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反腐大案盘点

　　特别策划

　　2012，反腐大盘点

　　2012年的日历已然翻过，全年依然贯穿着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速度之快、力度之大、强度之猛，尤为引人关注，其中的一些事，一些人更值得我们好好回顾。

　　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反腐，频频祭出廓清正气的反腐重拳，“微博反腐”、社会力量反腐轰轰烈烈；相反的，是一些曾如明星般闪耀的官员从此黯淡，其中不少人只能在看守所和监狱回忆有关新年钟声的记忆。

　　那么，过去这一年到底能给我们什么样的记录？提供怎样的经验让今后的反腐之路更加顺畅，本期特别策划从多个层面，整理出一年清晰的反腐脉络。

　　反腐败的破局之门

　　文_任建明

　　2012年，随着一个阶段的反腐倡廉工作告一段落，新的中央纪委班子上台，注定是一个大环境、大背景在进行气候转换的一年。十八大后，包括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原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原深圳市副市长梁道行等一批官员相继落马，被外界解读为中央出重拳反腐。这一年，民众对反腐事业又一次高度期待，这样的期待是不容辜负的。

　　然而，我们必须回归冷静，回到腐败源头探讨的起点，潜入体制和制度层面。不论是中央的“顶层设计”还是理论界的深层挖掘，都在试图对过去工作进行收尾与总结的同时，为未来开出最智慧的药方，我们的改革也许无法按图索骥，但必须有勇气和力度找到破局之门。

　　现状之问：反腐形势的昨天与今天

　　在将要对2013年及今后一段时间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展望之前，必须要考虑到当下这个时点的特殊性，即党的十八大刚刚召开，开启了中国未来新十年的序幕。因此，试图要对未来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可靠的展望，就应当以当下为时间节点，尽可能地向后、向前延展开来进行考察。

　　经过多年的探索，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10年发展，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已经形成了一套思路和办法，并开展了大量的实际工作。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探索并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二、把建立和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为反腐倡廉工作的总体战略；三、不断加强反腐败的法律法规建设和深化反腐败机构的改革；四、在惩处、预防和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根据中央纪委报告，2007年11月至2012年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643759件，结案639068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68429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24584人。年均查办违纪违法案件12万余件。有包括薄熙来、王立军、刘志军、黄胜等在内的一批高级干部落马，成效不可谓不卓著。

　　尽管如此，从反腐败的实际效果来看，不论主观努力和实际工作投入如何，腐败发展蔓延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扭转。腐败现象在我国社会的蔓延范围越来越广，腐败行为的情节在不断地严重化。像薄熙来等位高权重的领导干部有长期担任“一把手”的履历，且主要腐败问题也是在任“一把手”期间发生。“一把手”监督难、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领导干部与不法企业主之间的巨额利益输送问题让人忧虑。也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十八大之后，“网络反腐”再掀新高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与多位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交流。

　　其实“网络反腐”的定义容易引起歧义，如果仅说这四个字，会让人们以为通过网络本身就能完成反腐败的全过程。其实更为准确的应该是普通民众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来参与揭露腐败信息，形成强大的舆论“信息场”，然后纪检机关介入，查处腐败。尽管网络反腐在查处腐败上的确显示出了威力，但网络本身不能完成反腐败的全过程，在公信力上也无法和传统的、官方的反腐败渠道相比。我们认为关键还是要让传统的、官方的反腐败“制度力”越来越有效率和公信力。事实上，最近几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也开设了网络举报腐败的渠道，但是网络举报的作用没能得到很好地发挥，这也衬托出我们反腐的工作思路要改进。

　　未来之问：谁在影响未来反腐格局？

　　影响未来反腐倡廉工作走向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去一段时间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情况；二是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大有关反腐倡廉的新精神；三是其他的因素，包括中央领导自上而下推动反腐倡廉工作特别是将政治决心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力度与策略，社会力量自下而上参与反腐败的形势。

　　十八大有关未来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工作的新精神已经展现无遗：我们对腐败已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在这种紧迫感下方能召唤出空前的政治决心，把“建设廉洁政治”设定为未来反腐败工作的终极目标。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特别就自身的榜样作用做出了明确的承诺，不仅公开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新通过的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还明确强调“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

　　决策层的决心很大，社会的期待很高，但未来的反腐倡廉工作究竟会如何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变数。

