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记录300万人命运 是面历史的镜子

　　在电影《一九四二》的结尾，张国立扮演的逃荒的老东家认识的人几乎都死了，他在路上救了个小女孩，然后牵着小女孩走向远方，画外音响起：“15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当我问过1942年的时候，她仿佛毫无印象：你说的是哪一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

　　紧接着，字幕升起，华谊试映室的灯光大亮，在座的几位观影者没有说话，都陷入了一种不由自主的沉寂。

　　当1942年的饥荒、旱灾和狗食人直截了当地来到我们面前，轰炸完我们的视线之后，那些依附在电影后面的东西不可能只是调味品。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看到的，是像其他冯氏电影一样温暖的底色，还是愿意和现实生活“和解”的那个冯小刚。

　　早在今年的六月份，在接受《南都周刊》的专访时，冯小刚就谈到《一九四二》是把历史撕开给观众看的电影：“但你仍然会看到坠入深渊的人们天性里的善良温情，否则我们的民族早就万劫不复了。”

　　11月7日，冯小刚转发了一条微博：《一九四二》是冯小刚的沉淀之作……过去的沉沦和苦难，如果不能转化为今天的警醒和自新，历史还会重来。在2012的冬天温故1942，冰凉入骨，温暖入怀。

　　他在该条微博后面评论说：“我为此赌上之前十二部影片积累的人气，我相信我对观众的判断。我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输得精光也无憾。拍《一九四二》就得把脑袋上的天线全拔了，聋子不怕雷。”

　　《一九四二》这部影片使用了国内最一线的班底阵容，无论从摄影、美术、剪辑等技术部门都达到了国际商业片的水准，同时，这也是冯小刚最为用心的一部电影。从1993年接触这个本子，剧本改了十几稿，苦战五月，横跨七地，筹备九月，酝酿了十八年。

　　该片11月25日进行首映，截至26日中午12点，新浪上面已经有1,159,979 条关于“一九四二”的微博。收藏家马未都认为：“冯小刚拍这样一部超风险电影，可见其人生态度执着。只要你认为你有承受力，你愿替民族分担苦难，那你应该去看《一九四二》，不要以为苦难离你会很远……”独立影评人旭东则认为，“《一九四二》是目前为止冯小刚从影以来最为突出、彻底的，在我对冯小刚的创作态度特别肯定，对他特别期望的前提下，我觉得这部电影的文化价值大于它的艺术价值。”

　　冯小刚则表示不希望被过度解读。作为中国被寄予最多期望的导演之一，《一九四二》是否担得起那段已被人遗忘的历史？

　　不装就很难得

　　冯小刚是个不愿意过多谈及自己童年的人。在《我把青春献给你》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母亲的描述：“20岁就失去了所有的亲人，孤身一人来到北京；婚后又失去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女儿；35岁时离婚；45岁时身患癌症；57岁患脑血栓，从此长达16年瘫痪在床上……”而母亲生前留给冯小刚的一句话是：“儿子，你会顺顺利利的，所有的苦难都让妈妈一个人替你尝尽了。”

　　或许正是这些“草根”的经历使他擅长市民题材，总是能够抓住观众的脉搏。阅读他的人如过江之鲫，他仿佛从不抗拒这一点。而且，他比张艺谋、陈凯歌更为轻松的一点是，他也从来不会用“公众名人”这个词来绑架自己。

　　著名网友和菜头说，在三大导演里，他还是最欣赏冯小刚：“张艺谋在扮演明星，陈凯歌在扮演艺术家，只有冯小刚还是个拍片子的，至少他很聪明，知道往哪里捅群众会笑，往哪里捅人民会哭。《夜宴》是他尝试大片的开始，虽然非常不成功，但是在《集结号》上他迅速找到了正确的感觉。”

　　或多或少，《一九四二》的最终完成，正是在基于冯氏电影的不断积累和完善，也正如刘震云所说的“如果这部片子早点拍，可能也就没这个投资，也没有这样的效果。”

　　从《集结号》开始，算得上是冯小刚尝试“严肃”电影的成功突破，代表冯小刚的电影终于跨过长江了，有了南方的观众。” 独立影评人旭东认为，“冯小刚的电影代表了中国电影的优秀品质，他是从观众出发的，但是不代表放弃自己。”

　　在今年六月份和九月份，《南都周刊》记者曾两次采访冯小刚。他并没有媒体上呈现出来的“小刚炮”的状态，相反，他态度随和，回答问题节奏缓慢，嗓音沙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从《夜宴》就开始和冯小刚合作的制片人胡晓峰说他生活极其简单随意，吃饭就大半碗，扒拉两口蔬菜，西红柿炒鸡蛋仍是他的最爱。

　　冯小刚告诉《南都周刊》，生活中的他兴趣广泛，但惟独对两类作品没兴趣，一类是科幻、讲述未来的；另一类是僵尸片、鬼片，还有《哈利·波特》、《魔戒》等。“这种我都看不进去，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看写实的片，像伊朗的《一次别离》那种片子。”

