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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家乡和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2012年10月25日07:26
来源:新华网
原标题 [莫言的家乡和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组图)]
莫言的爸爸(左上)、哥哥(左下)、姑姑(右)蒋彬摄
莫言的家乡和家族:“不做人上人 也不能做人下人”
莫言的爸爸(左上)、哥哥(左下)、姑姑(右)蒋彬摄
莫言1979年和妻子杜芹兰结婚时的洞房陈杰摄
莫言1979年和妻子杜芹兰结婚时的洞房陈杰摄

  莫言自称 “写乡土的作者”,而他熟悉的乡土就是他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从小饿怕了的莫言现在不但能吃饱,还在北京安了家,但他总忍不住回到家乡。

  这里有他爷爷、他奶奶、他爸爸、他姑姑、他邻居……和他们的故事。虚幻和现实、历史和当下,就在这个只有700多人口、100多户的小小的村庄里发酵。

  2012年10月,是这个已经没有红高粱的村庄最热闹的时光。

  “我太累了,从昨晚到现在,都在不停地接待人,不停地说话。”2012年10月12日下午,面对南方周末记者,莫言满脸疲惫,脸色蜡黄,眼睛里带着血丝。

  他不停抽烟、喝茶,以保持清醒。出门参加新闻发布会前,莫言刮了刮胡子,梳理下头发,特意换了妻子为他准备的淡蓝色衬衫、军黄色裤子和新牛皮鞋。

  这一天前,瑞典文学院正式公布莫言为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最先赶到莫言高密家里的是当地文友,他们在他楼下放起了鞭炮。接着是潍坊和高密的官员,他们手捧鲜花赶来了。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记者熟门熟路,堵在莫言家门口,表示祝贺的同时提出了采访要求。

  半个小时后,离高密市区20里远的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莫言老家,莫言92岁的父亲在红砖砌成的小院门口,点燃了当地政府送来的鞭炮和焰火。邻居们闻讯而来,一起参加庆贺,他们和在场驻守的记者们一起,激动地叫喊着、跳跃着。

  被遗弃的红高粱

  “我现在经常做梦,跟别人抢夺食物,我这辈子最屈辱的事跟食物有关,丧失自尊;最大的幸福是在参军后,第一顿饭吃了8个馒头,也跟食物有关。”12日下午3点,莫言在凤都大酒店的休息室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莫言和大哥管谟贤居住的高密市区出发,到莫言笔下的东北乡夏庄镇河崖平安庄,距离20公里,开车大约需要40分钟。莫言的父亲、二哥、姑姑一家,目前还住在莫言出生的村庄里。

  从地图上看,高密属于潍坊市管辖,它东邻胶县,南临诸城,西与安丘潍河相望,北与昌邑、平度毗邻。给南方周末记者开车的司机陈师傅和莫言住同一个小区,莫言每年都会回高密住上两个月。陈师傅说,高密在行政上属于潍坊市管辖,但在地理和经济上受青岛影响更大。

  这时的高密,正是丰收的季节。映入眼帘的是道路两旁黄色的土地和绿色蔬菜,地里的黄豆、麦子已经收割完毕,农夫驾着机器正在翻垦土地,无边无际的白色塑料大棚里,菠菜、大白菜、芹菜生长茂盛。公路两侧,堆满了金黄的玉米,像玉带一样不断延绵伸展开去。

  莫言的老家平安庄在胶河边上,他出生的老宅在旧村的最后一排,始建于民国初年,长方形结构,一间正堂四个房间,连同前院,都是红瓦木顶,砖混泥墙,石头打基。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在这个老宅西屋的大土炕上。老宅院子里原来有两间侧房,加一个猪圈和一个厕所。

  管谟业是家里第四个孩子。大哥管谟贤1943年,姐姐管谟芬1946年,二哥管谟欣1950年,都出生在这里。老四管谟业和大哥相差12岁,都属羊。管谟业的女儿管笑笑,也在这个老宅里出生。

  现在屋后水泥地里翻晒玉米的薛老伯和村民们都知道了,小时候叫“斗儿”的孩子,靠写字拿了一个国际大奖。“斗儿”是爷爷管遵义起的,爷爷算是高学历的文化人,读过旧学私塾,家里有很多医书,写得一手好字。爷爷的意思是:别看他长得丑,他可是北斗星,长大一定成才。

  管家隔壁的墙上和附近的跨河大桥护栏,都挂上了“热烈庆祝家乡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红色横幅。

  莫言近千万字描述的“高密东北乡”,如今实指高密东北部的河崖、大栏两个原公社的区域,随着朝代更迭和时代变迁,明清时的旧称“高密东北乡”,先后改为河崖公社、大栏乡、河崖镇、夏庄镇、胶河疏港物流园区。莫言出生的村子平安庄,旧名“三份子”。

