是要通知驻华使节去迎接。

　　记者：就是所有的外国的驻华使节，有多少个？

　　应该说，当时驻华使节绝大部分都去了。

　　解说：飞机缓慢降落，机舱门打开出现在西哈努克面前的是一个让他激动不已的场面。

　　记者：飞机舱门打开，他从扶梯下来，是一个什么状态，您还有印象吗？

　　佘春树：当时底下的随行人员下来了，有痛哭的，有抹眼泪的但是太皇是挺坚定。下来以后，他看到这个场面对他是很大的鼓舞。

　　记者：我们国内有没有什么领导到场？

　　佘春树：国内就是周恩来总理率领我们很多高级领导人都去了，我们听到周恩来总理给西哈努克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是柬埔寨国家元首，我们绝不承认别人。”

　　记者：这个时候西哈努克是什么状态？

　　佘春树：西哈努克非常高兴，后来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里头，他说： “笼罩在我命运上空的乌云一下子消失。”

　　记者：那个时候你们在机场吗？

　　佘春树：我在机场，我们跟总理距离很近，是亲眼看到这些。当时总理询问西哈努克，毛主席就是想知道，你下一步准备怎么样？你如果是想去法国，我们给你提供方便。但是如果你要坚持进行斗争，我们中国政府竭尽全力支持你。西哈努克听到这个以后，马上请周恩来总理报告毛主席，他要进行斗争，而且要斗争到底。

　　解说：这是1970年5月5日西哈努克在北京召开的记者招待会的影像资料，在会上西哈努克亲王宣布在他的领导下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成立。

　　解说：这个消息通过电波传到了世界各国后，在那以后的日子里，西哈努克经常以这种方式向朗诺反对政权宣战，他向柬埔寨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发出了强烈呼吁。

　　西哈努克：我在国外访问时，朗诺罢黜了我担任的国家元首的职务，我十分怀念祖国热爱人民，我绝不承认朗诺的非法政权，我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打倒卖国贼。

　　解说：从那个时候开始，西哈努克带领着600多万柬埔寨人民踏上了抵抗朗诺违法政权的征途。

　　王宁串场：这里是北京东郊民巷15号，民国时期呢，这里曾经是法国驻北京的公使馆。从1970年开始，西哈努克和他的家人，就居住在这里。这个古朴而安静的小院不仅仅承载了西哈努克一生当中40年的人生际遇，而更多地，也记录了他在人生里面，非常多重要的时刻。

　　解说：东交民巷15号院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保护伞，保护着西哈努克。这里是西哈努克的办公室，它位于这所宅院北楼的二层。上个世纪70年代，西哈努克每天都在这里工作，他的工作安排非常紧张，接见外国或者国内的客人，收听广播和阅读报纸，并就国际形势撰写社论和演讲稿。和很多政治家不同，西哈努克所有的发言稿都是自己亲自撰写的。所以每天西哈努克都会从上午十点一直工作到深夜。

　　记者：您能给我描述一下吗？就1970年到1975年，或者说您认为他的，比如说他压力最大的，或者最紧张的那个时刻。

　　佘春树：战场上，有的时候形势好，有的时候形势不是那么顺利，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所以当时，毛主席、周恩来总理特别地关注西哈努克亲王的情绪。总理到15号宾馆，亲自去，做劝说工作。

　　记者：他们会聊一些什么？

　　佘春树：通报战场情况，还有就是研究下一步怎么办，需要中国提供一些什么支持援助什么的？因为老太后年老多病。为了让太后出来，周恩来总理做了很多工作。终于到1973年的11月，她获得了自由。周恩来总理马上就安排包机到金边把她接到北京。总理考虑到柬埔寨直接到北京，因为11月份北京很冷的，怕太后身体适应不了，总理安排太后在广州珠岛宾馆，住了一段时间，适应以后接到北京。

