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主政广东纪事:三年时间干了六年的工作

　　习仲勋到了广东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仲勋从当年6月开始，领导广东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主持召开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他在6月30日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

　　卢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分重要，这让广东干部群众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琚立铭表示，习仲勋本人非常注重实践，重视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常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时间内，几乎走遍了整个广东，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没去。”

　　“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重心农业濒临崩溃。习仲勋经常深入到山区和农村，翻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做调查。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肇庆地委副书记的郭荣昌，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8月，习仲勋视察湛江地区，在电白县时，县委安排住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所的下面是县委礼堂。他在休息的时候，听到下面吵吵闹闹，就问县委的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答说，礼堂正在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一听，立即提出要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让当时的基层干部们非常感动，许多人说：“从来没有听过省委书记给我们作报告。”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还亲自挂帅，领导省委围绕大力发展农业这个工作重心，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广东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宝安调研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他百感交集。

　　当时陪同习仲勋到宝安考察、时为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汉青回忆说：“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习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辈子群众工作，习仲勋已经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续。

　　琚立铭认为，在宝安的这次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为解决偷渡外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

　　这之后，习仲勋派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当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卢荻认为，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他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这更加坚定了他对外开放的决心。

　　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习仲勋回到广东后立即进行传达。琚立铭认为，习仲勋是一个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正是有了这种作风，广东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习仲勋（1913－2002），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至1932年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陕西、甘肃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苏区的一、二、三次“围剿”战役。1936年至1943年任关中地委书记、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1943年至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与彭德怀、贺龙同志一起参加领导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的斗争。建国后曾任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员会主任，领导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1952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广州部队第一政委。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1978年4月5日，一位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踏上广东的土地，出掌祖国的南大门。他就是习仲勋。

　　在这片南国土地上，时年65岁的习仲勋焕发青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天当两天干。他走遍南粤大地，大胆实践，开拓创新，筹划推进广东的改革开放，主导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习仲勋主政广东》执笔人之一卢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广东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位重要人物。”

　　习仲勋也深深爱上了祖国南方的这片改革热土，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热切的眼光注视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

　　重新出山拼命工作

　　1978年初，考虑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复杂，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东，由他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4月5日，习仲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他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抵达南海之滨，投入到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

　　这一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专程前往白云机场迎接，琚立铭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时隔33年后，琚立铭在广州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仍记忆犹新，当时的习仲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显得很精神，干练，说话中气十足”。

　　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记录了不少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时的活动。“习仲勋同志一来，就显得很着急。”他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习仲勋同志家里，跟他一起散步，他说时间不多了，16年没有工作，大好年华都浪费了。”原来，从1962年起，因《刘志丹》小说冤案，习仲勋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被流放河南洛阳16年。

　　多年后，已回中央工作的习仲勋1987年视察广东，忆起当初南下时感慨万千，“我再次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踏实。”“心里不踏实”，是因为他当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广东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

　　琚立铭回忆说，“习仲勋来广东以后很拼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经常是凌晨一点才睡，要是打个盹的话，就到凌晨三点才睡，早上五六点又起床工作。上卫生间的时候，都在批阅文件处理问题。他说，现在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弥补过来。他在广东不到三年时间里，干的可能是平常人六年的活”。

　　这位当时已经65岁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遭受16年磨难之后，为何还有如此好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这一度让琚立铭很好奇。后来他才了解，习仲勋一直坚持高强度的锻炼，即使在洛阳被关小房子，仍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脚步从1数到1万，而后再倒着走，从1万倒数到1。

　　琚立铭说，“他常说，我还要为党为人民再工作，我要锻炼身体，锻炼毅力。”

　　殚精竭虑主导特区建立

　　1979年5月11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地进行考察。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等初步设想。卢荻认为，正是这个时候，特区的想法逐渐浮出水面了。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也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主动权。”

　　“50号文件让广东的干部群众无比兴奋，更让习仲勋看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琚立铭至今还记得，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琚立铭说，习仲勋当时担心一些同志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杨应斌和时任副省长的黄静波，带着地委书记们去香港参观。地委书记们到了香港之后，大吃一惊，此时香港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参观，大家明显感到内地的落后，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习仲勋高度重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经常听取三个特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琚立铭告诉记者，从1979年7月中央发出50号文件，到1980年11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习仲勋殚精竭虑，工作起来“简直不知疲倦”。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思想发动，使大家克服闭关自守的观念，成立特区筹备处，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等等。

　　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斌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虽只有两年八个月，但这恰恰是关键时刻，因此对后来广东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导了特区的建立，迈出了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步。