  “我小时候,政府还没有修水堤,从屋里可以望到胶河。后来我小学失学后,还参加过胶河的水利工程,天天在河道里挖掘泥土。”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站在管家屋后,宽阔的胶河翻腾着昏黄的污水,高大的杨树一排排沿河延伸开去,高大的河堤上长满茂盛的荒草。

  现在的村庄已经看不见期待中铺天盖地的红高粱,满目的黄色土地里,偶尔会有小块青绿色晚玉米沉默地站立着,凸凹站立着。

  村南边的顺溪河和墨水河之间的沼泽地,当年土匪出没的芦苇湖泊,如今变成了一马平川的胶河农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崖、大栏一带地势低洼,河道纵横,每逢夏季,经常水涝成灾。于是当地农民只能种红高粱,以此为主粮。

  “在吃不饱饭的年代,红高粱浑身是宝。高粱米磨成粉,可以做成饼和窝窝头,或者酿酒;穗可以编成扫帚;叶子和枝杆用来给牛当草料,或者编织成草席和门帘;根部也可以敲干净土晒干后当柴火烧。”莫言父亲管贻范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当时整个河崖公社(今天的夏庄镇),种满了高粱。一眼望去,满眼都是绿色,无穷无尽,风吹的时候,高粱不停摇晃,哗啦作响。

  为治理洪涝灾害,当地政府大兴水利,挖河开渠,涝灾解除,大片的红高粱也从土地上消失。后来小麦、黄豆、玉米、蔬菜、棉花,成为了绝对的主角。同时消失的还有高粱酒、高粱饼、高粱窝头。

  莫言的《红高粱》在1986年3期《人民文学》发表,被张艺谋看到,准备拍成电影,他将4个拍摄地放在了高密,分别是莫言家附近的孙家口村石板桥、高密南部的拒马河镇泊子村、西南王五水库的农户家和高密西部的峡山水库。

  这时,高密农民已经多年不种高粱这种低产难吃的作物了,莫言领着张艺谋和乡亲们讨价还价,最后以每亩地300元左右的价格在酒坊外的3个外景地种植了130多亩高粱。

  《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后,高密政府给河崖至平安庄的马路取了个名字:红高粱大街。当地有商人灵机一动,推出了从莫言小说里借来的“我奶奶”的小名“九儿”,生产白酒。

  正在莫言老宅屋后晾晒玉米的薛老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地早就不种高粱了,太难吃了,除了造酒没有什么别的功能。如今,偶尔有年纪大的村民种几株红高粱,也是为了编制扫把扫地用。

  1986年,管家在规划的新村盖了8间红砖瓦房,全家就搬过去。老屋用来放杂物。后来因风吹雨打,两侧房屋和厕所、猪圈都拆掉了,只保留了正屋。南方周末记者沿河继续驱车前行4分钟,抵达莫言二哥家。

  二哥管谟欣一家和莫言父亲目前住在这里。管谟欣一直在镇上工作,写了一辈子材料,退休在家。因为92岁的老父亲管贻范不愿意进城,他就一直在家里照顾父亲。管谟欣长得和莫言很像,只是个子要比莫言小一号,人比较黑瘦。

  两年前,地方政府见不时有慕名而来的游客,要拨经费修理老宅,莫言不同意。

  “现在拿了诺贝尔奖,政府又提出要修,开发成旅游景点,我们不同意,那样太张扬了,做人要低调。”管贻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身体很好,满面红光,就是耳朵不大好使,跟他说话要对着他耳朵大点声。

  搬离老宅,莫言妻子杜芹兰和女儿管笑笑在新村住了两年。电影《红高粱》走红后,杜芹兰和管笑笑被转成了城市户口,杜芹兰还得到了一份工作。为此莫言在高密市区南关天坛路买下了26号院,盖了一个大院子。

  1988年到1995年,莫言在这个自建的房子里创作了《酒国》、《丰乳肥臀》等作品。1996年,莫言和大哥一起买下了现在居住的房子。南关天坛路的26号院转卖给了朋友,再后来,朋友把房子捐给了高密市政府。

  相比莫言在平安庄的故居,26号院鲜有记者造访。南方周末记者看到,如今这里已是高密凤城艺术团和高密妇女健身协会的办公地点。

  莫言文学馆成立以后,馆长毛维杰把26号院里,当年莫言在这处居所中使用过的桌子、台灯、椅子,包括一台老式电脑,都搬到了如今的莫言文学馆里陈列。

  我饿,我饿,我还是饿

  “我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在外边不敢发作,回到家里就逮着老婆孩子撒气。我们兄妹经常挨打,大家都怕他。因为是大家庭居住,母亲凡事都让着同住在一起的叔叔和婶婶,对他们的孩子们关爱有加,对我们也很严厉。”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在上世纪50年代进行的土改运动中,管家被划为“中农”,有自己的田地,靠自己劳动维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寄生虫”。

