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雄滑坡调查：遇难者多为老人孩子 都是留守者

　　几个村民站在山脚看着山体滑坡痕迹，1月11日正是这片山体掩埋了山脚下的小村庄 都市时报记者 马闪山

1月12日。消防官兵在赵家沟村山体滑坡现场施救都市时报首席记者 曲鸣飞

村民们把准备好的午饭运送到救援现场都市时报记者 马闪山

　　都市时报记者 刘钊

　　46个人全部遇难，其中又以妇女、孩子居多。

　　2013年1月11日8时20分，镇雄县果珠乡高坡村赵家沟村民小组发生特大山体滑坡，14户46人被垮塌的山体掩埋。天寒地冻，雨雪纷纷，数百名救援者和十多台挖掘机赶来救援，历时一天一夜，找到46具遇难者的遗体。

　　1月12日11时50分，26小时之后，“1·11”山体滑坡灾害的搜救工作结束，留下的只有村庄的遗迹。

　　大山崩塌

　　46名村民和他们的房屋，被瞬间垮下来的山石和淤泥掩埋。

　　1月11日当天，向镇雄赶去的外来车辆自进入县境时，都会无一例外地发现，沿途通往山难现场各条道路交叉口的最显眼处，都竖立着“果珠乡高坡村赵家沟村民小组山体滑坡救灾绿色通道”的指示牌。靠这些指示牌，外来的车辆沿着道路朝目的地匆匆赶去。

　　山难发生伊始，消息就已经通过各种现代传播途径向外界急速扩散。人们尚未抵达救灾现场，一个又一个噩耗便不断传来。短短几小时里，随着当地救援力度的加大，被发现的遇难者人数持续在上升，几人，十几人，几十人。之前，通过当地传出的消息，人们已经得知山难中有46名村民被掩埋。

　　通往灾区的道路上，车辆不约而同打开双闪疾行，刺耳的鸣笛声此起彼伏，站立路旁的执勤交警来回分流着过往的大货车，保证道路畅通。

　　灾情发生地在偏僻的山村，越靠近灾区，道路越窄，路况越差，路边的人群越多。当地人已从亲戚朋友口中得知了灾情的消息，心急如焚的他们徒步在泥泞的山路上来回奔走。

　　“死了，人都死了！救出来一个死了，又救出来一个也死了。”早先跑到现场救人的附近村民们开始折返下山，垂头丧气。“现在都是部队在上面救人了，我们帮不上忙了。”

　　天色擦黑时，都市时报记者赶到现场。彼时，拉起的警戒线已经将一旁高高隆起的“山丘”团团围住。那座“山丘”是由山体垮塌下来的石块和泥浆造就的，“山丘”的下方，掩埋着46名村民和他们的房屋。数以百计的搜救人员分散围绕在十几台挖掘机旁，他们的目光注视着挖掘机的挖斗，它正在不断刨开“山丘”上的石块。“慢点！小心！”人群中不断有人高声提醒。

　　天越来越黑，气温越来越低，天上飘起了雪花。大片大片的雪花在暗夜里纷纷扬扬地洒落，落在了救援人员的肩头、脸上，落在挖出的一个个深坑里。深坑的下方被现场的灯光照亮，救援者觉得，那里或许还隐藏着生的希望。

　　每一次发现被埋者的时候，惊呼声总会从救援现场传出，人们太盼望发现生还者了，所有人的心时刻都提到嗓子眼上。“唉，又是一个……都不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满怀希望，换来的却是一声又一声无奈的叹息。

　　当夜，救援持续进行，一直到次日中午。46名遇难者的遗体全部找到后，搜救工作在沉重的气氛中结束了。

　　据镇雄官方通报，事故发生后，该县及时启动特大型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I级），迅速组织公安、武警消防官兵、民兵应急分队、矿山救护队及周边乡镇干部群众千余人投入救援工作。至1月12日11时50分，46名遇难者遗体已全部搜出。此后，工作重点转入善后事宜处置及灾后恢复重建。

　　破碎的山村家庭

　　一个8口人的家庭中，有5人遇难。面对5具亲人的遗体，周邦举泪如雨下。

　　1月12日上午10点，村民赵明举的遗体以仰面朝天的方式被发现并挖掘出来。赵家8口人中5人遇难，他是5个人中最后一个被挖出来的。他的遗体在“山丘”角落一处深约5米的泥水坑中被发现，其时，46名遇难者中已经找到43人。

