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精神力量

　　中国崛起的精神力量

　　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韩冰

　　1920年，英国学者罗素到中国进行了一年讲学。回国后，他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一书中写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具有“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以及无与伦比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具有“勤奋向上的精神”、“民族复兴的热情”和“宽容和友好的态度”。

　　罗素预言：“中国理所当然地实行变革！……假如中国人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他们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

　　在上世纪20年代，多灾多难的中国仍处于民族危亡的时刻，罗素的预言并未马上实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世所罕见的发展速度，在困难与挑战之中不断前进，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脚步。

　　过去十年，中国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4.4%提高到10.4%，人均GDP从1000美元攀升至5000美元；同时，中国也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战胜了非典疫情带来的严峻考验，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经历了汶川、玉树、舟曲的救援和重建。中国人用坚韧、勇敢、智慧向世界展示了令人震撼的民族力量。

　　新加坡《联合早报》如是评价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历程：在经济增长的故事以外，中国还有一个也许较不抢眼、较不具新闻轰动效应的故事——一个文明重建的故事。

　　中国人的坚持与坚韧

　　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布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2003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使整个社会面临严峻挑战。

　　2003年4月9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高占成走上了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从4月9日到7月8日，高占成只休息了一天，其余时间一天24小时都在医院。

　　在全国5327位患者中，被感染的医护人员多达1002人。高占成说，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是英雄，更没想过自己是天使。“医护人员作为普普通通的个体，血的数字证明，生死关头，我们没有退却。我想我既然喜欢医生这个职业，那就要去付出。要是真出了问题，我也无怨无悔。”

　　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里氏8.0级地震。汶川县映秀渔子溪小学的二年级学生——9岁的林浩，从倒塌的校舍内将一名昏迷的同学背了出来。随后，他又重返已倒塌的校舍背出另一名同学，并被塌方的建筑物砸伤。

　　汶川震后3个月，中国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林浩和中国代表团旗手姚明一起步入国家体育场“鸟巢”，这是北京奥运会上最难忘的瞬间之一。

　　这一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危机之初，美国《时代》周刊预言中国“只是个身陷囹圄的大国”。就在这时，中国政府迅速出台一揽子计划，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经济回升向好，2009年“保八”成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50%。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严复发表《救亡决论》，提出“处存亡危急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发出了“救亡”的呼号。割地赔款的创痛、亡国灭种的危机激起了中国人的爱国心。

　　杨振宁在《邓稼先》一文中写道：“一百年以前，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时代，恐怕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那是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的时代。今天，一个世纪以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千千万万人努力的结果，是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创造出来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大批在海外学成的中华儿女回国参与建设。1950年，邓稼先获得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立即乘船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工作。1958年，他奉命带领几十个大学毕业生开始研究原子弹制造的理论。这以后的28年间，邓稼先始终站在中国原子武器设计制造和研究的第一线，领导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

　　1950年2月，华罗庚放弃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职位，踏上了回国的轮船。他写了一封公开信：“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样的情怀一直延续至今。2008年初，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终身讲席教授施一公辞去教职，放弃美国国籍，全职回到清华大学任教。回国之前，施一公“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我常问自己缺什么，思来想去，我明白，自己缺少的是归属感、认同感，是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是缺少那种直接参与国家建设的成就感！”他说，“其实，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会不爱自己的母亲呢？即使她还很贫穷，即使她并不完美。”

　　十六大以来，中国科技实力大幅增强。中国成为第三个完整独立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探月工程取得重大进展，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建成覆盖中国和周边地区的基本系统，“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成功突破7000米级海试……每一个重大成果，都凝聚着一批科技工作者的辛劳和汗水。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载人航天总体部系统总体主任设计师邵立民在“神九”任务期间，基本上每天凌晨下班，清晨上班。他说：“没有人愿意加班。但是，我们赶上了中国航天大发展的时代。中国的航天事业要走向成熟，就必须有人作出牺牲，我们这一代人还要继续忙上很长一段时间。”

