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我们可以看电影，我们可以听音乐，我们可以欣赏美术，我们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的那种愉悦。”
“批判是文学重要功能，但对真善美也要歌颂”
——专访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环球》杂志记者/王海鹰（发自高密）
得知自己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消息的时候，莫言正在他的故乡山东高密。这似乎完成了一个隐喻：这个从高密“东北乡”走出来的中国作家，在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东北乡”的故事之后，终于在这片沃土上迎来了自己收获的秋天。
在莫言获奖的第一时间，从10月11日晚的媒体见面会到10月12日的专访，《环球》杂志记者先后两次前往山东高密对话莫言。他获奖之后有怎样的感受，他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他如何看待文学本身，他的文学创作之路有哪些难忘的经历……莫言对这些问题一一作答。
“写人是文学最根本的任务”
《环球》杂志：你是从什么渠道获知得奖消息的？
莫言：向媒体公开前20分钟，瑞典文学院的常务秘书给我打了个电话，通知我得奖的消息。
《环球》杂志：你之前对这个奖有没有期待？因为你的呼声一直比较高。
莫言：期待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期待，因为我觉得这是很渺茫的一件事情。全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家，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一年只颁一次奖，只颁给一个人，我觉得好像排了一个漫长的队伍一样。
《环球》杂志：你怎么看诺贝尔奖？
莫言：它（诺贝尔奖）是一个重要奖项，但绝对不能说是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代表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看法，如果换了另一个评委小组、评委群体，可能得奖的未必是我。
《环球》杂志：很多人都说，你这次获奖证明了“最乡土的才是最国际的”，你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莫言：我觉得这话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如果把它当做一个绝对真理来理解，可能是不对的。文学艺术必须具有地区的特色，必须具有自己民族的风格，必须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和表征方式。但是仅有特色还不行，还要有共性。这个共性就是文学艺术所包含的世所公认的价值。
这种价值，实际上就是人的共同性，人性当中的共同的部分。比如我们读托尔斯泰的书，会为里面人物的命运而痛苦、而喜悦。中国和俄罗斯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风俗、习惯、语言都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情感我们是能理解的。
能够把这样一种被全人类都能够理解的情感表达出来，这个作品就具有了这种公认的价值。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既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外又具有非常强烈的共性价值。
《环球》杂志：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写人才是连接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纽带？
莫言：写人实际上是文学最根本的任务。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文学是写故事的，是写情感的，是写事件的，或者有人说是写政治的，这些说法都没错，因为文学写作过程当中，势必要涉及这些内容。但是文学的最根本目的还是写人，写风土人情，描写风景，写这样那样的一些故事、事件，最终目的还是要用这些作手段，塑造出典型的、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来。
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也可以证明，我们之所以被哪部小说打动，绝对不是因为它里边的哪一段风景描写，也绝对不是因为它里边描写了一个什么事件，而是因为这里边有让我们难以忘记的、跟我们的心产生共鸣的人物形象，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会把人物与自己混为一人。很多年轻人读《红楼梦》，就幻想自己成了林黛玉或者贾宝玉。好的文学作品，就是把写人当作第一任务，只有写出人来，这个小说才算是好的，才算是完成了。
一个作家应该立足于写人，但作家是生活在社会当中的，它描述的社会生活里包含了政治，包含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对于一个关心社会、关心民众疾苦的作家，他的描写自然会带有批判性。我觉得批判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功能，但是对真善美也要歌颂。一个作家在选取创作题材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东西激发了他强烈的共鸣，才可能产生灵感，才可能使他运笔如飞，才可能让他写出既让自己感动，又能感动人的作品。
幼时读书，踏凹门槛
《环球》杂志：听说你小时候能背新华字典？
莫言：那时候书非常少，一个村子里有几本书了如指掌，为了看书，也想尽了一切的办法，提前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帮人家推磨、割麦子，换来阅读人家家里藏书的权利。后来，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顶多也就是二三十本。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是世界上学问最大的了，把周围一个“东北乡”的书全看光了。
后来实在没书看了，就看新华字典，也蛮有意思的。至于说倒背如流，那是太夸张了，就是读得很熟，有时候甚至可以把新华字典里的错误找出来。
《环球》杂志：那个时候你几岁？
