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从“救火队长”到中纪委书记之路

　　“说句实话”是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个口头禅。

　　低调，干练，雷厉风行，直面问题，不粉饰太平，是外界对他的一致看法。“他是一个实干家”，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评价。

　　从下乡知青、历史学者、农村问题专家到金融专家，从清理金融残局到抗击“非典”再到筹办北京奥运，从北京市市长到国务院副总理再到现在的位置，他的人生和仕途颇为传奇。在此期间，他屡屡充当“救火队长”角色，临危受命，化险为夷。人们称他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处理危机的铁腕能吏。

　　而现在，他面临的，是一场与此前挑战不同的硬仗——反腐。

　　在严峻的形势下，民众期望他能帮助中国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有效惩治官员的腐败，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王岐山显然体会到了这种紧迫感。“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11月30日，在北京听取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工作建议时，他说。

　　“外界预测，王岐山上任或将强势反腐，开辟中共反腐的新格局。”香港《文汇报》称。

　　这一次，“扑火队长”能圆满完成他的新任务吗？

　　从历史走进现实

　　王岐山生于1948年，原籍山西天镇，中学毕业于北京35中。

　　1969年，22岁的王岐山和两万多北京知青一起，到革命老区陕西延安插队。他去的是冯至公社，条件艰苦。他的同学中还有一部分去了黑龙江。

　　“后来跟黑龙江的同学见面后我都想哭，他们干活累了至少还吃得饱啊。我这是累了还吃不饱，知道饿是什么滋味了。”王岐山多年后回忆。和习近平、李克强一样，下乡插队的经历，让他更深地了解了基层的中国。

　　两年之后，他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1973年，他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西北大学历史系学习。毕业后，王岐山回到了陕西省博物馆。

　　历史对他影响颇深。二十多年后再回陕西省博物馆，王岐山还能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碑石讲解词。“他喜欢站在历史长河的岸边看问题。”一位访问过他的记者表示。而王岐山后来告别北京市政府同事时，也向他们推荐的是历史小说《大清相国》。

　　1979年底，王岐山从陕西省博物馆转至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继续从事历史工作。在此期间，他因为编纂《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和《民国人物传》，对现实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

　　“他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异常聪明，吸收能力特别强。”学者黄江南这样评价王岐山。

　　这一年，针对当时“大干快上”导致的国民经济失调，王岐山与青年学者黄江南、翁永曦、朱嘉明交流，在北京市委党校后面的一间空房子里关了几天，写出了一份报告，呈交中央。报告中，他们预测了1980年中国经济将要出现衰退，并分析了其原因，给出了对策。

　　报告通过姚依林转给陈云，最后抵达中央高层。为此，中央高层领导人专门用一个下午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年底，他们与分管经济的国务院领导继续对话。“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在这里听30岁以下的年轻人汇报工作。”当时的中央领导这样评价道。

　　1982年，王岐山被借调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正式从书斋走进现实，也步上了从政之路。

　　在此期间，王岐山主要从事农村政策问题研究，参与了农村问题的调研和农村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泰斗级人物杜润生。在其指导下，王岐山对复杂的农村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2012年杜润生百岁华诞时，王岐山专门打来电话祝寿。

　　金融领域化解危机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开始了他的“金融家”的生涯。

　　在此后的近10年间，他担纲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前身）向商业银行的转型，参与中国首家有外资背景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创建，参与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形成。

　　1993年，因基建投资过热、粮食减产，中国迎来了一轮恶性通货膨胀，通胀率达到了14.7%。人们再度萌生了去商店抢购商品的冲动，存美元、黄金的现象也日益普遍。

　　因形势严峻，当年6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兼任央行行长。同月，王岐山调任央行副行长，成为朱镕基的助手。

　　很快，央行采取了系列货币紧缩政策，大幅提高存贷款利率和国债利率。7月，央行启动加息，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从9.18%骤升至10.98%。削减基建投资、停止给农民“打白条”等措施也在全国实行。

　　来势汹汹的通胀最终得到有效遏制。

　　据经济学家谢国忠对媒体回忆，在这一回合中，王岐山首次向世人展示了自己做事果敢、雷厉风行的风格，也为自己积累了应对通胀的宝贵经验，打下了日后被委以重任的基础。

　　1998年，在金融领域崭露头角的王岐山，被紧急调往广东，以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的身份，处理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广国投）破产导致的危机。

　　广国投一度是中国内地最大的窗口信用公司。此前，该公司和三家子公司在未得到政府担保的情况下，向境内外大举借贷，导致资不抵债一百四十多亿元。其境外债权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国际上最著名的金融机构。而后者认为，中国政府应当负责偿还这笔债务。

　　临危受命的王岐山，采取了一手硬、一手软的策略和方针。他明确表态:“中国政府对广国投破产的处理完全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中国政府不该也不会替广国投还债”，“境外债权人如果愿意打官司，我们将奉陪到底”。

　　另一方面，他耐心说服债权人，中国政府对广国投依法实施破产，是为了为外商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

　　最终，广国投事件得到了圆满解决。王岐山在海外的知名度也因此大大提高。

　　“在地方处理金融事件，使得王岐山在深厚的经济理论知识上，更深入地参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运行实践，提高了王岐山在业界的威望，同时也坚定了他的法治监管理念。”业界人士称。

　　而一位广东老记者记得的王岐山“细节”是：有次开会，没有外商，是个很轻松的会议，王岐山只穿了布衣布鞋，一看就知道，他这个“官”，平常是不大注意穿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