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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会重塑自身的公信力 走向公开透明

2012年12月13日09:43
来源:央视网

  《新闻1+1》2012年12月12日完成台本

  ——中国红十字会走向透明!

  (节目导视)

  解说:

  从“郭美美事件”到赵白鸽的就任,再到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成立,中国红十字会的每一个举动为何都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赵白鸽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

  红十字会和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关系,是一个合作伙伴关系,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

  解说:

  迟福林、俞可平、王振耀、白岩松、刘姝威、杨团,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究竟如何行使监督权利?首次发布捐赠收支情况,首次开门接受监督,中国红十字会在信任危机中开始变革。《新闻1+1》今日关注:中国红十字会走向透明!

  主持人:

  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新闻1+1》。自从去年的“郭美美事件”以来,和中国红十字会有关的新闻都是备受关注,这两天也不例外,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了,本来被誉为是中国红十字会重塑自身的公信力,走向公开透明的重要举措。然而这样一个本来是积极的动作,恰恰也被五花八门的正面、反面地评价着,究竟是我们太挑剔了,还是这里面确实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去追问?今天就关注这个话题。

  (播放短片)

  字幕提示:2012年12月12日新闻

  本月的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解说:

  “中国红十字会傍名人,欲重塑公信力”、“红十字会改革的垂范意义”,一条中国红十字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新闻,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的关注。自从郭美美事件发生以来,可以说中国红十字会的一举一动,都能迅速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中国红十字会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促进人类和平进步事业为宗旨。”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官网上的一段话。

  字幕提示:中国红十字会建会100周年纪念演唱会

  濮存昕:

  红十字事业是崇高而伟大的,是造福民众的事业。

  “走过战乱,走过疫区,走过灾荒,我们用真情托起生命的太阳。”

  解说:

  救灾、普及卫生救护和防病知识,参与输血、献血,开展人道主义服务活动,开展红十字青少年活动,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这些都是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通过红十字会对社会进行捐赠,或者接受社会的捐赠,让我们身边的大多数人都与中国红十字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字幕提示:2011年12月7日新闻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2011年财务收支情况的报告显示,2010年10月1日到2011年9月30日,中国红十字总会全年实现财务收入59091万元,收入部分包括接受捐赠、会员会费及资金增值收支情况。

  解说:

  而在中国红十字会官网显示,其在2010年全年的财务收入则是32.57亿元。在数字背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的是一场空前的信任危机。早在2011年4月,一张消费了9859元,付款单位为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的餐饮发票在网上被曝出后,引来的是网友的井喷之势的围观。两个月后,一位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在微博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炫富的背后因其印证身份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而引起轩然大波。

  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接收的全国社会捐款额度一度锐减一半。而为了改善中国红十字会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去年11月上任的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组织了多次面对面的媒体恳谈会,向几十家媒体系统全面介绍“红十字精神”、“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人”,与此同时,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也被提上日程。

  主持人:

  “一个郭美美,三天毁掉红会的一百年”,这是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女士的一句评价。确实从消极层面来讲,郭美美是把红十字会的这样一个公信力打到了最谷底,而从积极层面来讲,这件事情也推动着红会必须要公开透明,必须要回归到慈善机构原有的、应有的本来面目上。这样的一个消息出来之后,这个社会的监督委员会成立了,人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在节目开始前的两个小时,我通过我自己的微博做了一个微型的并不严谨的小小调查,看看能不能说明一些问题。

  我出的题目是:红十字会成立监督委员会了,十六名委员里还有白岩松哦。有人说为什么要把白岩松提出来,他确实是委员,同时他也是这16个人当中社会知名度最高的,同时又是同事。我们来看看结果。我设了三个选项,第一是我会给红会捐款了,投票的人是3.3%;我再琢磨琢磨是12.4%;我还是不会捐给它占到了84.3%,这是在800多人当中进行的调查。这个数字并不严谨,但是它说明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和这样的委员会,产生的过程其实人们并不了解有关委员怎么产生的,遴选的标准如何,它的终极使命是什么,似乎都显得模糊,而就算是这个委员会能够承担起监督的职责,它管得好吗,管得了吗,管得住吗。今天我们也请到一位嘉宾,他是这16位成员当中的一个,同时也是公益慈善问题的专家王振耀先生。王先生。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

  你好。

  主持人:

  刚才看到这个调查结果,我想您应该并不意外,您有什么样的评价?