　　梁启超曾说：“夫爱国者，欲其国之强也。一人之爱国心，其力甚微。合众人之爱国心，则其力甚大。”在雷达技术领域取得许多成就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曼青说：“我们可能当不了官，也发不了财，但是我们的工作有可能被写进共和国的历史。只有将归宿定位到国家需要上，与时代同呼吸，与国家共命运，我们的创新才能迸发出最大的活力，获得奔腾不息的源头活水。”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施一公坦陈，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胸怀家国天下，个个豪情满怀，人人上进争先。“年轻人代表中国的未来，一定要有理想、有志向，有做大事的胆魄和敬业态度。”

　　现实中，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从未消退。1982年出生的徐本禹，2003年放弃攻读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的机会，来到贵州省大方县的一个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只能点油灯照明的山村小学支教。徐本禹回忆支教的日子说：“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但是我想到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不想做一个半途而废的人，为了孩子们，我必须留在这里。”

　　2009年10月24日，长江大学文理学院的40多名学生来到湖北荆州市宝塔河江段的江堤上野炊，发现了两个落水男孩。在营救其中一个男孩的过程中，站在沙滩上的十多名同学手拉手组成人梯，落水男孩获救了，但陈及时、何东旭、方招3名“90后”大学生却消失在湍急的江水中，献出了年仅19岁的宝贵生命。

　　近年来，志愿者逐渐成为人们在各种场合常见的身影。2006年8月28日北京奥运会启动志愿者招募工作，到2008年3月31日报名结束，报名人数达到1125799人，其中908334人同时报名残奥会志愿者，报名人数成为历届奥运会之最。北京奥运会期间，奥组委发布消息称，此次北京奥运会志愿者人数是170万人，超过这个城市人口的1/10。

　　2008年5月19日，汶川震后一周，共青团四川省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登记志愿者已经达到106万。一个月之后，志愿者人数攀升至150万人，还不包括没有进行注册的、无法统计的志愿者人数。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李伟，在灾区对部分大学生志愿者的动机进行了调查：84%的被调查者选择“社会责任”、“帮助有需要的人”、“多学东西”、“锻炼自我”、“实现自我价值”或者“令人生更有意义”。从2008年5月12日到14日，成都采集到的红细胞是平时大型献血活动的6倍。面对全国高涨的献血热情，卫生部建议以献血预约登记的方式，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血液采集和调用。

　　2008年成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从那以后，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玉树地震灾区、舟曲泥石流现场都活跃着志愿者的身影。有外国媒体称赞：“人们对普通中国人更有信心了，信任他们拥有建立一个更具美德的社会的能力和责任感。”

　　再造文明之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梁启超到欧洲游历，在巴黎见到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后者对他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它，而且叫它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它总有它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

　　“从19世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列强入侵，我们最大的伤痕，是我们对民族的信心失去了，不懂得什么叫好，什么叫美，什么叫丑，这个最糟糕。”作家白先勇说。2003年开始，白先勇与苏州昆剧院合作，改编创作了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代表作《牡丹亭》。2008年，白先勇又推出了新版《玉簪记》。他说：“昆曲造成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两个字——美、情，让现在的年轻观众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重新发现中国人的感情表达方式。”

　　北京大学教授、文化学者张颐武认为：“20世纪中国面临了很大的危机，一般公众很难承受这种心理上的冲击。在抽象的民族精神层面，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一直都是很自信的，比如爱国；对具体的传统争议比较大，认为是现代化的阻碍。现在我们发现，原来丢掉了那么多具体的传统，也在一点一点‘找回’这些生活的细节，比如恢复传统节日等。”

　　2005年，中宣部等5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同年12月，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中国的“文化遗产日”。2007年12月1日，国务院颁布修订后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把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纳入法定假日。

　　1919年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提倡“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提出：“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

　　与新文化运动一脉相承，2004年，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56岁的唐晓峰和同事、学生一起，走进北京北部山区，开始用双脚一点点寻找北京境内的北齐长城。几年中，他们数十次深入山区，带着简单的皮尺、相机，到公路沿线的山下、村子里找到当地居民，询问线索，爬山寻找，将每次调查测量的古长城遗址在地图上连接起来，逐渐构成了北京境内北齐长城的分布图。

　　在此期间，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启动了长城资源调查工作。2012年6月，国家文物局公布中国境内历代长城的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第一次较为全面、准确地回答了“长城到底有多长”的问题。

　　对传统文化的整理与发现，为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