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间儿童救助的艰难路：筹款压力无处不在

2013年1月7日，光爱学校的孩子们。过早地进入社会让他们更加独立，也更加珍惜这所学校。

2011年，在京城最难熬的盛夏里，当时位于昌平东三旗村的天使之家曾连续六天停水停电。

2013年1月7日，北京光爱学校的孩子们各司其职，快乐地忙碌着。

太阳村的孩子们为爱心人士盛饭，饭都是孩子们自己做的。CFP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寒冬，顺义区南法信镇大江洼村，一个空旷的大院子里一座简陋的二层小楼，100多个操着不同口音的孩子在这里生活学习，宛如一个大家庭，他们有个共同的家长“白菜爸爸”石青华，这里是专门救助流浪儿的“北京光爱学校”，也是北京最有名的一个民间儿童救助机构。

　　而类似的民间儿童救助机构，全市还有10多家，它们建立者都是富有爱心的普通人，除了“白菜爸爸”石青华，还有“天使妈妈”邓志新，“太阳村村长”张淑琴等，他们多年来默默无闻做着“系统外的善事”，河南的一场大火却让这个不为人知的群体浮出水面，在缺少政府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如何凭借一己之力支撑多年，救助了成百上千的孩子？中国式民间救助走的是怎样一条艰难的道路？

　　样本1 光爱学校 “安徽分校是和政府合作的，很顺利，但在北京身份始终是问题”

　　“孩子们现在已经不用每顿吃白菜了。”石青华对记者解释他这“白菜爸爸”外号的由来，“起码吃饭有了保障了，住房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住的是正规的房子，基本不挨冻了。”他一手建立的光爱学校9年里先后救助过500多个全国各地的流浪儿童，现在还有100多人在学校生活，每年需要资金100多万元。

　　作为“感动中国”的人物，石青华的故事广为人知，他们一家本来在安徽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场鞭炮爆炸事故彻底摧毁了他的人生，他带着重伤的妻子孩子到北京求医，颠沛流离，最艰难的时刻，是街头的流浪儿帮助了他们。在慈善机构的资助下，他们一家治好了伤，他却没有回老家，而是在北京开始救助流浪街头的孩子，2004年他办起了光爱学校。

　　“民间救助最大的困境还是资金。”石青华对曾经的艰难岁月记忆犹新，最初几年，孩子们吃了上顿没下顿，他曾经想解散学校，可孩子们表示“这是我们的家，饿死也不走。”他只好到菜场捡白菜叶给大家煮了吃，“光搬家就搬了10多次，因为交不起房租。”

　　濒临绝境，石青华为了筹款走了一着“险棋”。他的朋友把学校的一段视频放到了网上，引起了一家药企的关注，想找他拍个广告，报酬不低，这种商业广告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质疑，石青华考虑很久，还是决定接拍：“豁出去了，只要能让孩子们吃上饭，干啥都行！”

　　“我是103个孩子的爸妈，孩子不读书没出路，学校自己盖，老师自己做，360行，干了一大半……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学校！”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广告，和广告里那个纯朴的男人，虽然质疑声响起，但是他最终靠自己真实的故事打动了质疑者。广告给他的慈善救助带来了转机。“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家企业送来的一车大米，一送就是6年，志愿者最多的时候一天来几百个。”

　　面对各方捐助，石青华欣喜之余又开始发愁，那就是如何接受善款，因为学校没有“合法身份”。“这几乎是北京所有民间救助机构面临的问题，要想在民政局注册，必须要有一个主管单位，可是没人愿意管我们。”最后，只能找一个变通的权宜之计，他们作为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的一个儿童救助慈善项目接受善款，所有钱款走基金会的账号，网上公示，接受监督。

　　至今，石青华依然在为自己的身份问题奔走，“因为我们做的比较好，政府也多次找到我，希望能沟通合作。”“光爱学校”目前已经得到政府部分资助，这对于民间机构来说算是“殊荣”，“一年可以支持我们几十万元的资金，其余8成的开支靠基金会的善款维持。”

　　不久前，石青华在安徽开办了“光爱学校”分校，“救助了700多个流浪孩子，是和政府联办的，正式注册，有合法的身份，事情做得比较顺利。”然而在北京，被相关规定死死卡住，找不到主管单位，身份问题始终无法突破。“只能慢慢来。”石青华说，他表示最大的希望其实是学校关门 ，“这意味着所有的流浪孩子都有人管了。”

　　样本2 天使之家 “我们没有任何渠道和民政部沟通，也找不到主管单位”

　　昌平区北七家镇东三旗的一栋独门小院中，三层的小楼住着几十个病残的正在接受治疗的孩子，这里就是“天使之家”，一个为病残的孤儿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民间救助机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天使妈妈”邓志新，2005年至今，“天使之家”共计救助了近两千名各类困境儿童，为他们筹措并支付医疗资金1000多万元。