莫言：应该十来岁吧，因为我12岁辍学以后就没有书可看了，天天就在家里劳动。下雨的时候，阴天的时候，不能下地劳动的时候，就躲到我们家的一个磨房里看这些书，翻来覆去地看。
《环球》杂志：你对书的痴迷是来自哪里？
莫言：当时就是没有文化生活，就觉得这个东西能把你抓住，能吸引住你。我们家实际上都爱看书，我二哥也是个书迷。当时农村没有电，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这个煤油灯的火苗真是像一个黄豆那么小，我母亲在锅灶上做饭，我们就利用这点机会，我就一脚踏在门槛上看书。踏了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我们弟兄两个踏得明显凹下去一块。
文学如果特别热闹，就不是特别正常
《环球》杂志：在你的成长历程中，什么人对你的创作影响最大？
莫言：我当年在这个地方做人民公社的社员，天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的时候，确实是厌烦透了。这个地方这么贫困、落后，就梦想着有一天逃离，到外边去看看世界，到外边去过更好的生活。但当真的出去以后，过了几年，就马上开始怀念这个地方，尤其是当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更感觉到这个地方跟自己是血脉相连。我早期的作品里边，故事、人物，有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有的是邻居、亲戚朋友的经历，有的是听老人们讲过的故事，这是一批最原始、最宝贵的素材。
我的这些父老乡亲，他们虽然有的不识字，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都是用耳朵听来的，是一种用耳朵进行的阅读，这对我的创作影响非常大。民间故事应该是我小说里的重要元素，口述讲故事这样一种风格，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当然了，继续写下去的话，故乡也不断地扩展，写作的资源也不断地补充、丰富。这就需要阅读，需要到更多的地方去了解更大的世界，了解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事情。
《环球》杂志：有不少评论说你的获奖是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世界主流社会视野的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也是一个巨大的奇迹。你对这样的评论怎么看？
莫言：现在网上的评价肯定是五花八门，我最近也没有看。我觉着我肯定是一个中国作家，我的文学是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个人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力代表中国文学。可能我获得这个诺贝尔奖会在一段时间内让世界的目光更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但这个作用也不可高估，因为文学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个相对落寞的领域，不可能像电影那样能够吸引那么广大的观众。
《环球》杂志：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人已远离了文学，文学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舞台中心撤到了边缘，纯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你如何看中国社会对文学的疏离？
莫言：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现象，但是如果你冷静地想一下，就会发现这是非常正常的，没有什么好痛心的。我记得20年前我读过前辈作家汪曾祺先生写的一篇文章。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电影大举引进中国，人们的业余时间几乎都泡在电影院里。这个时候，汪先生就对这个现象发表了一些很悲观的议论，说这样下去，将来小说就没人读了。我发现过了几十年，我们依然还是持这种悲观的论调。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跟汪先生当年面对着好莱坞电影对小说的压迫是一样的。现在更多了，又有电视，又有网络。但是我觉得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不可能是热闹的，如果它特别热闹，那么它就不是特别正常。
很多人说小说会消亡，而我觉得它永远不会消亡。我的理由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的审美功能是别的艺术作品的审美功能所不能代替的。我们可以看电影，我们可以听音乐，我们可以欣赏美术，我们都可以得到审美的愉悦，但这些愉悦代替不了我们阅读优美的文章时的那种愉悦。我们读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可以翻来覆去地读。一个故事你已经读了好几遍了，但是当你某一天把你读过的这本书拿出来再读，依然会被里边的语言之美所打动，依然会为里边描写的人物的命运所牵动、所感动。这就是语言的魅力，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莫言热，一个月就会过去
《环球》杂志：目前社会的浮躁风，无论是阅读上的浮躁，还是写作上的浮躁，都对文学构成了伤害，你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莫言：一个人的业余时间是一个常数，音乐听多了，看书的时间必然就少，在网上聊天的时间多了，干别的活的时间必然就少了。现在，各种娱乐、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文学阅读的时间。而像我们小时候，刚才我讲我那种阅读是如醉如狂的，就是因为没有别的。那会儿假如有一个电视机，我也不去读小说，我天天也抱着电视机看。但是，我相信当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来读，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这样一种乐趣可能会给大家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受。
《环球》杂志：我觉得，你的获奖已经带动了一些人回归阅读。
莫言：我估计有一个月就过去了吧，甚至更短，然后一切又回归正常。