  王振耀:

  我不意外,其实这是中国社会大众成熟的表现,你不能说建立一个监督委员会,然后大家就马上感觉到很好,马上就要捐款,我觉得其实那也不是我们期待的。我们期待大众对社会对大众委员们要对监督,其实这只是体制性改革的开始。包括我们很多委员自己在交换意见的时候都知道,未来挑战还很多。

  主持人:

  当您接到邀请的时候有没有犹豫呢啊,因为有人说似乎是把你们个人的信誉捆绑到了红十字会身上?

  王振耀:

  其实对我来说,我比较特殊,我因为在行政体制里面工作很多年,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体制性改革开始了,我想到的是2003年的非典。当时大家都知道,处置了很多高级的官员,我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当然也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但事后,当时国务委员华建敏就领着我们,那时候我是民政部的救灾救济司司长,然后赶快建立应急体系。通过了法律法规,最后大家知道,汶川地震是整个救灾体系经受了考验,这一次我感到很欣慰的是又是华建敏国务委员,但是他现在是副委员长,又是红十字会的会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改革,先做体制,看上去好像是轻工,好像是需要一点功夫,但是实际上落下去将来是会很重的,它是一个体制的改革。

  主持人:

  您有没有想过,我们假设再出现类似于郭美美的事件的话,您个人的信誉可能也面临着破产?

  王振耀:

  其实是再出现这样的事件,我们首先会和大众在一块儿代表大众,直接到红十字会的办公室,我们会找领导,从会长、副会长,我们会直接找到他们,不仅是电话,而且可能要面对面。我们可能完全会向大众来通报我们和领导交换意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更直接的监督,等于我们是把大众监督和整个社会监督,包括多方面的舆论监督,等于搭建了一个桥梁,我们来接受大家的这种质询、委托,或者说有时候就是大家给我们捎信,或者大家给我们透露出来一些仅仅是听说的很多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可以直接地带到红十字会的办公室,带到红十字会的领导层面上,来进行直接的质询、监督。

  主持人:

  现在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有几天的时间了,这几天当中开始工作了吗?

  王振耀:

  其实这几天,我费了相当大的时间,我们网上的交换意见,我想这两天我的信箱里边,我们及时回的,更多的就是这个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修改章程,然后我们要不断地交换意见,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我们有的委员已经,今天就跑到红十字会的办公室,去详细地问一些部门,看他们的工作情况,然后检查他们的每一个工作细节。我想这在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前,可能其他社会大众可能经常地这么随意地进去,可能不太容易,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身份,我们就觉得我们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所以这几天,我们觉得压力很重。

  主持人:

  已经行动起来了,听上去还是令人欣慰。但是相对于红十字会这样一个庞大的体量来讲,16个人的委员会是不是显得单薄了一点?他们该如何行使自己的职责?继续来了解。

  (播放短片)

  解说:

  在这份16人的委员名单中,不乏大家所熟知的,因蓝天股份事件被评为“感动中国人物”的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公益慈善领域的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等知名人士。

  赵白鸽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

  红十字会和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关系,它是一个合作伙伴关系,是一个合作者和被监督者的关系,它是一个独立的机构,是一个反映社会需求的机构。

  解说:

  一边是中国红十字会这个庞大的组织,一边是16个个体,肩负着社会信任的委员们,其实也有着自己的困惑。

  (电话采访)

  王永 品牌中国产业联盟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红会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全国有60%的县都有红会组织,这个庞大的体系,我们可能很难有时间深入到每个细节去进行调研沟通,所以我们的工作难免可能会有蜻蜓点水,或者是不能做到面面俱到,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苦恼。

  邓国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我们如果要履行自己的监督的职责,我的权力从哪里来?我要想抽查哪个地方,那凭什么接受我的检查、监督?

