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重灾区青川：要输血 更要造血

　　“只要倡导节约，就能帮百姓做成事。”

　　贫困县青川的民生试验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去年3月起，一个涉及纪委、组织部、民政、教育、司法等多个机关部门，耗资2000多万，旨在解决弱势群体具体困难的制度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四川省青川县推开。一年多来，不少当地官员发现，这个叫作“十大救助”的新举措带给他们的，除了群众物质条件改善的欣喜，或许还有行政理念、思维方式的变化。

　　“压缩党政开支也要保民生”

　　“我甘愿卖肾救夫！”2012年7月6日，江苏无锡某广场，青川人张小凤一立起这块牌子，就吸引了路人的关注与同情。

　　此前，张小凤和丈夫田普在无锡打工。今年6月22日，田普为住户窗户安装防护栏时，从5楼摔下，生命垂危。巨额的医疗费让张小凤倍感绝望。

　　“卖肾救夫”的事经媒体报道传回青川。一周后，县惠民帮扶中心就将通过“十大救助”等筹集的1万元送到田普的老家清溪镇，交到田普祖母罗素英手中。尽管后来田普终因伤重离世，他的家人还是对县上“雪中送炭”很是感激。

　　“没有‘十大救助’，行动的速度和救助的金额都要打折扣。”县惠民帮扶中心主任李晓奇说。而“十大救助”设想的成型，始于广元市委常委、青川县委书记向此德的多次调研。

　　“青川是极重灾区，又是省贫困县。灾后重建使百姓生活大为改观，但仍有就医困难、零星灾害等难以摆脱之类的问题，一些百姓因灾因病返贫；部分乡镇基础薄弱，缺少解决百姓问题的办法；再加上现有救助方面的法规，也难以覆盖所有情况。”向此德告诉记者，“十大救助”制度的提出，正旨在解决以上问题。

　　经费保障，是救助得以推行的关键。据测算，“十大救助”每年所需资金超千万。推行之初，少数官员也有怀疑：“咱这小县、穷县，哪能筹到那么多钱？”

　　对此，向此德在全县大会上表态：“民生的事是天大的事，压缩党政开支也要首先保民生。”他告诉记者：“一个县的财力再紧张，只要倡导节约，就能帮老百姓做很多具体的事，而且能做成。”最终，通过统筹民政救助、县财政预算、社会捐资等，资金问题得以解决。

　　贫困救助热线制度、白血病患者医疗救助制度、司法救助制度、因灾因病返贫基层干部和老党员救助制度……2011年3月到今年初，“十大救助制度”相继建立。专门负责“十大救助”的正科级单位——青川县惠民帮扶中心组建并运转。截至今年9月，“十大救助”已帮助2.6万多人次，累计发放救助金额2537万余元。

　　“‘十大救助’整合了民政、教育、司法等力量，形成了系统化的新型救助体系。”青川县民政局局长刘强认为，“十大救助”是在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创新。

　　申请救助难不难？

　　“申请救助，顺序不含糊。”时隔8个月，青川县孔溪乡清风村村民赵德云仍记得他替父亲赵炳金申请贫困党员救助的过程。

　　今年74岁的赵炳金，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去年冬天腿部做了手术，生活困难。今年3月，赵德云从县电视台得知了“十大救助”，找来宣传册仔细研读，发现父亲符合“贫困党员救助”一项，跑到社里开了证明，并向村支部提交了申请。村“两委”为此开会，讨论通过后上报到乡政府。

　　几天后，赵家来了几名驻村干部，受乡上委托来核实身份。赵德云记得，驻村干部坚持要与受助人见面，询问了基本情况，并进行登记。几天后，赵炳金的名字出现在乡上十大救助公示名单中。公示一周后，就可以到县委组织部办领款手续了。

　　“本来可以请大学生村官代办的，我父亲放心不下，还是让我去。”赵德云说，1000元救助资金到手后，村里还对赵家进行了回访。“他们说，你莫把你父亲看病的钱拿去打牌哟。我哪里会嘛。”赵德云笑了。

　　从提出申请到拿到救助款，赵德云村上乡上县上跑了几趟。后来他却不嫌累了。在县上看到不合条件的申请被驳回，他意识到，“申请的严格，是为了帮助真正需要救助的人”。

　　青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孔金山亦表示：“做到公开公正，一直是我们所追求的。他介绍，县纪委将“十大救助”列为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之一，检查申请情况和资金落实、发放情况。县惠民帮扶中心成立后，亦被赋予督导、检查的职权。

　　一次检查中，某乡镇负责建立台账的大学生村官流动性大，账目不规范的情况被查出，县上即对该乡镇发出告知书，启动“三早”预警，督促整改。

　　群众的力量也被发动起来。除了村廉勤委对上报的救助对象进行监督，当地还建立了网上“惠民救助管理信息平台”，将信息在网上公示，供群众查看；设置举报电话接受投诉。并通过党务公开、新闻媒体等公布救助细则，以期起到宣传与监督的效果。

　　要输血，更要造血

　　青川惠民帮扶中心的黄涛去年9月起从事“十大救助”工作，乔庄镇的一个白血病患者让她印象深刻。“她的亲人办好了手续，含着泪向我说谢谢，还挤出一个微笑的表情。其实我们都知道5000元钱远不够治疗，真想再帮帮她。”

　　每天和淳朴百姓打交道的帮扶中心，也在筹划着提升救助的效果——要提供物质支持，也要重精神救助。

　　青川县孔溪乡村民张显余因灾失地，买房贷款3万元后一直无力归还，家中还有患精神疾病的母亲。2012年11月1日，张显余的丈夫意外去世，让这个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第二天，得知情况的中心工作人员主动来到张家。

　　“我一说起就哭，他们给我说，你符合这个制度、那个制度，你可以申请共计5000多元的救助，我们来帮你。”当天晚上，中心人员一边陪张显余烤火，一边讲故事让她振作，还说会常到张家看望。不久前，张显余返回青川宾馆上班。尽管缺勤了数日，她发现宾馆仍给她打了1个月工资。这些精神救助，让张显余“一点点有了生活的信心，要把上高中的娃儿供出来，以后看能不能去学点技术”。

　　事实上，“十大救助”制度建立之初，青川就在思考，如何将发放资金救急，与让群众找到致富门道相结合。本着这种思路，青川启动了10个特困村脱贫致富3年计划。每村每年安排45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面向村民开展技能培训。“要输血，更要造血。”县民政局长刘强感慨。

　　“十大救助”推行1年多来，制度的力推者——县委书记向此德也有新的感受。“上访率明显下降了，我们是开放式办公，直接找我的也少了；基层的基础地位得到加强。此外，灾区干群关系更和谐，特别是干群精神面貌更积极向上，这是很难得的。”

　　不过，在记者随机采访中，也有百姓担心：“制度是好，但如果哪天向书记离开青川，救助还能继续吗？”

　　“十大救助是制度，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体系很难倒退，我认为这是任何人改变不了的。”向此德举例说，他在工作过的大竹县等地也搞了类似救助，迄今仍然坚持。他还透露，“十大救助”已在广元市推广。“我们贫困县能做，其他地方也可以。”

　　观察人士认为，如何将“民生情结”和“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为实际动作，青川的“十大救助”是一个可供分析的样本。

　　记者了解到，“十大救助”的运行还不尽完善。比如乡镇宣传力度不够，帮扶的“造血”功能有待发挥等。这些问题，又和青川“基础比较薄弱”的实际情况有关。正如当地官员所说，要实现制度建立之初提出的“应助尽助”目标，青川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