　　由于过去多年我国的反腐败始终处于“且退且战”态势，反腐败形势持续严峻，未来十年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反腐败机遇期。因此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时期党和政府必定会在反腐倡廉工作上做出调整。至于调整幅度的大小，则取决于过去已经形成的一套反腐败思路和方法的惯性，多年以来腐败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形成的日趋沉重的反腐败包袱，领导人推动变革的决心的大小以及把决心有效转化为行动的勇气与策略。

　　由于经过20多年的摸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反腐败的思路和方法，这套东西会有很强的惯性，要对其做出重大调整并不是那么容易。至少在系统内的大多数人看来，这套东西已经很好了，已经足够了。甚至在十七大时，就已经肯定地说，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这种心态让改变更为艰难。

　　十年显然不可能完成数十年甚至上千年历史上都没有完成的任务，但却可以推动一个划时代的开始，甚至完成大部分的工作。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显然要比反腐败工作更综合和复杂，但反腐败完全可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从反腐败维度切入，使一些复杂的政治体制改革议题得到回答和解决——二者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由此看来，在2013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的反腐倡廉工作中，调整是必然的，但以下两种情况都很有可能：一是，调整幅度只有量的变化，或主要停留在口头上，行动上则雷同；二是，调整幅度有质的不同，或发生了方向上、层次上的改变。我们当然期望第二种调整能够实现。

　　破局之问：转折点能否有大手笔？

　　正像3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从破除“两个凡是”开始一样，未来的改变也必须要从破除对于既有方针的过分满足和自信上开始。

　　现有的大框架下所形成的一套主要是微观和技术层面的反腐败对策是否能够挑战腐败、战胜腐败呢？这是反思的核心问题。

　　围绕这个核心问题，还有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需要反思和回答：为什么每次都讲“反腐败斗争取得新成效”，累积起来却是“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了呢？过去讲“不管涉及什么人……都要严惩不贷”做不到，这次讲了之后就能做到吗？过去二三十年的反腐败取得预期效果了吗？如果做不到或不行，那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只有深刻反思，破除思想和行动上的禁锢，开启人们寻找新的出路和答案的可能，打破行动方略上的“鸟笼”式限制，改变才有可能。

　　从我们自己的教训以及国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来看，最清楚的一点莫过于我国反腐败体制上需要再升级和提升。目前“反腐败生产力”需要被活化的今天，简单增加反腐败机构和人力已经无济于事，而只会对稀缺的资源造成浪费，是到了向反腐败体制要效果、要效率的时候了。

　　一个能有效运作的反腐败机构或体制从条件上看要具备三个：独立、授权及资源保障充分、内外部监督有力；从结果上看，也有三个特点：权威、专业（职业化是重要基础）、“白过白色”（香港廉政公署内部诚信管理的标准，即最高的廉洁标准）。我们现行的反腐败机构及体制，虽经1993年合署办公以及后来的派驻机构统一管理等多次改革，但仍存有巨大的差距。此外，授权不足、经费保障不足等都存在改进之处；内外部监督缺乏导致反腐败机构也不时传出滥用反腐败权力搞腐败的丑闻。正因为如此，王岐山书记所强调了“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其意义也在于此。

　　由于反腐败的政治性、敏感新、复杂性、风险性，特别是在身背沉重的腐败包袱的情况下，试图一下子整体解决腐败问题几乎不可能，也会潜藏着巨大的风险。从这些年完全基于地方自愿的改革首创，不论是综合性的还是单项的，均屡屡受挫的情况来看，试图取得突破和成功也不可能。由此来看，上下结合，既有地方的主动改革试验，又有来自中央的坚定支持和正式授权，应该是对于今后改革试验的基本要求。

　　这种改革探索模式跟我国在以往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搞过的“经济特区”试验很相似，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称之为“廉政特区”试验。“廉政特区”试验是综合性的、深层次的，是涉及反腐败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对腐败历史问题进行有条件特赦这样的敏感政策的。该试验肩负着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反腐败成功道路的重大使命，也是我国反腐败总体战略中的一个关键步骤或环节。

　　最近，受广东省委托，广东省的三个地方正在进一步试点财产申报制度。但与“廉政特区”试验相比，二者有着质的差别。广东省的试点是单项的，而且还是从几个地方中层以下干部开始，能不能做到各国普遍做的也都还是未知数。作为得风气之先的地方，广东省理应有大手笔，套用邓小平的话，30年前都可以迈大步，如今也不能做“小脚女人”。

　　如果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真能有大手笔，且采取关键的策略，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视察深圳、广东时的讲话精神那样，既有“政治勇气”又有“政治智慧”，反腐败就会有突破和改变，政治体制改革也将由此拉开序幕。(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管学院教授、北航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