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一官员欲公开财产 称不在乎仕途得失

　　编者按: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仿佛突然之间就成为这个寒冬里最热的词语。

　　正在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多位官员纷纷表示如果制度实行，便愿意公开自己的财产状况。

　　从1987年首度提出动议到现在，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的这项制度，历时20余年，在29地进行了试点却始终未能在中国真正推行。

　　不过，2013年1月22日，新任总书记习近平在中纪委会议上强调说，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显示了坚定的制度反腐决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观念的进步、新技术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官员们站了出来，对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说：我愿意。

　　他们的声音，尽管依然微弱，但已开始在整个体制内外激荡。

　　而对于官员资产问题最敏感的核心那些无人知道确切数字的存量资产，如何处置始终争议巨大。其中最大胆但争议也最大的方案，是“特赦”以某一时点为准，此后官员财产公开申报，此前官员资产只要退赃甚至只要申报则既往不咎。

　　特赦是否违法？是否会成为贪官的集体洗白？会不会造成反复特赦？反对特赦者或认为这明显有违公平法治，有损人民利益，不应实行；或认为恰恰应在反腐声浪正高之时推行全面反腐。而赞成特赦者则认为，用一些已经难以追回的损失去换一个更好的制度安排，是值得的代价，只要能从此依法惩治。

　　类似的难题，曾同样摆在1970年代的美国、香港与1990年代的日本、韩国面前。因为各国传统沿格、政治制度与社会土壤均不一样，每个地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径。而最后的结果是，240年前诞生于瑞典的这项制度，迄今已有上百个国家实施。

　　南方周末特制作本期专题，聚焦官员财产问题。

　　厅级干部“晒家产”

　　“我们一家三口，目前仅有一套房改房，是1998年市纪委分的楼梯房，面积约74平方米，那个位置的二手房市场价格，约每平方米1万多吧，我不太肯定。2003年之前，我还有一套五十多平方米福利房，位于五羊新城，后来以四千多元／平方米卖掉了。”

　　2013年1月18日，在广州市“两会”上，这段袒露家底的陈述，让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一夜成名”。

　　在当下，“家产”往往是一个官员最敏感的“隐私”。如此坦白道来，让这位一口浓重湖南乡音、留着稀疏长发的小个子官员，成为媒体蜂拥寻找、网民争先喝彩的对象，并被冠以“财产公开第一官”等闪亮头衔。

　　其实，范松青并不是真正意义的“第一人”。不过，在南方周末记者所了解的个案之中，范是截至目前行政级别最高的一个副厅级。

　　对现年58岁、官场生涯已至尾声的范松青而言，这个颇具英雄主义色彩的举动，来得有点意外，但也在情理中。

　　2013年1月18日中午，前去报到参加广州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范松青，带上了一份当天才最终定稿的提案《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

　　公开官员家庭财产的做法，在国际上被称为“阳光法案”，两百多年前发端于瑞典，先后已在上百个国家实施，向来被认为是政府遏制腐败、保障公众知情权的有效措施。但在中国，这项制度却始终并未实行。

　　其实早在1995年，中央就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要求官员向本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申报各项个人收入，相关材料再由单位统一上报组织人事部门备案，如不实申报，由党组织、行政部门或纪检部门处理。之后十几年，中央出台过多份新的政策文件，不断扩大申报群体和事项范畴。

　　但这些经年累月的申报材料，都是“专人保管”，有关文件对查看这些材料的权限作了详细规定只有“党委组织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院”等因工作需要才可调看。

　　就连参与申报的官员，也普遍认为这是“年复一年的走过场”。这套制度的有效性，也随这些年腐败现象的恶化广受垢弊，因此外界对公开的呼吁声渐强。

　　在2007年进入政协之前，范曾在广州市纪委做了十年的政策研究工作，对此关注已久。他决定今年的提案就做这个，“一方面，十八大之后国家反腐力度在加大；另一方面，网上又不断爆出‘表哥’、‘房叔’之类的丑闻，我感到官员财产公开已经到了不得不推的时候了。”

　　刚来到签到处，这份切中时弊的提案就吸引了一堆记者。有人问，“既然你愿意带头公布财产，不如通过报纸做个表率，先公布一下家庭房产情况。你有几套房？”

