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兰考一民办收养所发生火灾,7条生命消逝。悲剧发生后,失火户主、长期收养弃婴和孤儿的袁厉害一直没有公开露面。5日深夜,记者终于见到了这位“爱心妈妈”,听她讲述了当天的情况以及收养历程。与此同时,专家认为,加强我国儿童福利相关工作迫在眉睫。
“我一头栽倒在那儿,眼都黑了”
40多岁的袁厉害身穿黑白条纹保暖衣,齐耳短发,身形较胖。尽管火灾已经过去了几十个小时,但她整个人看起来仍然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神情疲惫而消沉。
“我一头栽倒在那儿,眼都黑了。”提起当天的情形,袁厉害脱口而出这么一句话。她回忆说,失火的时候,家里没有大人,她在外面办事。赶回家时,看到闺女、女婿还有好多邻居都在那救火。
随后110和一些救护人员都赶到,“我的心里恨不能自己钻到火里去。你想想,叫也叫不醒。火烧着,进也进不去。”袁厉害说,自己当时脑子一片空白,眼睁睁地看着屋里的火不停烧着,消防员从里面把孩子救出来,“拉出来一个小雨,小雨后面是扎根,还有几个小的。”
火灾过后,政府临时把袁厉害安置到一家宾馆,但她两天没合眼。“闭上眼,满脑子都是着火的场面。连烧死的孩子算在内,和我住在一起的将近20个,出事到现在,我就见了3个孩子,好多都还没见,这些孩子一走,就跟拽我的心一样。”
“真是卖小孩,逮住了把我枪毙”
袁厉害说,她从1989年开始收养小孩,大的有的都成家结婚了,小的有的脐带还没掉就送过来了。还有一些,是偷偷丢到她家门口就跑了。有的因为有病,养着养着就夭折了。这些年收养的孩子,前前后后有100个左右。
“我就是想让孩子有个活命。要是扔到大街上,眼看着死了不心疼得慌吗?”袁厉害说,兰考是个穷县,没有福利院,她在县医院门口做生意,看着有些小孩生下来后,这个不要,那个也不要,很可怜,就想到收养他们。兰考县民政局经常帮助她,到了六一儿童节,局领导过来,给她送点米面油,给点钱,“不依靠政府,自己实在照顾不过来。”从2008年底开始,袁厉害一直跟政府有联系,中间把一些孩子移交给政府部门,政府还给有的孩子上了户口,3年前还给部分孩子办了低保。但袁厉害说低保不够花,孩子一箱奶粉就要不少钱,有的时候实在没钱了就到人家的店里面去赊一点,“现在外面还欠着二三百块钱。”
对于外界猜测她收养小孩是为了赚钱和骗低保,袁厉害显得很委屈,“真是卖小孩,逮住了把我枪毙。”袁厉害表示,如果有人可以把这些孩子养得更好,她愿意把孩子送给别人,以前也把孩子无偿送人收养的。
虽然出了这样的事情,但是袁厉害表示,以后还会继续收养孩子,“以后要是有人把孩子扔到街上,眼看着被冻死,你说好看吗?只要我有一口气,以后遇到这样的孩子,还得管。”
应尽快立法规范民间收养
这场令人痛心的悲剧让更多人知道了袁厉害,也让人们开始更加关注一个群体弃婴和孤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直言:不仅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和乡村,部分大城市的儿童福利事业也一样面临“三缺”现象:缺立法、缺资金、缺执行。
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一场火灾、七条生命,直接暴露出政府部门主导的儿童福利设施供给不足。在“十二五”期间,增加基层社区、村镇的儿童福利专款投入显得迫在眉睫。
据了解,我国绝大部分的省、市近年来已相继出台儿童发展五年规划,其中涉及尽量降低弃婴、孤残儿童、流浪儿童数量,加强社会管理等内容,但具体执行起来殊为不易。
“目前一些省辖市和重点县(市)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建立一所大型儿童福利机构,这个数字对于中国目前的儿童福利现状而言是远远不够的。”王振耀直言不讳。
他说,我国一直鼓励家庭收养弃婴孤儿,但政府部门在儿童福利方面的“欠账”依然太多。“连儿童发展规划也是妇联等工青妇组织在承担主要责任,而这些组织在运用公权力解决收养弃婴和孤儿问题时很难有所作为,导致好的理念和规划也会变成‘一纸空文’。”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认为,首先应当肯定民间慈善力量对政府儿童福利体系是一种重要补充,其次,应该对全社会“有爱心、有行动,但实际能力不足”的“爱心妈妈”们提供必要的法律辅导和硬件支持,由政府和民间共同努力缓解儿童福利的“三缺”难题。
在兰考火灾发生后,人们议论的焦点集中于袁厉害本人的收养能力是否充足和收养是否合法。
对此,多位专家指出,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收养法》很难完全覆盖民间自发收养弃婴孤儿的权利和义务范围。《收养法》最后一次修订是在1998年,15年后社会经济和环境已发生很大变化。相关法律法规能否与时俱进,已经成为保障儿童生命安全的重要“关卡”。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所副所长程富财认为,理论上,袁厉害在医院门口收养病残弃婴,不受收养数量限制,但必须到当地民政部门登记,且必须具备收养能力。对于一些“爱心妈妈”的“收养能力不足”问题,相关职能部门不能长期不作为。
多位专家呼吁,为遏制近年来频发的孤残、流浪儿童受伤害之类的事故,应加快出台《儿童福利法》,将袁厉害这类民间收养行为纳入社会救助的大范畴进行规范,全面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
本报综合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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