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周叔弢先生为国献宝

    本文转自2009年04月23日《人民政协报》

　　周叔弢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爱国民主人士中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以毕生精力兴办民族实业，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为壮大中国的民族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我国古籍文物收藏家、版本学家，并将终身收藏的珍本、古印全部无代价地献给国家。

　　周叔弢是一位著名藏书家。他收藏了大量的宋、元、明三代的经、史、子、集善本书，许多古籍是无价之宝。

　　周叔弢从青年时代起就爱买书。他为了收藏我国古籍，几乎花费了毕生的心血。他个人的经营所得，大部分用来购书。他把收购善本书当成最大的乐趣，七七事变以前，周叔弢购得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荛圃翁“陶陶室”所藏《陶渊明集十卷》，这是珍品，他异常欣喜。他渴望能买到“陶陶宝”的第二部珍藏《陶靖节先生诗注》。后来得知这部珍品竟被北京一个书商买去。这个书商知道周叔弢要购此书的急切心情，竟向周索要4000元，折合时价可买面粉四千多袋。为了避免珍贵古籍失散，周叔弢还是下了决心，不惜以重金买下这部书。

　　解放前的旧中国，大量的佳刊秘籍国粹瑰宝流散国外。周叔弢对此深感痛惜。1933年，周叔弢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列有中国宋、元、明本古籍图书几百余种，有的是他在国内看过、鉴赏过的，如北宋版唐代大诗人杜牧之祖杜祐所编之《通典》，宋刻绍兴本的《东观余论》，实为海内孤本。而书价昂贵，非周叔弢个人所能赎买。《通典》索价为1.5万元，《东观余论》也需1000元。周叔弢以1000元赎《东观余论》璧还故土，同时为《通典》等国粹仍流落东瀛而奔走呼吁，希望国家或国人富有财力者赎之归国，但终未能办到。周叔弢赎得《东观余论》回归之日，心绪万端，那正是外侮日深的时候，周叔弢提笔作跋，除记叙赎书的原委之外，还不胜慨叹说：“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漠然视之而无动于衷，余乃告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无以自解也！意！”数十年来，每闻有古籍文物流往国外，周叔弢无不慨然心伤，而且不惜重金辗转索求，唯恐失之眉睫。他曾以1万元的代价收购险落东瀛的石涛名画《巢湖图》。他说：“为护一国宝，万元非靡费，虽手头拮据一时，无惶恤也！”

　　作为一位爱书如命的收藏家，周叔弢收集古刻名钞，既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更不像众多古籍收藏家那样希望“子孙永宝”，而是为了不让中外的文化贩子、投机商人把中国文化珍品盗运国外。1942年，他眼看许多艺术宝藏被外国人买走，盗走，十分痛心。

　　他根据当时的形势，估计再收购善本书是太难了，他在自订善本书目的同时，写下了几句留给子孙的话：“生计日艰，书价益贵，著录善本，或止于斯矣！此编固不足与海内藏家相抗衡，然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四海澄清，宇内无事，应举赠国立图书馆，公之世人，是为善继吾志。倘困于衣食，不得不用以易米，则取平值也可，毋售之私家致作云烟之散，庶不负此书耳！壬午元旦弢翁至嘱！

　　全国解放后，周叔弢感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伟大的政党，人民政府是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因此，当他决心在有生之年为国效力的同时，决定将凝聚着自己毕生心血的藏书，奉献给国家。

　　1949年7月，周叔弢到北平开会，在书肆看到宋版《经典释文》第一册。他深知这是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二部散出的难得的珍本，就用高价买下，捐献给国家，使珍贵的善本得以完璧。

　　从1950年开始，周叔弢就着手整理他心爱的藏书，首先被挑选出来的是藏书中的上乘精品，一本一本、一函一函，他都认真地翻阅、摩挲、校对、编目。到1952年，献书的准备工作做好了，周叔弢就把献书的心愿告诉了黄敬市长。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的后期，一贯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的黄敬市长马上联想到周叔弢老要捐献藏书，会不会是运动带来的副作用，黄敬市长对他说：“叔老，书籍是生活资料，个人藏书是你的合法私有财产，你提出捐献，该不是政治运动给了你什么思想上的压力，产生了副作用吧？”

　　周叔弢告诉黄敬市长，他只想到要让这批上乘珍品得到一个最好的归宿，并没有考虑其他，“捐书之心，并不是起于‘三反五反’运动之中，而是起于新中国诞生之时。”“如果真有什么政治压力的话，我也就不一定肯献了！”“我将心爱的藏书，贡献给我心爱的国家、人民，使这批古籍珍品永不招致流失损毁之厄运，使之能发挥作用，由国家收藏，岂不比我个人收藏更好么？”

　　1952年，周叔弢奉献给国家的第一批书是他所藏宋、金、元、明、清善本古籍中的上乘珍品，计715种，2672册，国家对此极为重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直接接受，而后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他看了周叔弢赠书的目录，嘉许不已。他对周叔弢说：“您把最心爱的‘两陶集’都献出来了，真是毫无保留，难得！难得！”

　　周叔弢说：“对共产党、国家、人民，我无所保留。献书的决心，从我来说，不是轻易做出来的，既然作出了决定，就要坚决实现，不搞藕断丝连，献书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1954年，周叔弢又赠给南开大学中外图书3000余册。1955年，又赠给天津图书馆清代善本书籍3100余种，2.2万余册。1972年，他又将善本书籍1800余种9100余册赠给天津图书馆。周叔弢还把他收藏的敦煌卷200卷，战国、秦汉古印900余方和元、明、清名人书画等多件，全部无代价地献给了国家。

　　1980年，为庆祝周叔弢的90寿辰，北京图书馆将周叔弢为藏书亲作的题识辑为《弢翁藏书题识》，天津图书馆也编订了《周叔弢先生捐赠藏书目录》，供研究工作者参考，周叔弢感到非常欣慰。

　　1981年3月8日，天津市政府专门召开授奖大会，表彰周叔弢的爱国热忱。在会上，周叔弢又向国家捐献了文物1260件，古籍图书1827种，计9196册。天津市市长胡启立向周叔弢颁发了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奖状和奖金1.5万元，周叔弢将奖金全部购买了国库券。1982年10月，周叔弢留下遗嘱把这些国库劵全数本息上交国家。

　　天津市图书馆将所编《周叔弢先生藏书目录》赠予周叔弢，他十分高兴地说：“回想自己在七十多年的藏书生涯中，常为搜求到一本好书而感到其乐无穷，如今，我为这些书来之于人民又归之于人民，得到了最好的归属、最好的主人，感到无限欢快，非昔日之情可比拟。”

　　图书馆一些工作人员，时常向周叔弢请教图书版本知识，鉴定古籍时遇有难题，往往最后请他拿主意。有一次，工作人员拿去几册古籍，请周叔弢帮助鉴定。周叔弢轻轻地掀开一本《元史续编》，抚摸着纸面，然后说：“这是明版，大约是永乐正德年间的本子。纸质很好，看样子是云南的纸张。”待翻到印有年代的那页时，果然看到了正德年号。周叔弢还根据他多年的丰富经验和精深学识，写下了《善本书目》，以及《谈书》的小册子。这是他留给后人的又一份宝贵遗产。（叶介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