　　解说：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西哈努克定居在北京并且成立了民族抵抗政府同朗诺政权进行艰难的斗争，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主席鼓励西哈努克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为保证西哈努克的一行的安全，周恩来总理对于西哈努克的行程。总是亲自安排，亲自审定。这个场面对整个中国人来说，都不会感到陌生。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使没有到现场欢迎过他，但至少这样一种记忆一直保留到今天。

　　记者：在他的回忆录里面，我特别看到了一段话，我不知道您听完之后是什么感受，他说面对中国给我提供的支持，和舒适的生活，我常常感到不安。

　　佘春树：我可以给你举点儿例子，西哈努克呢，原先喜欢坐专列。在这个火车上看到外头，沿途多少人为他站岗放哨。甚至是高山，森林，都有我们的解放军战士站岗。他都看到了，所以他看到以后感到很不安。说看到这么个对他。他后来就改专机就是尽量不坐专列，自己坐专机去访问。

　　解说：1975年4月，柬埔寨各方抵抗力量经过5年的战斗，已经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了局势，4月17日，郎诺政权被推翻，即将从中国返回到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来到医院同病重的周恩来辞行，一边是前程命运吉凶未卜的西哈努克，一边是深陷沉疴的周恩来，两个老朋友的手紧紧把握在一起，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在回国前夕，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谢，多才多艺的西哈努克特意写了一首歌曲《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这也是西哈努克和中国交往过程里创作的三首歌曲中，内容最丰富，感情最奔放的。

　　记者：写成了之后，他有没有给身边的人唱一唱？

　　佘春树：有啊，到90岁的时候，还在北京经常唱这个歌。《啊，中国，我亲爱的第二祖国》是必须唱的，还有怀念中国也是经常要唱的，而且他唱的时候情绪很激动，唱这个歌的时候。

　　记者：什么表现呢？

　　佘春树：就是我们看他表情马上跟平时不一样，而且声音也比较响亮。

　　解说：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解放，当时解放以后，柬埔寨同外界的电讯全部中断，首都金边的国际机场处于瘫痪状态，这个时候，柬埔寨方面要求中国提供紧急援助，1975年4月21日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一份报告上批示，要尽快成立一个联合工作组，携带必要的器材装备，尽快前往金边，当时，傅学章作为联合工作组的成员，提前到达柬埔寨。

　　记者：那个时候机场通讯是瘫痪的，好像机场周边交通也是瘫痪的？

　　傅学章：他回去的时候，已经基本上都可以了，设备都齐全了，当时我一开始去金边的时候，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是我们自己飞机，中国民航的技术人员大概三十多位坐这个专机同时一块儿，到金边去，去了以后就去马上建立机场的指挥系统，通讯系统。那时候这些都已经安排好了，但是他整个战争创伤那是满目疮痍。

　　解说：1976年1月，民主柬埔寨成立，但随后掌握政权的红色高棉，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极左的政策，使刚刚脱离战火的柬埔寨人民，再次陷入了灾难，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到柬埔寨，刚返回柬埔寨三个月的西哈努克亲王希望妻子莫尼列，第一时间前往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进行吊唁。

　　佘春树：当时我看到他们两个人非常地悲伤，在吊唁本上签名，我看他两个人拿笔的手抖，签下来的名字歪歪扭扭，平时西哈努克的字都是很工整。

　　完了以后，在庄严的哀乐中，他为周总理的遗像三鞠躬，当时莫尼列公主是还没有进灵堂就已经哭了，满脸都是眼泪，当时国王咬着牙没哭，到这个最后出来了，跟我们大使是紧紧的握手递交他给邓颖超的唁电，他实在忍不住了，一开始说话，我眼泪都下来了，当时我们在使馆都看到了，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是记忆非常深刻。

　　记者：这是你所看到的第一次当着中国人的面流泪，是吗？

　　佘春树：对。

　　解说：1979年，由于柬埔寨和越南的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并迅速占领了民主柬埔寨的首都金边。西哈努克再次前往中国，回到了东交民巷15号院，在这里，他再次举起抵抗侵略，民族独立的大旗。

