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柬埔寨首都,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的灵柩从王宫移往事先建好的火化塔内。官方人士手举西哈努克肖像参加仪式。新华社/路透
我国对外国著名友好政要逝世通常的致哀做法是,降半旗、发唁电、我国领导人到驻华使馆吊唁并送花圈,有时会派遣特使赴有关国家参加葬礼。
此次西哈努克亲王的待遇为19 8 0年铁托葬礼以来最高。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曾赴南斯拉夫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铁托葬礼。
南都讯 记者娜迪娅 发自北京 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宣布,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将于2月3日至4日赴柬埔寨出席西哈努克太皇葬礼。据媒体公开报道资料显示,全国政协主席出席外国政要葬礼,是近年来我国最高级别赴外致哀外交行为。
上次类似级别致哀是铁托葬礼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日前介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将于3日启程赴柬埔寨出席西哈努克太皇葬礼,并于2月4日至7日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于2012年10月15日凌晨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去世两日后,其灵柩由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专程护送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据悉,西哈努克太皇葬礼将举行4天,2月4日下午将举行火化仪式。
对西哈努克这位被称为“中国人民伟大朋友”的外国政要,此前中国官方进行了高级别的悼念活动。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马保奉曾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介绍我国对外致哀礼仪。该文称,我国对外国著名友好政要逝世通常的致哀做法是,降半旗、发唁电、我国领导人到驻华使馆吊唁并送花圈,有时会派遣特使赴有关国家参加葬礼。
尽管对于近年去世的“外国著名友好政要”,我国基本都按照以上系列做法致哀,但南都记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统计,单就“派遣特使赴有关国家参加葬礼”来看,此次西哈努克的待遇为1980年铁托葬礼以来最高。198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曾赴南斯拉夫出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葬礼。
而其他对我们来说耳熟能详的“外国友好政要”,我国的赴外致哀代表则一般在副总理级别。如2004年,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出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拉法特葬礼;2009年,时任国务委员的唐家璇出席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葬礼;同年,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出席加蓬总统邦戈葬礼;2012年9月,副总理回良玉参加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葬礼等。
对于在2011年底去世的朝鲜前任领导人金正日的葬礼,南都记者未能查找到中国官方媒体对于中国派出代表赴朝鲜致哀的相关报道。
特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此次对西哈努克的致哀级别何以这样高?
总体来说,西哈努克在被我国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政要中,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与萨马兰奇、斯诺等人相比,西哈努克的元首身份意味着致哀的更高级别。同时,西哈努克本人与中国及中国几代领导人在历史中建立起的关系,也显现出他的特殊性。
自1954年日内瓦会议起,西哈努克逐渐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建立起了友谊,这份友谊推动了两国关系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柬埔寨几乎所有的军事援助都来自于美国,但西哈努克仍不顾英、美反对访问了中国;1958年后,中柬建交。20世纪60年代,西哈努克是承认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决定是否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时,柬埔寨亦站在中国一边。
西哈努克与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友谊延续至此后的中共几代领导人。20世纪70年代后,柬埔寨政变,西哈努克流亡中国,在华仍享受元首级别待遇。1975年他被迎回柬埔寨时,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曾嘱咐当时的党政主要负责人邓小平、叶剑英为西哈努克及家人送行。晚年由于疾病,西哈努克选择在中国治疗生活,并在北京逝世。
此前,中国政府在悼念西哈努克时称其“同中国几代领导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并称他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葬礼上的外交
这份中国精心呵护的中柬友谊至今仍然牢固。
去年底,在柬埔寨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10+3”峰会是一次受到广泛关注的会议。由于因黄岩岛问题与中国发生摩擦,菲律宾希望能在会议上将南海问题摆上桌面,诉诸国际。中国方面则表示不应将此问题国际化。最终,作为东道主的柬埔寨出席官员宣布“东盟领导人决定,从现在起他们将不把南海问题国际化,而是完全在现有的东盟-中国机制下专注这个问题”。这一表态受到菲律宾、越南等国反对。最终,这次会议成为45年来首次未能发表闭幕联合公报的东盟外长会议。有学者观察认为,柬埔寨在这一场合维护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尽管西哈努克晚年对于柬埔寨的政策影响已有所降低,但中柬关系对中国来说依然重要,如何巩固“后西哈努克时代”的友谊成为重要问题。原驻柬埔寨大使胡乾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贾庆林)此行将表达中国领导人、人民对西哈努克太皇开拓、缔造、发展中柬友谊的怀念、感激之情及崇高敬意,也必将推动中柬友好关系向新高度和广度发展。
实际上,以参加葬礼为契机开展外交的尝试中国早已有之。1982年11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去世,于20世纪60年代全面恶化的中苏关系此时正处于可能松动的阶段。在几种致哀选择方案中,邓小平最终选出派中华人民共和国特使、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致哀的最高规格方案。事后证明,这次选择对于摸清苏方对中国态度和推动两国关系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
国外也有成功的“葬礼外交”实践。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生前致力于朝鲜半岛“南北和谈”)的葬礼,由于朝鲜最终派出吊唁团,这次“葬礼外交”对当时两国紧张关系的缓和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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