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曾以“北京模式”推广农户家中寄养孤儿

　　除了收养，袁厉害式的家庭寄养曾被视为养育孤儿最好的方式。民政部称，福利机构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家庭寄养方式更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

　　在北京，有两个区县设置有家庭寄养中心。数百个农村家庭里，现在寄养了500多名孤儿。寄养家庭的孤儿，享受到了福利院孩子享受不到的亲情。而他们的寄养身份，却又不同于收养关系，注定他们虽渴求亲情，却必须在超过一定年龄时离去。

　　离开家庭之后的未来，他们将如何面对？

　　没能收养成功

　　按照2011年新出的规定，寄养家庭的孤儿超14岁必须接回福利机构。离家时，小军小杰抱着他爷爷的腿直哭。一家人哭得稀里哗啦。

　　67岁的王玉民老爷子在家养病已近一年。2012年年初的一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

　　他曾是村里的文艺骨干，吹拉弹唱无所不能。现在，电子琴上蒙了灰尘，二胡、葫芦丝等乐器也久不把玩了。

　　“他一见到这个就想孩子。”王玉民的老伴刘瑞英说。王玉民家中寄养过两个孤儿：脆骨症患儿小军、盲童小杰。

　　2009年3月，一场春雪后的大晴之日，记者曾造访王玉民家。那时，王玉民和小军、小杰给记者合奏了一曲《步步高》，小杰弹电子琴，小军吹葫芦丝，老爷子拉二胡，三人默契有加，脸上洋溢的都是笑意。

　　2011年12月25日下午，王玉民突然接到两个孩子将被接走的通知，26日，小军和小杰被北京儿童福利院派人接离王家。刘瑞英说，当时，一家人哭得稀里哗啦。

　　在王家生活15年的小军，现在22岁，除了腿脚稍不灵便，跟正常孩子没两样，“我们想收养小军，不要国家出任何钱，我们自己养”。

　　得知小军已过了被收养的年龄，王玉民委托律师写了一份住养申请书，“我和老伴，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二儿媳都愿意接力养小军”。

　　手续跑了一个多月，但最终没能获得市里批准。刘瑞英记得，那天老头子回家里坐下，“说我跑不动啦，一口血就吐了出来”。

　　王玉民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在重症监护室待了5天，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人瘦得不像样子，此后身体也一直没能完全恢复。

　　寄养后发生改变

　　“寄养半年后，奇迹发生了。”马凤英说，原来呆傻的孩子能说能笑，原来只能坐轮椅的孩子能下地走路了。

　　对于王玉民提出的收养、住养请求，大兴区家庭寄养中心负责人马凤英也帮忙去跑了不少手续。“以前有两个寄养家庭也对孩子感情特深，就把寄养的孤儿收养了，成功了。”

　　此次王玉民的被拒其实让马凤英有些意外，“这对孩子是好事啊，毕竟小军也不愿离开”。马凤英猜测说，可能是现在没有住养的相关政策，所以福利院拒绝了王玉民的请求。

　　“可孩子大了，应该让孩子决定去留。”王玉民的老伴刘瑞英激动地说，“早知道这样，我们10年前就办收养了。”但如今为时已晚。

　　类似小军和小杰这样的寄养孤儿，在大兴现有近200个。“跟小军小杰一批离开的，那次一共有8个孩子。”马凤英说，这8个孩子在大兴寄养数年甚至十余年，都已超过14岁。在寄养期间，中心开展过一些培训，如电脑、剪纸、十字绣、音乐等，“8个孩子也都有些特长”。

　　始于1994年的北京孤残儿童家庭寄养，首批试点对象曾是3名分别患有聋哑、脑瘫和弱智的孤儿。“这些孩子寄养半年后，情况都有好转。”马凤英说。

　　这以后，大批的孩子被送到农户家中寄养。2000年，民政部还将这种家庭寄养方式命名为“北京模式”，在全国范围推广。

　　王玉民因为擅长吹拉弹唱，教起孩子来更是得心应手。看到自家两个孩子的成就，王玉民不是不骄傲的。小军7岁被送到王家时，基本处于“半爬行”状态，不会走路，动不动就骨折。王玉民给小军打了一副拐杖，教他走路，小军慢慢地从双拐变单拐，最后完全甩掉拐杖。盲童小杰比小军晚来几年，刚来时被认为智力有问题。

　　但十多年过去，两个孩子在王玉民的教导下，学会了一些吹拉弹唱的本事，成了大兴区残联文艺团的成员，经常去市残联演出。

　　孤儿命运不同

　　王玉民顺带给福利机构提了一个小愿望：“得让小军和小杰一直生活在一起，小杰看不见，小军能照顾他。”

　　孩子走的那天，马凤英一路陪同，直到将8名孩子送往安置点平谷阳光老年公寓。那里的生活条件在马凤英看来不太好，孩

　　子们住在一个大屋里，大多是智障儿。她找到公寓院长提要求，一定要给8个孩子单独安排两个房间，男孩一屋，女孩一屋，“我们这8个孩子是身残智不残，不能让他们孤独，不能让他们把学到的东西丢掉”。