　　尽管这个问题让范松青觉得“好犀利”，但他沉默了一会，还是微笑着说出后来四处流传的那番话。开了这个头，他在后来的采访中，索性把自己和妻子的收入等也和盘托出。

　　范松青不是第一个遇到这种问题的官员，绝大多数官员的回应方式都是“打太极”。但范是个“非典型”官员：他早年当过兵，退伍后从家乡的公务员岗位上，考进了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毕业被分配到湖南省零陵地委党校任教这算是个安逸的好工作，但他申请调入《零陵报》做记者，并且一干六年，成为当地仅有的三个高级职称记者之一。后来举家搬至广州，他再入仕途，但一直从事的是政策研究类工作。

　　“在我所从事过的四个职业士兵、记者、教师和官员，最喜欢的是记者。”眼下，范松青正好把那段记者生涯写过的文章整理成册，自费出了本书。当年轻记者把录音笔伸向他的时候，这段“忆往昔”的情结，也推着他果敢了一把。

　　1月19日，当范松青因此突然在媒体走红，他所在的大学同学QQ群里群情沸腾，大家给他奉上了各种炙烈的褒奖。其中一位现任广州市某高中校长的同学表态说：“老范做了第一个公开财产的官员，我愿意做第一个公开财产的校长。”

　　这些话让范松青欣慰不已，他把留言一条条摘录下来，保存在电脑里。

　　“我是无条件的独立公开”

　　就在同一天，1600多公里之外、江苏省宿迁市某县科技局副局长刘信礼(化名)，躺在被窝里刷微博时，在手机上看到了关于范松青的新闻。

　　他马上转发，并附言“我也愿意成为江苏省宿迁市公务员财产公示第一人”，写完这句话，重重打上了感叹号。

　　在中国的行政级别体系里，刘处在底端，他是一位副科级干部。

　　他所在的县，本身就是一个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地区，不过公示对象只涉及“新提拔为科员级职级”的干部，公示地点在“县政府办公室公示栏”在全国目前已有的十多个试点地区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只对“新任的科级干部”作要求，而申报和公示的地点要么就是单位大院，要么就干脆只是向组织申报。

　　这种公示刘并不满意，他说，“他们在四楼(县政府办公室所在楼层)搞，我在三楼都不知道。”

　　刘选择了微博作为自己表达公开财产愿望的平台。1月20日，刘又在微博上重复表态了好几次，强调要借此“为清廉干部正名、与无耻贪官切割”，其中一条微博，被网友转发了几千次这是他开通微博以来，转发数最多的一条。

　　自从2011年末省城南京工作的侄子“强烈推荐”他开了微博，一向自认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刘信礼，到现在已累计发布了3.3万多条微博，平均每天“刷屏”四十多条。他在微博上给自己贴的标签是“追求真理、拷问真相”。他说，“我开微博就是为了对社会热点发言，不是为了玩。”他的微博内容，几乎都是在针砭各种时弊，腐败自然是关注重点。

　　让刘信礼对公开财产如此上心的另一层原因是，他和在当地法院从事经济审判工作的法官妻子“手脚干净”，但妻子的岗位“被人家认为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白白替贪腐干部背黑锅”。

　　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包括范松青在内的一些官员在表态时，都加了上级或组织出台政策之类的前置条件，但自己比之更进一步，倡导的是“无条件的独立公开”。

　　不过，第二天早上，他就接到县里一位领导的电话，“很客气，谈起微博，提醒要遵守纪律”。刘忙解释说，自己没有说违反纪律的话，并请领导亲自上微博查看，但对方回复说“我从来不上微博”。

　　挂了电话，自觉“不能只表态，没行动”的刘信礼考虑再三，又发了一条微博苏北某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夫妻公务员，孩子读大二。十年前900元每平米购买了一套129.5平米公寓房，最值钱用具是15年前为孩子买的两万元珠江牌立式钢琴……“他说，为了减轻当地压力，特意隐去了自己所在县的名称。很快，他又接到了电话。压力之下，尽管赢得网友的“一片喝彩”和蜂拥转发，他最终删除了这条微博。但连日来，他并没有停止在微博上对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呼吁。

　　一位体制内的朋友通过留言说了很多让他感动的话，这个朋友之前买房时曾向他借钱，他没钱借，后来想到这事心里总有点别扭，担心对方以为他“有钱”。“这下倒也坦荡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