  解说:

  而对于公众关心的财务问题,也是委员们所关心的。

  声音来源:央广新闻

  解说:

  迟福林透露,委员们对财务问题最为关注,提的问题也最多。

  迟福林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大家共同的意见,财务管理要规范、要公开,要按国际惯例来进行审查、公开。首先如何公开,第二,就是它的标准应该由第三方来审计,而且应该按国际标准来公开。红十字会也答应他们如何来改进。

  解说:

  16位委员都有各自的专业背景,也在用各自领域的资源与知识去剖析中国红十字会过去的问题、未来的方式。

  记者:

  如果说再发生类似于郭美美的事件,您打算怎么监督?

  (电话采访)

  王永:

  其实相对于郭美美的事件来说,我觉得我们的作用可能不是监督,而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顾问,因为我觉得在应对郭美美的事件上,红会的表现确实非常业余。红会可能在救护、在救灾救助上面确实非常专业,但是在跟社会的沟通和交流上面,确实需要大幅提升。

  解说:

  这个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星期的监督委员会被社会广泛关注,而他们对于中国红十字会,对于未来的工作,或许都还需要继续摸索。

  (电话采访)

  杨团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学会社会政策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

  红会自己的内部要能很好地配合,要知道这些人代表社会的力量,是为了它好,是为了它的改革。

  刘姝威:

  关于监督方式的问题,细节是否成熟的问题,你要是等着完全都成熟的时候再干,那这个事情会拖很长时间,你只能说摸着石头过河,你先干起来。

  主持人:

  这16位委员都有谁,我们也把他们的名字和现有的职务做了一个梳理,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的关系,我只念名字。迟福林、俞可平、王永、邓国胜、王振耀、白岩松、吕红兵、刘姝威以及陆正飞、张勇、杨团、金锦萍、郑静晨、袁岳、黄伟民以及翟晓梅。这16个委员,人们分析了一下他们的职业的比例,有八位都是来自高校和研究机构,一位媒体人、两位律师、两名企业,两名医疗机构的等等。总体来看有两多,一个是名人多,一个是大忙人多。名人多,像刚才我问王先生的,他们等于把自己原来不错的个人的信用、信誉和红会捆绑在一起了,如果是出现了问题,个人能不能担得起。

  另外一个大忙人太多,既然是社会名人,个人事务肯定很多,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兼职的监督委员的工作承担得起来,人们也是存在着疑问。这里还要再问王振耀先生,我们也从新闻当中了解到,监督委员会的运作经费是由红会提供的,本着谁全授权,向谁负责的原则来讲,似乎你们要向红会负责,但是其实你们更应该是向公众负责的。当红会和公众这两者的诉求发生矛盾的时候,你们的立场如何站呢?

  王振耀:

  我首先要解释的是,我们这些人都不会在红会领工资,我们最多是在参加红会的一些监督工作的时候,有些工作经费可能是要红会承担,那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不需要红会承担,所以我们在经费上,特别是在我们的自己收入问题上,我们是独立的。所以当公众和红会发生矛盾的时候,毫无疑问这十六个人,我们都会以公众的意见为依据。为什么,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信誉的话,主要是公众对我们的信誉、对我们的支持,所以如果发生矛盾,我们肯定是比较专业的,比较深入的来代表公众的意见,来质疑或者说监督大家所关心的一些环节,或者说一些事件,或者说一些项目。

  主持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红会也是有相当的行政级别的,很多的委员自身也是有自己的行政职务的,在监督过程中,能不能打破这种现实当中的上下级的关系,真正行使监督的这种权利?

