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画家的“北漂”故事：游走？抑或坚守？

　　中新网北京10月30日电 题：云南画家“北漂”：游走？抑或坚守？

　　记者 胡远航 张丹

　　日前，中国美术馆刚刚举办了一场名为“现代之路”的云南油画展，云南老中青三代油画家首次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在北京。而借此次展览，我们也知道了许多云南籍画家鲜为人知的“北漂”故事。

　　10月末的北京已进入深秋，白天阳光灿烂，入夜寒气逼人。北京东郊著名的“画家村”宋庄，聚集着20多名云南籍画家。

　　初看宋庄，和所有北方乡村一样，有点萧瑟冷清。村口的马路旁即是约定俗成的露天集市，摆满了各式画作和美术书籍，偶有卖五金、服饰、蔬菜的摊位混杂其中。但再往里走，各式风格的工作室和民间美术馆让人为之一振。云南籍画家吴以强的工作室就隐藏在艺术工厂路的一栋灰色砖房里。

　　推开工作室的大门，是一个挺大的院子，里面种着云南人喜欢的花花草草，墙角一隅的花椒树是吴以强专门从老家托运过来，“驱虫的花椒树，到了北京居然特别招虫子喜欢。奇了怪了。”

　　吴以强是“凸凸艺术社团”的成员兼创始人之一。当年在昆明，这个社团以特立独行闻名。而为找寻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容纳社团的公共平台，他和杨文萍等人选择游走北京。

　　“昆明舒服、熟悉，却没有像样的美术馆。好的艺术探索经常出现在云南人身上，但最终却总是在北京、上海开花结果。”在卖掉了一批画后，吴以强背着帐篷和登山包来到北京。

　　“云南人很愿意坚守本土，但也有一颗开放的、想要面对世界的心，”吴以强说。

　　杨文萍清晰地记得大家刚来北京时的情景，“到了北京，大家就像一块干了很久的海绵掉到了大海里，尽情地释放和吸收。但后来，生存的煎熬开始显现。留还是不留？怎么留？成了外地画家必须面对的问题。”

　　杨文萍来北京5年，搬了5次家，一直处于“漂”的状态。“昆明那种熟悉、安逸的生存状态已不在了，原有的市场也不在了。以个体为单位"北漂"的画家，都经历过很多苦。”

　　谈起游走所得，杨文萍和吴以强有着一致的看法“艺术光有土地还不行，还需要阳光和水。而北京，对艺术家来说，是有着太多可能的地方”。

　　“云南偏距中国西南一隅，待在那儿的时候多少有点远离政治的意味。但到了北京，不得不关注当下，不得不站到一个高度上去看中国，心甘情愿地融入到大环境，心甘情愿地去累。”杨文萍说，尽管她还在画植物，但乡土、田园式的东西已经渐渐远离，眼界越来越开阔。

　　对此，吴以强深有感触。他认为，艺术家应该站在全球的眼光上来考虑问题，不能被地域所限。以地域为界限来探讨、定义艺术，极其狭隘。

　　在离市区更近的另一个艺术社区“798”内，更早出来“北漂”的史晶正在画一幅梅里雪山主题的油画，为明年4月的台湾个展做准备。这是他来北京的第10个年头。

　　“最开始出走的时候你还惦记着回去，但慢慢的就很少回云南了。不过，到了冬天我还是会像候鸟一样，飞回昆明"晒太阳"。”画毕，史晶围着画板转了起来，仿若“转山”。正看，画布一片灰白，隐约有山的痕迹；左看，画中的梅里雪山灿烂、圣洁；右看，雪山变成了石头山，阴沉、狰狞。

　　在画过了黑色、白色等一系列油画作品后，史晶笔下的颜色越来越浅，形象越来越模糊。但偶尔也会出现诸如“神山”之类的云南题材。

　　“来北京后，小我会慢慢长大，你会找到更多的可能性。但融到骨子里的地域经验你肯定抹不掉，”史晶说。

　　和史晶、吴以强一样，当年出走云南的艺术家大多在北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尽管风格各异，但细数这些云南籍画家的作品，还是会发现或多或少的云南印迹。游走，在某种程度上而言也许也是另一种坚守。

　　著名云南艺术家叶永青在《出云南记》中写道，“云南，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艺术家来说，有着复杂和难以言表的感情。与远离中心任何一个封闭的小城艺术家的成长经历一样，有感于家乡残酷和落后的现实，艺术家和有识之士总是将寻求以文化改变与发展为动力的目光投向外部世界……最终，艺术家被放逐在自己的艺术创作的语言中。语言是通向未知的道路，这个道路的每一点每一站都是艺术家的故乡和祖国，故乡和祖国永远在前方，在前方等着他……对于出云南的艺术家而言，故乡是自己的语言和作品，而不是地理概念的故乡。”

　　如今，更多的年轻云南艺术家开始继续前辈的“出走“之路。他们像演艺界的北漂族一样，租住着低廉的民房，甚至饱受生存的压力。但对于这些画家而言，游走即是为了坚守，坚持下来，并拥有一席之地，将是自己艺术人生最好的选择。(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