　　救援现场，在挖掘机挖斗的一次次努力下，一处深约5米的大坑逐渐形成。由于坑中有大量污浊不堪的泥水，一旁的搜救人员死死地盯着每一个挖掘步骤，唯恐漏掉什么。

　　“快停下，有只人的脚！”10点左右，一名武警战士大喊起来，年轻的挖掘机驾驶员赶紧抬起挖斗，轻轻移开。不可能再有生还的可能了，在场的人们分明看到，深坑中有一具遗体，仅一只脚露在外面，身体的其他部位还没在了黏性极强的淤泥之中。

　　救援立即展开，近十名武警战士跳进坑中，用手刨的方式试图将遇难者遗体抢救出来。但是遗体掩埋太深，周围的污泥紧紧吸着，年轻力壮的武警战士们使出浑身气力，遇难者的遗体始终无法妥善挖出。最终，这具遗体还是靠挖掘机挖了出来。

　　挖斗抬升的过程中，在堆满污泥的挖斗上方，遗体仰面朝天，上半身被厚实的污泥牢牢覆盖着，沾满泥浆的左腿耷拉在挖斗的边缘，满是泥浆的右腿变形扭曲着。

　　“我姐夫，我姐夫！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我姐夫，这就是我姐夫！”村民周邦举大喊着冲了上去，被救援人员拦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是我姐夫，一定是我姐夫！”此前，在村里临时设置的遗体停放点，周邦举已经找到了包括姐姐在内的4名遇难亲人，只有姐夫赵明举一直下落不明。

　　遗体终于得到确认，确是赵明举无疑。周邦举跪在5名亲人的遗体面前，泪如雨下。“我一直忍着……遇上这么大的天灾，谁都躲不掉。我知道是不可能（活）了，就想亲眼看着他们都能找到。可是，我现在忍不了了。”悲伤弥漫在这个45岁的男人脸上。

　　“我们农村人活着不容易，祖祖辈辈不容易。”面对询问，周邦举却似乎在喃喃自语。“苦了大半辈子的农村人，好不容易盼着儿女长大成人，好不容易才把日子过好，可是老天怎么就这么不愿意放过我们。”眼神迷离的周邦举断断续续地叙说着，不时用沾满泥灰的双手抹去脸上淌下的一行行泪水。

　　遇难的赵明举今年51岁，与妻子周邦菊成家近30年，膝下共有子女6人。早年儿女尚幼时，生性要强的赵明举靠着常年在外打工赚取的微薄收入，将家中子女一个不落地悉数供养上学。常年的操劳，老赵落下了一身的毛病，自去年以来老赵常常感到气不够用，经常要大口大口地喘气，缓解呼吸不畅带来的频繁窒息感。

　　2010年，老赵的4名年纪稍大一些的子女纷纷外出打工，家中条件也好了些，前段时间还盖了新房。“两口子挣钱就只知道攒着，舍不得花。姐夫有病也舍不得花钱去看，一心想着留给儿女结婚用。他们两口子这辈子真是一天福也没享过，就这么走了。”

　　说完这些，周邦举便再未开过口。

　　村里罕见年轻人

　　遇难的46人中有19名儿童。当地人说，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老人和孩子留守村庄。

　　山村条件有限，包括老赵在内的遇难者遗体被临时安置在村里一处冰冷的泥地上。活着的人走来走去，不停地俯身为遗体遮盖着白布，给予亡者最后的尊严。覆盖着白布的遗体依稀能看出亡者身形，仅是一瞥，就能发现里面那些矮小的身影。

　　据官方统计，此次遇难的46人中，有19名儿童。

　　“这次死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孩子，都是留在村里的。我们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山难发生时，21岁的曾小珠（化名）跟着村里的一帮青壮年们第一时间进行自救，最先被发现的8名遇难者的遗体，就是在村里10多名年轻人和村干部的努力下，被抢救出来的。

　　平时，这群年轻人基本不会出现在村里，虽说这里才是他们的家。快过春节了，因为要回家过年，村里部分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才赶着在元旦之后返回老家。在此之前，他们都在昆明、浙江、广东、海南等地打工。

　　在赵家沟，春节是最热闹的时节。等过完正月十五，村里的年轻人便纷纷踏上外出打工之路，这一走就是一年，村子也随之寂静了许多。临近下一年春节时，他们才会再次回家。多年来，71岁的陈凤英老人已经逐渐习惯了村里这种“毫无生气”的生活。老人说，村里一过完年，就会“少一些人”，而在每一年的“年头与年尾中间”，村里面经常是空荡荡的，能见到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和小孩，少有年轻人。“见的动物比见的人还多。”