《环球》杂志：你的不少作品都拍成了电影，很多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些电影对于你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帮助，或者说你觉得电影对文学消费有没有促进作用？
莫言：电影和文学，实际上是一对互相依赖的关系。好的小说、好的文学肯定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有名的电影也都是改编自小说作品，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反过来，如果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改编得很成功，也会扩大这部小说的影响，也会提高原作者的知名度。像我的《红高粱》，当年被张艺谋改编，第一次获得了国际A级电影节的大奖，反过来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也扩大了《红高粱》这个小说的影响力。后来很多作家的作品也都是这样。
“连高密都没想要离开”
《环球》杂志：你如何评价此次呼声同样很高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莫言：我与村上没有直接交往，但互相也通过信息。我想，他也创造了他独特的文体，他也描述他所熟悉的生活，他的作品也是非常优秀的，完全具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资格。
《环球》杂志：有没有考虑出国定居？
莫言：我连高密这个地方都没想离开，这里有我喜欢的食物，有我的亲朋好友。出国的作家并不代表不爱国，不出国也并不代表爱国，各人有各人的选择。孔子有句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是“己之所欲，强加于人”，那就不好了。
《环球》杂志：你微博上有一句话，“网络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世态人情，也照出了自己。”请问，照出了什么样的人情，什么样的自己？
莫言：关于我的获奖，网上的评论我没有特别留意，但偶尔上网也看到了一些。有的是挺我的，都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爱护我，希望我能获奖；有些是艺术上的批评，当然是对我的帮助，让我今后的创作提高警惕，避免错误，避免缺陷；有些完全就是谩骂，甚至人身攻击，这些我都忽略不计。过去没有这样的机会，只有在互联网、微博时代，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喜欢我，喜欢我的作品，有这么多人对我咬牙切齿，还有这么多人对我的作品有中肯、尖锐、合理的批评意见。
《环球》杂志：最后还有个简单的问题，巨额的奖金大家都很关心，你准备怎么用？
莫言（笑）：我准备在北京买套房子，大房子，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也买不了多大的房子，5万多一平米，750万也就是120平米。
在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中，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是其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并精通汉语的一位。他曾表示：“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诺贝尔奖能够颁给一位中国作家。”此前，他还曾向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大力推荐中国作家沈从文。
对此次莫言获奖，这位已到耄耋之年的白发老人在接受《环球》杂志专访时感慨说，莫言完全是实至名归，他的作品风格堪比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和《聊斋志异》，他也将很快推出莫言作品的一系列译著。
马悦然：莫言小说堪比《西游记》和《聊斋志异》
《环球》杂志记者/刘一楠（发自斯德哥尔摩）
《环球》杂志：在你看来，为什么今年瑞典文学院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
马悦然：莫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很会讲故事。文学界需要像他这样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想像力和幽默感非常强。
《环球》杂志：你是瑞典文学院中唯一一个懂中文的评委，是不是你向评委会推荐了莫言？
马悦然：我当然推荐了他，但莫言还受到了其他人的推荐。他的作品有很多法文、英文和日文版本，很多人都读过。
在法国，一共有三位翻译家都翻译过他的书；日本的吉田富夫也翻译了日文版；美国人高浩文翻译过莫言小说的英文版。瑞典的陈安娜也翻译了《生死疲劳》、《红高粱》、《天堂蒜薹之歌》三本小说的瑞典语版本。
《环球》杂志：莫言获奖这个结果是评委会中统一的结果还是有分歧？
马悦然：这个我可不能说……但结果就是他现在得了诺贝尔奖，这就行了。
《环球》杂志：和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相比，莫言的作品有什么特点？
马悦然：我想第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想像力。他的想像力堪比吴承恩的《西游记》。我觉得莫言的作品也借鉴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因为他创作的有些故事很像聊斋故事。
他的一篇叫《30年前的长途比赛》的小说，写得实在太幽默了，我从没读过幽默感那么强的作品。这个你一定要看（对记者说）……中国文学其实早就登上过世界文学的舞台了，但是莫言的著作会更进一步（迈）向世界文学的舞台中心。
《环球》杂志：在宣布莫言获奖之前，您和莫言有没有过关于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方面的交流？
马悦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再过几个月，我会出版自己翻译的很多莫言的短篇和中篇作品，也许年底这个瑞典语版本就能出版面世了。
之前，我不敢发表这些译作。因为如果我太早发表，人们就会说“啊，莫言要得奖了！”
来源：2012年11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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