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钓鱼岛攻防战升级 专家称日本不敢打第1枪

　　来源：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记者 薛洪涛

　　据日本《朝日新闻》1月15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飞机如果“入侵”钓鱼岛领空，日本将采取对应措施。如果中国无视日本发出的无线电警告，日本将会发射信号弹警告。这是日本官方首次明确表态，将对“无视警告”的中国飞机进行“警告射击”。

　　中日钓鱼岛攻防战升级

　　中日钓鱼岛的对峙正在逐步升级。日本航空自卫队1月10日确认有数架中国战斗机一度进入所谓的日本“防空识别区”，那霸基地的F-15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1月11日，日本防卫省发表消息称，中国国家海洋局所属一架海监巡逻机于当天中午飞近钓鱼岛附近空域，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战斗机紧急起飞拦截。

　　日本媒体报道称，中国不仅在海上实现公务船“入侵”日本领海常态化，还在空中投入军队，升级反制措施。由于中国军机接近日本领空飞行，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加强对抗措施，可能因此引起中国反弹，采取更激烈的行动。一名政府高官肯定地表示，日、美和中国的东海攻防战“已步入新阶段”。

　　复旦大学日本问题研究专家冯玮教授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日本，能否获取政权并能坐稳，依靠三大支柱支撑：选择政党的民众，选择党首的同志，左右日本外交政策的美国。目前这“三根支柱”都“力挺”安倍，这是安倍政权态度强硬的基本原因。

　　有人认为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它的起点就是日本不承认有领土争议，不承认有争议，就没有办法在外交渠道就这个争议冷静、务实、建设性地对话和解决，这个问题变成两个民族之间的对抗，变成了军事、安全保障问题，而从外交这个层面，这就是恶性循环，必然会导致两国的冲突。

　　冯玮表示，尽管有关中日可能“擦枪走火”，甚至可能发生严重武力冲突的论调流行。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尽管安倍表态激进，但是他的真实目的是借日本国内高扬的极端民族主义求取民意支持；通过渲染“中国威胁”求取“共鸣”；安倍讲话并没有涉及日本将采取的实质性军事手段。

　　其次，安倍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维护钓鱼岛主权的决心。即便中国不会“打响第一枪”。但日本也不敢主动挑事，“打响第一枪”。日本现行宪法第二章第九条明确宣布“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如果安倍政权试图动武，必然会因“违宪”而遭到民主党等在野党的反对，其程序就没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因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之敌国”而被称为“敌国条款”的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明确规定：“此等国家之再次侵略”，可不必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进行反击。通俗地说，日本若敢挑事，中国可直接对日本进行导弹攻击，安倍政权敢置宪法和联合国宪章规定于不顾，铤而走险？

　　从国际实践来看，领土争端的解决一般都以武力为后盾。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中国和周边国家发生领土领海主权纷争共22起，其中17起是和平解决的。就目前局势而言，钓鱼岛问题还会僵持下去。

　　但是大国战争不是那么容易打起来的，一战和二战仅隔19年，而二战迄今，尽管局部战争发生了近300次，但大国之间的战争一次都没有发生，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最终都没有演变为战争。因为，双方都清楚，一旦发生战争，必然两败俱伤。

　　中日关系政治互信被破坏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指出，钓鱼岛争端愈演愈烈，中日关系大幅倒退，这都是日本一手造成的，日本抛弃了中日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的共识。

　　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为了建交，克服了重重困难，在钓鱼岛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和共识：“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从而为发展两国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40年来，中日先后发表4个政治文件，不断丰富发展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与精神，结束了“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中日就钓鱼岛问题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一次是在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与田中角荣达成默契；一次是在1978年10月，邓小平与原平直达成默契，也就是常说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日本上演“购岛”闹剧，公然否认两国领导人当年达成的谅解，完全抛弃了两国之间存在的默契、约定、共识，彻底摧毁了中日间曾经自我约束、共同管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基础，使钓鱼岛充满了危机和风险，这不仅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也是对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严重破坏。