　　都市时报记者从事发地村委会主任岳劲松那里得知，整个赵家沟一共有54户228名村民。44岁的岳劲松已经做了13年的村主任，他说，由于当地耕地稀少，人均只有几分地，村民日常生活仅靠各自种点洋芋、苞谷简单糊口，遇上年景不好时，靠种地是不能养活家人的。地里的粮食除了能将就填饱肚子外，带不来任何实惠。

　　“不少农民的地都撂荒了，都跑出去打工挣钱了。”镇雄县农业局副局长程文琰说，“我们这里的农村，山高坡陡，靠天吃饭，无灾不成年，出门打工是农村人口的首要之选。”

　　农村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但是，由于镇雄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农村经济基础薄弱，农副产品竞争能力弱，难以带动农民收入的提高，致使农村的青壮年们纷纷选择外出打工，导致农业发展后劲不足。1月初，镇雄县农业局在剖析该县2012年的农村经济运行情况时，将以上内容列为当地现实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在赵家沟走访期间，一个颇为普遍的看法被村民众口一词地阐述着：孩子上学得要钱，老人看病得要钱，孩子长大娶媳妇得要钱，盖新房得要钱，但靠种地没钱，只能出去打工。

　　出去，还是留下

　　钱，关系到灾情发生之后的救灾工作，也关系到当地人的生活。除了打工，他们找不到其他致富方法。

　　镇雄官方介绍，此次灾情共涉及3个村民小组152户629人，截至目前，一半以上受灾村民已经得到了集中妥善安置，少部分暂时投亲靠友，待安置点活动板房搭建完成后再行集中安置，预计1月23日以前，临时安置点活动板房搭建全面完成。镇雄县财政安排500万元资金专门用于保障灾民生活，已按照每人每天12.5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发放时间从1月11日开始，一直到灾民搬进新居为止。

　　据介绍，“新村”项目选址及征地工作已完成，地点在同一村委会辖地的田坝头，征用土地60亩，计划安置全部152户629人；建设方案、项目规划、报批工作也将在2月28日之前全面完成。此外，对转移安置的136户灾民，每户建房补助3.8万元，按人均30平方米、每户不超过150平方米划拨宅基地；对16户重灾家庭，每户安排150平方米宅基地，确保灾后民房恢复重建在2013年6月30日之前完成。当地表示，“新村建成后，将是一个宜居、生态、安全、具有浓郁彝族风情特色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

　　“搬新村肯定是好事，但对我们来说，就像是从村东头搬到了村西头，意思不大，反正我们也不在村里住。”1月16日下午，围着自家黑黢黢、脏兮兮的火炉子，曾旭东随手抓起一个刚烤好的鸡蛋大小的洋芋，大口吃了起来。

　　曾旭东的家是几间阴暗潮湿的低矮平房，里面“要什么没什么”，仅有的一台已经看不出是什么牌子的电视机里，播放着曾的儿子前两天从乡里买回来的盗版碟片。曾旭东并不在意电视机里正在播放什么内容，也不抬头看。“我听听声就是了，儿子愿看，随他去了。”吃完洋芋，曾旭东点了根烟，闷声不响地抽了起来。

　　烟雾缭绕，40多岁的曾旭东眉头紧锁，爬满皱纹的额头拧成了一团。

　　一对儿女都读了高中，往后家里的开销肯定更大了，还有8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人照顾。过完春节，还能不能再出去打工？如果不出去，怎么养活妻儿老小？曾旭东一时找不到答案。

　　曾旭东外出打工已经整整10年时间。10年来，他和妻子几乎都在浙江金华的一家工厂从事门锁制作。流水线一样枯燥无味的工作日复一日，靠此，他给家里寄来了一笔笔的生活费用。相比“穷山恶水”的山村老家，在浙江金华打工，夫妻俩每月合起来能够挣到4000多元，曾旭东对此很满意。“靠打工我能养活一家人，如果是呆在家里种地，很难想象。”

　　但是，老父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这让曾旭东犹豫不决，“过完年还要不要出去？”

　　25岁的曾旭鹰是曾旭东的亲外甥，携妻外出打工也将近5年的时间了，因为自己的一对儿女还小，这几年都是交由家里的爷爷奶奶照看。“我父母都和我们一样，还在外面打工，没办法照顾孩子。”曾旭鹰的父母都已50多岁，但老夫妻俩至今仍在外打工。

　　为了生计，大多数村民唯一能选择的，除了打工，还是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