　　（深圳特区报记者叶晓滨 叶志卫）

　　习老时时牵挂特区发展本报1999年1月1日关于习老的报道。

　　习仲勋，这位主导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为广东改革开放发挥奠基作用的开国元勋，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生活了近12年时间。近日，记者走进深圳迎宾馆，习老当年居住的兰园别墅，满眼绿色映入眼帘，花木葱茏依旧。

　　习老选择在深圳居住，或许是因为他最初踏上南粤大地的一个诺言。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记载：1978年4月6日，习仲勋到达广东第二天，在省第四次党代会上讲话。他真挚地说，自己由北方水土养育了大半辈子，现在到了广东，要靠南方水土养育下半辈子。习老一言九鼎，当他晚年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职务上退下来后，就一直在深圳居住休息，兑现了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的诺言。

　　现任深圳市接待办副处长的孟发国，当年是接待科长，长期在习老身边服务，承担着为习老拍照的工作，被习老亲切地称作“孟师傅”。见到记者，孟发国脱口而出：从1990年10月9日到深圳休息，至2002年4月17日离开深圳返回北京，习老在深圳一共住了11年5个月零20天。“习老虽然是功勋卓著的老一代革命家，但和蔼可亲，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很敬仰他，与老人家建立了深厚感情。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我一天天算出来的。”

　　“习老在深居住期间，总是牵挂着深圳的发展。”孟发国回忆说，他的生活非常规律，很少出门活动，但每天除了坚持散步以外，身边工作人员会给他读至少三份报纸，这当中除《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再就是《深圳特区报》。有时候中央领导或省市的同志来看望他，每次习老都会说“大家共同努力，把深圳建设好”。他常说，“深圳是小平同志种的一块试验田，现在苗长得又壮又肥，这条路是对的，一定要走下去。”言语中，表达了对深圳的支持和爱护。

　　孟发国回忆说，习老晚年在深居住，每到“七一”、“十一”或元旦新年，会专门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写信致贺词，对特区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欣慰，向广大干部群众致以节日的祝贺和问候，同时勉励深圳在党中央、广东省委的领导下取得更大成绩。这些由习老亲笔签名的祝辞、贺词，有时会刊登在《深圳特区报》上，让人看后很感动。有时候，习老想看看深圳的变化，就会让工作人员开车出去，看看地王大厦、滨河大道、深南大道等地，这个城市发展的一点一滴，都牵动着他的心。

　　习老晚年参加的公开活动不多，但有三次活动，让孟发国印象深刻：一是赴北京出席国庆50周年庆典，一是出席深圳特区20周年庆典，一是出席1997年香港回归欢送驻港部队赴港晚会。其中，习老赴京参加国庆50周年活动前，还专门要孟发国拍了一张证件照。

　　人民永远深切怀念他

　　访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

　　“习仲勋一生就像一部跌宕起伏、气势磅礴的命运交响曲。高潮时，黄钟大吕，惊天动地；低潮时，弦声如丝，苍凉坚韧。”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卢荻指出，习仲勋是全国最早鲜明表达自己的观点，大力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彰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定党性和大无畏的精神。这对全省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分清是非，打破禁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端正思想路线，推动拨乱反正，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习仲勋目光敏锐，视野开阔。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团结和带领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代表省委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赞同。习仲勋殚精竭虑，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敢想敢干敢闯，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带领全省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终于越过急流险滩，为全国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这是习仲勋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之一。”

　　卢荻最后说，“习仲勋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人民永远深切地怀念他！”

　　他和深圳结下不解缘

　　“1978年第一次视察宝安之后，习老就和深圳结下了不解之缘。”深圳市史志办主任黄玲告诉记者。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来到广东后首次外出考察，选择的就是到宝安县检查工作，先后视察了沙头角、罗芳、罗湖、皇岗、水围、渔农村、蛇口等地，足迹几乎遍及后来的深圳特区。那次，习仲勋在调研时强调，要搞好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国家法律没有规定不能搞的，就大胆干，资本主义有些好的方法也要学习。时隔1年后，1979年6月，他再次来到深圳，检查关于制止偷渡外逃的工作。卢荻认为，这两次视察是习仲勋主政广东的一个重要节点，深圳香港两地巨大的差距，触动他的内心萌发开放思想。

　　1987年2月，习仲勋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再临深圳视察。那次视察后他很高兴，表示深圳特区的建设出乎意料的好。黄玲告诉记者，这次考察习仲勋还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认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不断总结经验，勇于开拓，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

　　1988年12月、1989年12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又两次来深圳考察。他说，改革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难免出现某些失误，但改革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不能踏步不前，更不能走回头路。他还强调，特区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此后，习仲勋还多次视察深圳或参加有关活动。在深圳居住休息后，2000年11月14日，习仲勋出席了深圳特区建立20周年庆祝大会，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