　　“他的性格是一下就能看出来。” 胡晓峰说，“他跟导演组发火最多。当然，这里有多种因素，第一是导演组年轻，第二都是跟孩子一样，他们没有特别多的顾忌，第三呢，他们确实也犯过错误。小刚他会表扬，但是不好的时候，马上就说‘你猪脑子’。我说当着那么多人，你真得注意，但劝不动他。当然这也就一瞬间的事。”

　　胡晓峰还记得，有几次大家一起出去吃饭，比方说这边坐一桌电影圈的，那坐一桌拉三轮儿的，过一会儿冯小刚就不见了，回过头去他可能正跟拉三轮的坐着聊天喝酒去了。“就是说他的心态非常好，他真的没认为那些拉板车的人就多低，谈得开心就很好，只是分工不同。所以我都觉得像这种都是魅力的表现。”

　　就在拍《一九四二》的时候，因为人员众多，剧组他安排了个场工。

　　“最后他跟那场工急了，说你要是再这样就别在我身边。因为他老是扒拉别人，人家站在那儿，我绕一下就完了，那条路写着是冯小刚的么？我来的时候就非得走这条直路，别人都得让开？其实绕一下就完了。”

　　冯小刚说“电影里的人格和现实中我的人格是一致的。”这些特质成就了冯氏电影的内核，影评人云飞扬认为，“无论是冯小刚也好，刘震云也好，他们的定位是比较草根的创作者，没办法去扮得多时尚，多精英。人家不装，这就很难得。”

　　“把老百姓悲惨的命运表现出来了”

　　据刘震云回忆，1993年夏天，开完《一九四二》的研讨会，他和冯小刚在一棵大槐树下抽烟：“我说弄不弄，他说，弄！我说大家说的没有一句是不对的，电影的元素一个没有，到哪弄去？我们两个端详了彼此的脑袋，都没那么聪明，只好选择笨办法。”笨办法就是上路。

　　于是他们从北京出发，走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用了将近20天。整个走下来，灾民人物就一个个在两人脑海里出现了。回来之后，他们又去了一趟重庆，那是委员长待的地方……

　　“1993年想拍这个电影，结果下马了；隔了几年我们又想拍，又走了一趟，又下马了；后来又去看过一次，还是下马了。一直到2011年，所以它是三起三落。”刘震云说。

　　2011年是第四次，开拍前因为要选景，两人又去过三趟。刘震云评价说：“《一九四二》的故事是在路上寻找波澜起伏，我们拍摄过程也是波澜起伏的。当然这是小刚不同于凡人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笨。”

　　而这个“笨办法”换来的，就是现在电影中的那些原作小说当中压根没有的人物。“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在宾馆想出来的，而是在1942年逃荒的路上遇见的。有的是1942年幸存下来的，有的是遇到了他们的灵魂。不管是东家、少东家、他媳妇、女儿，还有佃户、瞎鹿、花枝、留保、铃铛。”刘震云如是说。

　　故事发生在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与此同时，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千百万民众离乡背井，外出逃荒，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分两条线索展开：

　　电影中的一条线索，逃荒路上的民众，主要以老东家和佃户瞎鹿两个家庭为核心，另一条是国民党政府，他们的冷漠和腐败、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

　　全片以线性叙事展开。相较于逃荒路上的其它灾民，由张国立饰演的“老东家”命运的转折更是跌宕：先是被饿疯了的土匪杀死了儿子，接着在逃荒的路上，一步步地经历了弹尽粮绝，被日本人轰炸，被国军乘机抢走马车，以及失去儿媳、老婆、女儿……从一个“连打嗝都是饺子味”的大财主变成一个一无所有的苛活者。最后，只身一人的他放弃了逃荒，回头走向故土河南延津。这条线索也是电影当中着墨较多的部分，被旭东认为“七分像《活着》”。

　　影片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悄无声息地死去，不是饿死，就是被日本人打死，瞎鹿的娘、老东家的儿媳妇、老东家的娘、瞎鹿、栓柱……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1942那个年代当中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有些人活过来了，有些人死去了，命运，如同草芥一般的卑微。

　　冯小刚在电影当中使用了较为冷静的风格，以至于主演徐帆形容是一种“苦得麻木了”的感情，相比较《唐山大地震》时母女相认时有些煽乎的感情，《一九四二》里面的感情要节制得多。

　　其中有一场戏，是徐帆饰演的金枝和张默饰演的栓柱刚结了一天的婚，第二天她就把自己卖掉，好让栓柱用这个钱来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临走的时候，她把栓柱叫过来说“我的棉裤比你的囫囵一些，咱俩换换吧。”于是，两人在芦苇荡里光着屁股就把裤子换了。

　　这个片段没有依依惜别、哭天抢地，也没有音乐，只有茫茫的荒草在屏幕上迎风而倒，据说样片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看到这个地方都掉泪了。

　　刘震云说：“这是人物自己走出来的。一个母亲，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是为了卖自己，是当时必然发生的事情，是为了自己能活，家人也能活。卖完了，自己要嫁给别人了，看到自己的裤子好点，那就换一下嘛，这是很正常的感情流露。”

