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素决定中国不会激进改革

　　【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11月21日文章】题：中国能否迎接挑战？ （作者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沈大伟）

　　中国宣布了新的领导集体，从而结束了悬念。此时明确他们将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预测领导人对这些问题所持的态度并不唐突。

　　在国内外存在一种共识，即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到一个分水岭，过去30年的项目和政策所产生的作用日益有限，需要进行大量新的转变和改革。

　　新领导集体会进行这一改革吗？虽然人们总是希望新领导人带来新的观念和政策，但四个因素使人们的期望应有所节制。

　　第一个因素被政治学家称为“道路惯性”：一个国家对其目前道路产生依赖。要改变国家政策的宏观方向并非易事，特别是当该增长模式带来了中国过去30年中如此巨大成就的时候、这一增长模式不仅带来了国家的巨大发展，而且还雇用了大量相对缺乏技能的劳动力。转变这一模式可能带来大量失业和劳工抗议的风险，那将威胁到社会稳定和党的统治。

　　当前，中国不需要完全放弃其出口经济和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但有必要对二者进行调整。中国的出口在价值链上应该上一个台阶，这关系到从“硬”性投资转向教育、科学、前沿科技、创新和文化创造等“软”性投资。但中国要实现这些转变不仅需要进行资本配置，还需要放松政治体制。

　　这便引出了第二个因素：苏联的阴影。中国共产党对导致苏联解体的因素非常了解。最近，它又紧张地注视、专心地研究发生在欧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运动。

　　第三个障碍是机构利益。中国显然拥有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和官僚政治。任何体制中，那些拥有财富、资源、权力和特权的阶层不会自动放弃这些东西，这是非常自然的。核心问题是国有经济部门，这一部门迄今仍占有国内生产总值的约30%。这包括国家控制的银行业、能源领域、财政、国防、重工业、航空业、电信业，以及交通部门的大部分。

　　改革中国与其邻国和西方世界关系的第四个障碍是其悲情的民族主义和根深蒂固的受害思维。受害思维在过去的宣传教育中形成，是共产党存在的理由，但也是中国与其邻国和西方国家发生摩擦的核心源泉。中国需要去除这种心理负担，真正使其与亚洲和西方的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