　　马凤英的要求得到了支持，8个孩子被安排住在一个小院子里。“每天我们会聚在一起，小文教我们汉字和数学。”小军说。他口中的小文，是大兴寄养孤儿中的小明星，在寄养家庭的帮助下，她自学了一些语文、数学知识，会使用电脑，会剪纸、会十字绣，是个多才多艺的姑娘。

　　王玉民和老伴曾去平谷看过一次孩子，“俩孩子瘦得不像样，头发也长”。王玉民跟院长说，记得让人给孩子把头发理理。王玉民顺带提了一个小愿望：“得让小军和小杰一直生活在一起，小杰看不见，小军能照顾他。”

　　但半年之后，王玉民的这个愿望也落空了。

　　据了解，阳光老年公寓里生活能自理、有劳动能力或有特长的孩子，经过初步筛选，将会被送往北京第二儿童福利院，学习文化知识、进行技能培训等。大兴区的8个孩子，被选上7个，唯有小杰因眼盲而未能选上。

　　王玉民和马凤英提起这个孩子，更多的是惋惜。“小杰聪明着呢，电视里放的歌，他只听一遍就会唱，教他吹曲子，几遍就会。”王玉民说。

　　马凤英后来又送孩子去过一次平谷，见到了小杰，“知道是我来了，拉着我

　　就哭，说想吹口琴，想吹葫芦丝，想爷爷，想回家”。

　　获得不同的安置

　　一名被安置到敬老院工作的孤儿冯泰（化名）告诉记者，敬老院里都是老人，没人说话，他很孤独，想找个年轻人多点的地方上班。

　　马凤英曾经给本市儿童福利院、养老院等福利机构的主管机构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写过两次申请，想把这8个孩子“要”回来，由区里给组织技能培训、安置就业，但未获批准。

　　以后孩子会如何？马凤英和王玉民说不太好。王玉民记得，以前小军跟他说想学门手艺比如修电器什么的，这样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可现在去了福利院，也学不成了。”小杰呢？在王玉民看来，前程更堪忧。

　　事实上，针对小军这样的成年孤儿，北京市早在2009年就出台了成年孤儿安置政策。当年，已有首批80多名成年孤儿获得安置。根据该办法，在儿童福利院生活的成年孤儿根据捡拾地回到各区县，各区县为其提供住房、工作等基本生活保障，政府会给一笔15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但不仅仅是对小杰，马凤英对已工作的孤儿安置也并不太满意。马凤英说，曾经在大兴寄养的孤儿刘月（化名），后来根据政策被安置到通州一家敬老院工作，

　　“孩子老给她的寄养家庭打电话，说她在敬老院里就是打扫卫生、照顾老人，养老院封闭管理，孩子出门也不方便”。她表示，每个寄养孤儿都有一些特长，也都有过相关培训，“能不能根据他们的能力安排他们一个适当的工作呢？年轻轻轻的孩子去敬老院，肯定会不乐意”。

　　记者也曾去探访过获安置的成年孤儿，很多人确实被安置在福利企业、敬老院上班，也有的被安置到居委会担任助理等职务。

　　寄养能走多远

　　每个离去的孤儿，都仍旧将生活过的寄养家庭，当做自己的家。马凤英说，这里的生活，让孩子们心里有亲情，有归属。

　　记者了解到，寄养孤儿人数最多的是2006年，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共有1300多名孩子寄养在大兴和延庆。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曾对记者称，当时之所以选择在远郊区县试点家庭寄养，主要是受当时城市居民住房条件、财政能力等因素影响。

　　按照寄养政策，国家每月会给寄养孤儿一笔生活费，这笔费用直接发放给寄养家庭，最初几百元，到2011年因孤儿津贴政策的实施，每名寄养孤儿的补贴有1000多元。

　　不过，2007年，民政部门对农村寄养的孤残儿童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调研，发现农村家庭寄养不能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教育等成长的条件，农村寄养家庭的父母由于文化程度限制，不能给寄养孩子提供良好的辅导和监管。

　　也就是从2007年起，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基本不再往大兴和延庆送孤儿寄养。2009年记者去大兴和延庆探访时，两地的寄养孤儿超过800名，如今总共只有500多名。一些智力正常能够上学、可以进行康复手术的孩子陆续被分批接走。

　　2009年，民政部门透露出可能取消农村家庭寄养的信息。北京市社会福利事务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当时对记者称，北京正在计划试点开展城市家庭寄养。但至今，城市家庭寄养仍未有明确进展。

　　兰考火灾事件，让马凤英对家庭寄养的发展不抱乐观。但延庆家庭寄养负责人赵伯顺却持相反态度，他认为家庭寄养带给孤儿亲情和家的感受，是福利机构无法给予，也无可替代的。

　　这一点也得到民政部门的认可。民政部近日就公开表示，国内外孤儿养育经验表明，福利机构养育不是最好的方式，近年来各地福利机构探索的家庭寄养方式，有利于孤儿回归家庭、健康成长。

　　家庭寄养模式能否在北京得到深入的完善发展？这些寄养孤儿又该如何更好地安置、走入社会？对于小军、小杰、王玉民、马凤英等人来说，唯有政府部门，能给予他们一个答案。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郑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