  因为大爷爷被划为地主,儿子又去了台湾,管贻范全家受牵连,在大队当会计的管贻范终日愁眉不展,事事小心谨慎,委曲求全。在工作和生活中积累的压力,只能带回家。

  “莫言小时候特别皮,上课时老是打瞌睡,还经常和同桌的同学交头接耳,中午午睡的时候跑到院子里玩。”莫言同村的小学同学李善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但从记事开始,管谟业对童年和少年的印象只有饥饿。1958年,“大跃进”开始,全民大炼钢铁,家里的锅碗瓢盆、菜刀、门把手全被充了公,一家人除了莫言和奶奶,其他人都被安排去土炉炼钢、捡铁矿石。

  公共食堂很快没有干饭了,只有野菜和发霉地瓜干。1959年春天,食堂也停办了,只能跑到地里挖烂地瓜吃。家里没有锅,莫言就从炼钢的材料堆里,偷了当年日本兵戴在头上的钢盔,回家刷洗干净,就用它代替锅煮菜饭用。

  管谟贤回忆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那三年高密风调雨顺,因为炼钢,粮食烂在了地里。”

  到1960年春天,平安庄开始饿死人。最多的一天,村里死了18个人。

  “村里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

  莫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曾经吃过茅草根、树皮、棉籽皮、芙子苗、荠荠毛。听说南洼里有种白色的土能吃,莫言和哥哥一起去挖来吃,结果吃了大便拉不下来,只能大量喝水,用手往外抠。

  那年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是给他们取暖用的,堆在食堂前面。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吃了一块,说煤越嚼越香。全班同学都去拿,上课的时候脸色蜡黄的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管谟业和同学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忍不住也咬了一小口,惊喜地说:“真的很好吃!”他们的大便也是黑色的,还能够被送进火炉里烧。

  管谟业的母亲偷生产队的马料吃,结果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他的大祖母去西村讨饭,在一个麻风病人家里,看到方桌上有半碗剩面条,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

  后来政府打开粮仓,按照人口发救济粮,每人半斤豆饼。“我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但粮食发得太晚,管谟业的三叔已经饿死了。

  管谟业隔壁家的孙爷爷太饿了,把刚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全吃完了,豆饼油腻劲大,他回到家里不停喝水,结果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

  为了维持生命,父亲让大女儿退学回家,专门负责在地里挖野菜,加上一点玉米面或地瓜面,熬成稀饭全家喝。长期没有营养,大人水肿,人的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清晰可见。

  “那时候捉到一只蚂蚱,在火上烧一烧就是美味;逮到一只老鼠,用泥巴包着放在锅灶里烧熟了,奶奶或母亲就会把莫言和堂姐叫到一起,一人一半,连内脏和骨头都吃掉了。”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到了“文革”时期,没有再出现饿死人现象,管谟业也不用天天喝野菜红薯粥了,政府按照人头发放半年糠菜半年粮,还是吃不饱。管谟业和哥哥到玉米田里,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回家煮熟,撒上盐用大蒜泥拌着吃。

  顶替父亲去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莫言夜里起来撒尿,也会摸一块,蒙着头偷吃。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比羊肉还要鲜美,但母亲嫌脏,不许孩子们去捉。

  直到“文革”结束前,管谟业终于可以吃红薯干吃饱了。这时他对食物的要求也渐渐高了。有一年年终结算,生产队分了他家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村子有人卖病死的猪肉,上面都是黄豆一样大的米虫,价格便宜,村里人都围着买。看见父亲舍不得,管谟业一个劲儿哭,最后父亲下决心割了5斤肉,回到家里煮熟了每人一碗。

  “我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难受又幸福。”莫言回忆说。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

  “我们家都是文科好,祖上有管仲这样的齐国名相,有算命特别厉害的管路,明清两代祖上出了七个进士,都是搞文的。”管谟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还有一篇专门研究族谱的学术论文,摆在了莫言文学馆里展示。

  管谟贤是管家惟一的大学生。1963年,他考上了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我语文、历史、外语都考得很好,数学只考了13分。”大姐退学后一直在家务农,管谟欣高中毕业时刚好赶上“文革”,没能考大学,靠文科功夫好,一直在公社搞宣传写材料。

  莫言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的文学启蒙时,提到大爷爷管遵仁和爷爷管遵义。大爷爷是当地的著名中医,以妇科和儿科见长。莫言在退学回家务农后,为混个饱饭跟大爷爷学医两年,他的旧学功底,就是当时背诵《药性赋》、《频湖脉诀》等医学著作打下的。