　　王宁串场：这个房间呢，就是西哈努克用午餐的地方，他也经常在这个餐厅里面宴请一些宾客。为了表达自己的热诚，他有的时候，甚至会亲自下厨，来为宾客来研究菜谱，制作菜肴。而西哈努克的多才多艺在政坛是非常有名的。他会拍电影，会谱写歌曲，会驾驶汽车，飞机。而由于受过非常良好的法国传统教育，他呢，在法国大餐是非常有研究的，他经常可以看着菜谱，就做出来一大桌子丰富多彩的法国菜肴。而这些爱好，对于紧张，忙碌的他来说，其实是一种放松的方式。

　　解说：1979年，西哈努克57岁了。工作人员为了保证西哈努克亲王的身体健康，在他的官邸配备了完备的健康设施。而为了让运动更加有意思，西哈努克亲王亲自为每个服务员排好了班次，参加每周两次的西哈努克式的羽毛球比赛。

　　记者：什么是西哈努克式？

　　佘春树：就是一边是四个人。这样大家打。

　　记者：他打得好吗？

　　佘春树：他当然打得好了。打完了以后还发奖品。当然奖品都是很小的奖品。当然西哈努克那组都是头等奖。

　　记者：因为他打得好，所以他们总赢是吗？

　　佘春树：因为他挑的那些人都是挺能打的。

　　记者：他用这样的方式是在放松自己紧张的神经？

　　佘春树：也不是说完全打球，大家在那打的时候，他在旁边工作，写东西。

　　记者：写什么呢？

　　佘春树：因为西哈努克在北京的生活 非常紧凑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他都要向柬埔寨人民发表一个告同胞书，都是他亲笔写的，所以他很忙。大家在打球的时候，他就写，完了以后轮到他打，他打，下来以后他继续干。

　　解说：在国际社会的积极斡旋和持续的努力之下，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艰苦谈判，1991年，柬埔寨各方和越南方面，终于签署了一系列有关和柬埔寨冲突的协议。1991年10月14日，西哈努克登上一架中国民航的专机。结束了长达13年的流亡生活。1993年，在顺利解决柬埔寨停火问题之后，9月24日，西哈努克重新登上王位。但是，奔波一生的西哈努克国王却命中注定地要经历更多坎坷。1993年，西哈努克已经是71岁的老人，在一次北京医院为他进行的例行的体检中，查出了他患有恶性肿瘤。

　　记者：他没觉得害怕或者说表露这些？

　　佘春树：他不害怕。当年1993年，也是我在手术室里头当翻译，我过一会儿出去给太后他们通报手术情况。

　　记者：那个时候您紧张吗？

　　佘春树：我当然紧张了。有一件事我也是特别感动，手术完了以后，在床上趴在那里，太皇说我要写告同胞书。我非常感动，一个国家领导人，对自己的人民有那么深的感情。

　　记者：他所有的一切都要告诉人民，让人民放心踏实。

　　佘春树：他说我有什么事，不告诉我的人民，是对我人民不负责。

　　解说：1993年，10月31日，是西哈努克的生日。为了配合治疗计划，这个生日他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当时，美国、法国等国的医生都曾经为西哈努克进行过会诊，但结果是他们都认为无法治疗，而北京医院的医生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在中国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西哈努克的身体渐渐康复。法国的一本周刊称西哈努克是“被奇迹治愈的人”。

　　王宁串场：从这个大门走进去，在二楼的左侧就是西哈努克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面呢，我们特别发现了一大盒像这样的用过的废弃的笔芯。从2007年，当他自己得知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癌症之后，他就加速了回忆录的书写，像这样的笔芯，他用了数百个，而这本回忆录，也是他给柬埔寨人民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就像是一位传记记者所说的那样，西哈努克是经历和耐力的结合体，他的一生都在经历充沛的在忠实于自己作为国王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