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代表厉莉:公众维权意识已醒 诉讼技术不足

　　人物简介

　　厉莉

　　十八大代表、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北京市房山区法院法官。辽宁鞍山人，1978年8月出生。

　　2002年2月，厉莉登记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2007年，厉莉帮助一名身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患者；2009年，得知患者病情复发后，她再度为其捐献骨髓。

　　一名年轻女法官，在两年内两度帮助白血病女孩，事后得到区政府5万元慰问金也分文未花，直到今年北京“7·21”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她又将慰问金全部买成救灾物资送到灾民家。

　　厉莉说：“我要让群众通过法官的实际行动，相信法律的温暖。”

　　谈参会

　　肩负更多责任和使命

　　新京报：从一名普通法官到现在，你已经获得了很多令人羡慕的称号、荣誉。你是如何理解十八大代表这个身份的？

　　厉莉：我能有幸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是组织多年培养、各界群众关心支持的结果。这个身份意味着，我将肩扛更加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在社会建立法律信仰是每一个法律人的渴望，也是我最大的期盼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新京报：当选十八大代表后，你将如何履行代表职责？

　　厉莉：我作为一个以道德爱心走入公众视野的法官代表，将不断倡导“爱心与良心相生相成，公益与公正相得益彰”的职业理念，以德修身，以爱暖民，致力于提升司法公信和司法形象。让道德助力司法，为和谐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京报：你会把什么样的群众呼声带进会场？

　　厉莉：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法官，我将把基层人民群众对司法最真切的呼声和期待带进会场。作为一名有公益身份的法官倾力各项公益活动的过程，使我有机会思考司法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并闪现了一些思想的小火花。在十八大会议上，我会将这些成果分享给更多的人。

　　谈捐献

　　如果不捐会后悔一辈子

　　新京报：你两次捐献骨髓，有没有过犹豫？

　　厉莉：2007年第一次捐了300毫升造血干细胞，我就觉得是救人一命，很平常的事。2009年4月7日，女孩父母突然又来电话，希望我能再次捐骨髓挽救女孩生命。那天晚上，我丈夫还在外地出差，我们在电话里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推迟生子计划，毕竟不捐的话，会后悔一辈子。

　　谈履职

　　让百姓相信法律的温暖

　　新京报：你认为新时代的法官应该具备怎样的素质？尤其是现在经济快速发展，法律人的职业选择也多样化，作为法官如何能守得住内心的宁静？

　　厉莉：我觉得作为一名法官，必须要有信仰、有理想、有坚守、有一颗善良仁爱之心，同时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学术能力。在做事风格上，要果敢，勇于担当。

　　我想法官内心的宁静，来自于其自我价值的实现与法官职业社会价值的实现之间的契合。一个法官，如果能在为他人解决矛盾、平息纠纷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那么其必然也是认同法官职业的，能获得内心平静。安于斯，乐于斯。

　　我相信，只把物质、金钱、享受作为自我价值实现标签的人，是不可能做好一名法官的。

　　新京报：你独立办案多年，有哪些难忘的经历？

　　厉莉：我碰到过一些当事人，来法院时情绪激动，剑拔弩张，但看到我是他们的主审法官，都会很信任我，愿意让我来帮他们调解，很快达成调解协议，握手言和。有一次当事人告诉我，“你都可以为陌生人两捐骨髓，你是好人，我相信你不会坑我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新京报：作为法官，遇到托人情、拉关系的你怎么做？

　　厉莉：工作中，确实偶尔会遇到这类事情，但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普遍。应该说，这种现象和法治精神是相悖的，应该坚决杜绝。

　　但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托人情、找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个普法的好机会。因为找到你的人，都是信任你的人。基于这种信任，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价值观。我希望民众都能懂得，法律是保护自己合法权利的，而不是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需要通过人情解决的问题，如果本身就是合法的，不通过人情照样解决；如果是违法的，在法治框架下，根本就不可能有解决的空间。

　　新京报：有没有人试图给你送红包？

　　厉莉：有，但很少，记忆中有两三件吧，结果肯定是拒绝。这种行为会让法官觉得很尴尬，会有种自身价值被贬低，甚至被侮辱的感觉，很不好。我有时就在想，真的拿了钱，你在当事人眼中就不是那个执掌正义天平的法官了，而是沦为为他人谋私利的奴隶了。

　　新京报：你之前审理了大量民事案件，如何看待调解工作？如何处理情与法冲突的问题？

　　厉莉：在国际上，调解被誉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其实调解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人都有厌诉情结，都崇尚以和为贵。在当事人自愿调解的前提下，法官努力帮助陷入纠纷的当事人，找到一条均衡双方利益且二者都能接受的路径，以化解矛盾，不再被诉讼所累。在这过程中，法官往往要付出巨大努力，法官不仅需要有法律专业的知识，更需要通过真诚、贴心、耐心的交流，从当事人角度考虑问题，寻求调解方案。

　　谈普法

　　公众诉讼技术待提高

　　新京报：你认为当前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如何？

　　厉莉：当前，不论是纸媒、广播电视还是网络，许许多多的普法节目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些节目多侧重于法条解读、案例评析等，对于法律规定本身进行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也非常好。但也存在一个欠缺，那就是对公众的程序意识、证据意识等理念性的教育比较少，公众的维权意识已经觉醒，但诉讼技术还有待提高。

　　新京报：那你觉得应该如何提高？

　　厉莉：普法教育可以更多侧重程序意识、证据意识等法律理念的教育，这对培养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提高司法公信，树立司法权威有重要意义。

　　新京报：你对未来的司法改革怎么看？

　　厉莉：我认为，未来司法改革的重点在于通过制度建设和途径探索，树立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仰。

　　开微博

　　可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新京报：你也开通了微博，作为一名有“名人效应”的法官，有哪些便利和不便？

　　厉莉：便利就是使我可以在更加广阔的平台上，发出公正、为民、真诚、善良的呼声，向社会传递更多的正能量。不便就是有很多人在微博上会就个案来咨询我，其实作为一个法官，对非自己审理的案子并不便开口评价，毕竟我对案件的全貌并不了解。但这就会造成误解，他(她)会认为我对他(她)的案子不关心，不关注。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

　　公众的维权意识已经觉醒，但诉讼技术还有待提高。普法教育可以更多侧重程序意识、证据意识等法律理念的教育上，这对培养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提高司法公信，树立司法权威有重要意义。 厉莉

　　新京报记者 张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