　　邓志新告诉记者，他们现在正在筹办的一件大事就是搬家，“这已经是第五次搬家了，一直找不到稳定的房源，非常困扰我们。”他们在昌平的寄养点属房主搭建的违章建筑，曾多次出现停水、停电的现象。为了给孩子们一个好一点的环境，他们只能提高房租的预算，“我们在顺义高丽营镇的西马各庄村找到一处房产，虽然它还是位于农村，仍然偏僻，交通不方便，但是它周边环境干净整齐。”新家是一个占地5亩的院子，房子是三层的楼房，可以容纳100个孩子，年租金65万元，是现在的两倍。而新家的改造，以及添置各种方便病残孩子的设施，还需有将近50万元，但大部分还没有着落。

　　“筹款压力无时不在。”邓志新表示，“我们这样的民间机构，属于系统外的，政府和很多市民都不了解，挂靠在基金会名下，捐助资金很不稳定，很多只能是自生自灭。”靠着媒体和微博的宣传，天使之家这两年情况有所好转。

　　邓志新更大的困扰来自另一方面，就是“政府的认可”。“我们救助的这些需要治疗的孤儿基本来自全国各地的福利院，当我们找到这些福利院，希望给孩子们提供帮助的时候，经常被人家怀疑为骗子，他们只相信政府的人，对我们这些民间草根完全不信任，做善事还要苦苦求人。”即使解决不了合法身份，邓志新希望政府也能给他们一个说法，“我们在为政府分担社会救助的责任，政府是否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信息上的帮助，比如哪个地区福利院的孩子需要治疗，有了政府的介绍，我们会得到当地更大的信任，工作也会更加顺利。”

　　多年来，“我们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和民政部沟通，甚至连主管我们的单位都找不到，我们盼着有人来监督管理，不仅是资金、设施，还包括孩子的手术治疗和康复效果。”她希望，政府能团结他们这些系统外的民间力量，珍惜每一个草根的社会责任感。

　　样本3 太阳村 “河南火灾后，消防要求宿舍不能有木头衣柜，可我们真的达不到”

　　在顺义区赵全营镇板桥村，有个特殊的村子“太阳村”，这里生活的孩子，被称为“法律孤儿”，他们大部分人的父母并没有去世，而是在监狱服刑。因无人照顾被送到这里，太阳村村长张淑琴曾经是一级警督，她从1996年开始进行民间救助，在全国建了9个“太阳村”，共帮助了2000多名这样的孩子，目前有400多个孩子在村里生活。

　　相比于其他的民间儿童救助机构，“北京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似乎遭到的质疑更多，因为张淑琴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慈善之路。

　　“2003年我在工商部门注册公司，我要做的是一个社会企业。”张淑琴面临的依然是民间救助机构的身份问题，注册“民非”（民办非企业单位）行不通，她选择通过企业的商业化运作提供资金来做慈善救助。

　　“太阳村有500亩农场，种桃树、枣树，现在建了几十个温室大棚，种有机蔬菜和草莓，我们还有自己的花卉基地，这些收入目前可以维持太阳村运作资金的80%，其余的20%还要靠社会捐助。”张淑琴表示，农场的生态产业发展前景不错，她的近期规划还包括开二手超市和生态餐厅，“也许明年，我们就可以完全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这些产业的另外一个作用是，可以安置孩子们刑满释放的父母工作，给他们提供一个稳定的生活过渡期，他们认为可以回归社会的时候就带着孩子离开，而村里一些长大的孩子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也可以在农场工作。

　　“这种模式被国际上称为‘社会企业’，就是用商业手段结合公益方式来发展慈善事业，公益手段包括欢迎志愿者来农场劳动，捐赠肥料，认养果树等，商业手段就是销售农场产品获得利润，太阳村尝试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张淑琴表示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孩子的生活水平依旧只能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一年一个孩子在村里的生活、教育、医疗费用只有5000多元，一个月400多元，还不足民政部门对孤儿低保的一半。”

　　由于河南的火灾，最近“太阳村”要接受各种安全检查，消防要求包括孩子的宿舍不能有木头衣柜，“这个条件我们真的达不到，孩子宿舍的家具，还有我们的办公家具都是别人捐助的二手货，没钱买新的。”张淑琴无奈地说。

　　张淑琴表示，虽然“太阳村”一直在试图自给自足，但是一年300多万元的孩子的寄养费用和农场运营成本对他们来说依旧艰难，她提出了“民办公助”的设想，“政府能否因我们多年从事公益事业的贡献，对我们的企业给一些免税的优惠政策？这样可以把更多的钱用在孩子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