  王振耀:

  我觉得我们这十六个人,大家看一看背景,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好多人大概是在社会上,在多年的经验中,就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一些社会问题,恰恰是我们不太在乎级别,我们更多地考虑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所以现在才有一定的这种背景,才有一定的条件,进入到这个社会监督委员会。我们16个人,好几个人我们在底下进入了深入的交谈,我们觉得这个应该说责任是相当大的,应该说我们不会太在乎级别。

  像我过去我就知道,我在机关里边也是一样,你只有对老百姓负责,对社会负责,然后你自己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是你必恭必敬,完全按照行政体系来做事情,我觉得恐怕我们自己的信誉就丢光了。

  主持人:

  好,设立这个社会监督委员会,应该说是第一步,而人们更希望的是看到更加公开的比如说账目,比如说资金的使用情况,到底如何走向公开透明,我们来继续关注。

  (播放短片)

  解说:

  “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公开?社会监督委员会的专业性如何保证?与其成立16人的社会监督委员会,还不如公开账目,接受全社会的监督。”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刚一成立,就迎来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广州日报》12月10日撰文指出,“委员会不过十几个人,红会一年捐款捐物价值高达数十亿元,即使委员民想全面监督也会有心无力。”而《法制日报》也呼吁,“公众才是红会的最好监督者。”

  而与中国红十字会同属社会救助团体的儿慈会,就刚刚见识过公众监督的威力。

  字幕提示:2012年12月12日新闻

  解说:

  日前有网友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公布的《2011年财务报表》当中发现,有近48亿元的资金以其它与业务相关的名义通过儿慈会的账户,却没有进入到日常业务活动或者投资当中,因而质疑儿慈会在洗钱,儿慈会对此迅速做出了回应,为财务数据的错误向公众致歉。”

  姜莹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项目总监:

  现金这个数当时是出错了,实际上最后经过我们财务人员核实,发现其中有4.75亿的这个数字记成了47亿5千的数字。

  解说:

  尽管在公众提出质疑后,儿慈会第一时间在官网进行公开道歉,但公众依然在质疑,财务审计要经审计机构和监管方层层审核,这样的错误怎么会未被发现?

  姜莹:

  这个错误的报表也是给到了审计师事务所。我们这边的审计可能过来的是比较注重的是我们业务的一些费用,但是对于这种只是一个银行的反复的现金流,可能当时没有最后关注到。

  解说:

  与此同时有人还发现,儿慈会至今募集捐款也不到2.4亿元,这4.75亿从何而来?对此儿慈会负责人解释说,是他们存入四千多万善款节余购买了银行短期理财产品,现金流量表上的4.75亿是这笔钱流入流出反复计算的结果。随后,儿慈会在其官网公布了其它货币基金明细账。

  在这场儿慈会的“失误门”中,公众的监督作用被淋漓尽致地体现,而这一切监督的前提,都离不开两个字,公开。在美国,慈善机构必须向州首席检察官提交年度报告,而且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机构查阅帐目。

  在英国,公众对工艺性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要求不亚于上市公司。

  在法国,规范慈善机构行为的《宪章》,将财务透明确立为基本原则。

  今天,当我们回看中国红十字会的种种改革,仍不有发出《法制日报》这样的感慨,对于红会而言,摆脱信任危机的最好方式之一,是让红会完全运行在阳光之下,让所有的账目都变得有目可查。公开才是最好的监督。

  主持人:

  公开才是最好的监督,然而什么样的机制能保证这样的监督,最后还要听一听王先生的建议。

  王振耀:

  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要首先把给老百姓办实事,特别按照红会的这些章程的规定,进行多方面的,包括医疗救助其它各种各样老百姓困难的问题的解决要放在首位,在办这些实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就是要标准透明、程序透明,然后应该是工作的机制透明,并且各个环节也做到都比较是,非常透明的向社会来做出一些公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把给老百姓办实事放在第一位,然后社会大众才能真正地理解,真正地关注,并且真正地愿意参与到我们的红十字会工作中来。

  主持人:

  好的,其实作为监督委员会来讲,究竟自己是做一盆仅仅有香味的,不久就枯萎的鲜花,还是做一盆有着钢针的仙人掌摆在红会的桌面上,是值得我们监督的。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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