　　1983年6月中国领导人在第六届全国人大报告中提出，应和日本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关系。1983年11月23日，中曾根康弘在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时提出，双方还应“相互信赖”，从而形成了“中日关系四原则”，以此为基础，中日建立了伙伴关系。2007年安倍晋三访华实行破冰之旅后，开始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但由于钓鱼岛问题，比“伙伴关系”大有退步的“战略互惠关系”，也遭到实质性破坏。

　　现在日本政府增加军费、扩充军备、力推集体防卫权；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越来越强大，中日民间外交遭到不少人的反对，这都成为中日关系的隐患。冯玮认为，中日关系主要靠三根支柱支撑：战略互惠，国民互信，经贸互利。战略互惠已遭破坏，国民互信很难建立。根据最新民调，中日双方都有超80%的受访者彼此不喜欢和不信任。经贸互利，由于钓鱼岛争端，已极大受损。

　　冯玮指出，中日关系僵局在短时间内很难破解，但也不至于变得越来越糟，因为现在已经“探底”。问题的关键，是何时走出底部。至少就目前来看，还没有这方面迹象。

　　安倍再次就任首相后掀起的上述第一波外交攻势：改善与韩国的关系，宣布减免缅甸日元贷款、提供新一批日元贷款；新外相岸田文雄筹备首次出访即前往菲律宾、新加坡、文莱等东盟各国。安倍本人及其阁僚更是多次表示其出访将首选美国。显然安倍内阁希望通过此举增加日本同中国打交道的筹码和回旋余地。

　　对此，冯玮分析称，安倍想以日美同盟为“点”，以东南亚国家为“线”，在安全和经济两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但这种迫使中国让步的所谓“突破外交”，没有实现的可能。安倍原本想在1月份首访美国，但由于他试图以所谓“面向未来”的“安倍谈话”，否定正视历史的“村山谈话”引起美国不满，也由于顾及中国的感受，奥巴马婉转拒绝了安倍1月访日的要求，使他碰了个“软钉子”。

　　中国要与周边国家维持良性互动，最重要的是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击破“中国威胁”的谬论，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只有这样，才能瓦解安倍政权的企图，为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经贸成为维系中日关系纽带

　　根据1月12日最新数据，日本已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下降为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抵制日货，日系汽车在华销售额大幅下降”，在日本共同社发布的中日关系十大新闻中排第四位。

　　虽然中日经贸关系因钓鱼岛争端受到了冲击，但中日经贸关系基础不可小觑。2011年中日双边贸易额达到3400多亿美元，增长340多倍，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人员往来从每年1万人次扩大到500多万人次。地方友城从无到有，现在已发展到250对。

　　野田在去年9月23日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20%，而中国对日本的外贸依存度是9%，数据显示，日本2012上半年财政年度(4月份-9月份)出现创纪录的406亿美元贸易逆差，31年首次出现贸易逆差，而中国2012年前9个月贸易顺差同比扩大38.5%。

　　中日建交以来，一直没有建立长久的政治互信，中日关系很大程度上是靠两国经贸关系维持，两国在经济上已从建交时的天壤之别发展到总体规模上比肩接踵，关系密不可分，由冷变热。但双方在政治上却龃龉不断，由热变冷。

　　冯玮向记者指出，他曾多次在媒体撰文呼吁，“以经济战捍卫钓鱼岛主权”。如果中日两国全面控制进出口，日本明显会受到更大损失。可以认为，中国民间自发的抵制日货行为，是迫使野田政权态度软化的主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中日两国的经济依存度极高。据拥有亚洲最大企业资信数据库的日本帝国数据库(TDB)的统计，进驻中国市场的日企总数为14394家，其中制造业居首位，共5951家，其次为批发业，共5057家。相关企业的中国从业人员逾1000万。中日经贸会呈“政冷经也冷”状态，但停滞是不可能的。

　　就经济而言，日本联手周边国家“反华”很难得逞，由于中日关系复杂脆弱、中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等因素，日本希望将投资和产业重点向东南亚转移，减轻对中国的依赖，但这岂能轻易做到？1月8日，日本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在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新年会上强调：“日本新政权将经济问题放在最优先解决的位置上。中国是对日本经济最为重要的对象国，日本经济离开中国，是没有发展前景的。”他的观点得到经济界大佬的普遍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