　　在华谊制作的《一九四二》宣传手册里，写着这条主线是在“展现他们（底层老百姓）的挣扎和痛苦，他们的希冀和愤怒。”实际上整部片子并没有眼泪在飞，也没有任何控诉，就是淡淡地在讲一些老百姓的命运，讲那个年代各个阶层的事情。小说原文当中“老百姓由于受到日本人的粮食援助而帮他们打败国军”也在电影中得到了淡化处理。

　　云飞扬认为，“这部电影叙述普通个人的命运，人不知道飘哪去了，看得非常压抑；电影结构本身也没什么特别，但它还是把老百姓个人命运的悲惨表现出来了……”

　　《一九四二》是面镜子

　　在《一九四二》开拍前的研讨会上，大家反对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人物见不了面，没有冲突，就不成立。”在电影当中，冯小刚用第一个将大饥荒报道出去的《纽约时报》记者白修德来缝合这两个视点。当白修德把照片摔到蒋介石的面前时，逃荒的灾民和国民政府这两条线索被缝合在了一起。

　　此前的几次国内发布会和采访中，冯小刚曾多次表示，《一九四二》是面镜子，照见民族的劣根性，让人们知道从哪里来，然后知道到哪里去。

　　专栏作家木卫二认为“一个是全景似的描写，但另外一方面会讲得太多，有些乱。”旭东则说：“冯小刚和刘震云想要的太多。如果没有陈道明扮演蒋介石的这个线，甚至没有李雪健这个线，这个电影依然成立。”

　　电影是对小说的一次再创造。电影当中得一些情节也没摆脱冯氏电影中幽默的一面。刘震云说是希望体现出一种“灾难的幽默”。于是我们看到张涵予饰演的乡村牧师安西满，当他为一名死去的灾民唱圣歌做仪式的时候，几次去抹逝者的眼睛，结果都闭不上。在张涵予自编的河南祷告唱腔中，原本“死不瞑目”的悲惨变得似乎泪中带笑了。

　　在拍片之前的路上采访时，他们遇到过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说她家里有一个亲戚倒在路上快死了，旁边的灾民过来扒开他裤子，在他屁股蛋上割了一块肉吃，他之前是饿昏过去了，这一割，他一疼，就醒了。他说“你别割我的肉，我还行呢。”这灾民说：“你不行了，你救救我吧。”

　　冯小刚说，他不想看到人性那么恶，总是想找补回来。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及电影审查的缘故，这个例子并没有体现在电影当中，之前想体现的“人吃人”变成了更为温和的“狗吃人”。甚至易子而食也转化成了瞎鹿晚上偷偷地想卖掉女儿给母亲冶病，金枝和他大吵一架。老东家一边说着“就是演给我们看的，”一边从马车上舀了一勺小米，化解了这场危机。

　　影评人旭东认为“乐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但在这个影片中并没有达到”。他从《一九四二》中看到了一些绝对的反面，这是意识形态造成的，比如贪污的官员和他们的爪牙，买卖妇女这些人。“如果没有这一条线，这个电影成立吗？这个苦难依然成立，这更具中国的史诗性的描述。”

　　当电影进行到难民们走向洛阳城时，官员和守军们非但不让他们进城，而且干起了以米换少女、妇女的勾当。人们争着取得卖掉自己的资格。旭东对此段落提出疑问：“我以为这是全片的高潮，强烈的突出了‘宁跪生、勿站死’的价值取向。”

　　旭东认为，史诗电影或带有史诗性的电影，虽东西方各有侧重，但皆以悲悯之心，开掘人的善。如电影《活着》中连赌带骗地将大宅子据为己有的龙二，在被枪决时，葛优道出：五枪，打得死死的。我们也不免对这个全片最大的“反派”报以同情，将其悲剧命运拖延到对那个特殊时代的反思与控诉上。而《一九四二》中的一些如买卖人口等角色的刻画，却不能起到升华史诗性、悲剧性的功能。

　　“因此当我们面对1942年的自然灾害，如果不去着力于外力，将原因归结到国民政府啊、日本人啊，反而会让观众感受到力量。

　　黄海涛认为电影本身没有很大的贡献，但对于中国的大片、商业片来说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他这个电影更像是传统的电影，从艺术本身没什么创新。工匠和艺术家有区别，冯小刚是一个好的工匠，但是不是一个艺术家则很难说。”

　　木卫二说他之前并不喜欢冯小刚的《非诚勿扰》之类的片子，但《一九四二》比他想象得好。“可能由于题材厚重和全景实录，对国民党（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上层）的描述部分表现也算是近年少有……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中国实在有太多不能说或者被篡改的历史。”

　　旭东的观点与此类似。“这个影片对文化的关注多于对艺术的关注，因为它占据了独特的题材，这个题材就是灾难，而这个灾难又是民族的历史。接近历史也好，还原历史也好，或者用电影来再现当时的历史，它并没有做到。”

　　主演张国立倒是有一句总结：“不是说《一九四二》就能挽救中国电影，是觉得中国有自己民族文化的属性，所以说应该要有令人思考和有深度的电影。”无论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许正如他所提倡的，还是把答案留给每个观影人自己去决定吧，哪怕离开电影院，阳光下的你只有一秒钟会恍惚地记起300万人曾经漂浮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