  爷爷管遵义生于1895年,1978年病故,是一个忠厚老实、勤俭持家的农民,与小说《大风》中的爷爷相近。管遵义一生务农,种田是一把好手,还会木匠手艺。虽然不认识字,但爷爷脑袋里装满了许多故事。冬日炕头里,夏日河堤上,爷爷给孩子们讲了不少民间狐仙鬼怪的故事。

  小学读到五年级,管谟业就被学校劝退回家务农了。原因是哥哥。

  “我讲了上海学生造反的情况,启发了莫言到学校里宣传这些造反理论,还说学校领导、教师是奴隶主,学生是奴隶,还编什么黑板报,成立什么战斗队。后来他带上几个小伙伴外出串联,到了胶县在接待站住了一晚,给人家褥子上画了一个大地图(尿炕),吓得跑回了家。”管谟贤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后来,在学校喊了几句“打倒”、“造反”的管谟业,被学校劝退回家。

  管谟业从此成为了大队里年龄最小的农民,过上了早出晚归“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因为个子小,他干不了大人的体力活,只能去帮养牛队割草,种高粱、种棉花、放羊,挣一半工分。

  “我们那个地方是三县交界,土地很辽阔,周围几十里没有村庄,我每天就只能跟一头牛和一只羊对话。我还经常躺在草地上,跟天上的鸟对话,鸟不理我,我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可能牛会把我顶醒,因为它已经吃饱了,我一看它的肚子鼓鼓的,就一块儿回家去了。”莫言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回忆说。

  管谟业成为作家是受到大哥的影响。管谟贤去上海读书后,留下《吕梁英雄传》、《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烈火金刚》、《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的革命文学和《聊斋志异》、《隋唐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的书。

  乡村一成不变的生活,饥饿和孤独,阅读成为管谟业少年时最快乐的享受。家里书看完了,他就满村借着看。为了看同学家的《封神演义》,他就帮同学家推石磨磨面,推一下午看一本。

  这时候的管谟业已经有了文学梦。邻居单亦敏是山东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政治成分不好,在“文革运动”里被打成右派回村参加劳动改造。在和他的闲聊中,吃不饱饭的管谟业知道“有个山东作家一天吃三顿饺子”,这对一年只能吃一顿饺子的莫言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从而引发了当作家的欲望。

  据管谟贤考证,正是在昌邑县参加开挖胶莱河的工程时,头一回看见人山人海、红旗飘扬的管谟业,回家后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胶莱河畔》的写作,第一节的标题是“元宵节支部开大会,老地主阴谋断马腿”。

  这部模仿《红旗谱》的小说,大意是热恋的妇女队长和民兵连长为了挖掘胶莱河一再推迟婚期,而一个老地主为了破坏胶莱河的建设计划,砍断了生产队里的一匹马的腿。这部小说最后管谟业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章。

  为逃避劳动,管谟业跟大爷爷管遵仁学了两年中医,但最终因文化程度太低,没学成。最后,在当会计的二叔介绍下,管谟业去高密棉花加工厂当地磅工,负责称重量。

  “我叔叔在里面是主管会计,所以莫言进去算是走后门,就是个季节工,有活就干,没活就回家,干一天几块钱,发了钱以后交给生产队一部分买工分,剩下十几块钱交给家里,自己留个两块钱购买牙刷牙膏什么的。”管谟贤回忆说。

  也是在这一时期,管谟业和来自高密陈家屋子村的杜芹兰谈起了恋爱。这时候管谟业除了负责厂里的黑板报,还开始向公社广播站和高密县广播站投稿,《潍坊日报》、《大众日报》上也能看见他的一些宣传文章了。

  管谟业真正脱离土地,成为作家,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是他穿上军装以后。

  从18岁起,管谟业连续3年报名参军,体检合格,但每次都被“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替了。

  当时大学停止招生,招工、参军是农村青年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1976年,管谟业21岁,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这一年走不成,再一年就超龄了。这次管谟业没有在老家报名,而是作为“表现好的临时工”从棉花加工厂报名,一个干部子弟也来帮他,前两年阻挠他的大队书记、大队长和民兵连长都在昌邑胶莱河工地上,没机会插手。不久,气呼呼的民兵连长到棉花加工厂送应征入伍通知单,把通知单丢在他面前,转身就走。

  在村里人眼里,管家从此“混出头”了管谟贤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捧上了铁饭碗,吃上了国家饭;管谟业也提干留在了军队,还破格考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摘自2012年10月18日《南方周末》,下篇见明日第10版名流) (来源:【字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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