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者在城市中如流浪者 状告久拖无果生活艰辛

　　北京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外，刚刚到达的人们一出站便不禁捂紧外套，缩进了领子里。寒风似乎让几近压在头顶的雾霾更加密实，已经好几天不见阳光了。

　　裹着棉大衣的老人把载有几个保温瓶的三轮车停在了广场一侧，打开木塞，热气蒸腾。栏杆里伸出了一只只污浊且龟裂的手，端着杯子、大碗以及堆着一小撮调料和方便面的塑料饭盒，老人一一倒满。每天下午，他都要给这些露宿在广场一角的20多个人送些热水。

　　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却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流浪者，在这个城市里并不是迷茫的飘零，而是有着明确的目的：上访。他们最初也住得起廉价的旅馆和民房，吃得起最便宜的饭菜。然而，生活却在久拖无果的告状中渐渐滑向了谷底。

　　男女老少一起生活在护栏隔离出来的狭窄小路上。有人靠墙根搭起了一个低矮而简易的“帐篷”，一层塑料纸包着用杂物垒起来的床铺，有人直接睡在废弃的破沙发上。不断有行人拖着行李疾色匆匆穿过，年关的归途热烈喧闹，但却与他们并无相干。家，早已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回忆。

　　坚 强

　　在上访中渐渐变老的，有一个叫刘翠艳的人。

　　1996年的离婚官司让她的人生急转直下。那时，丈夫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县杨官林镇有一份稳定工作，属于正式工。刘翠艳做些卖菜的小生意。虽然，丈夫曾经有过婚史,并且“没有阳刚气”让她略有烦心，进门之前也没有想到婆婆这么“刁”，但是生活也算安稳。

　　女儿出生后，婆媳矛盾恶化，婆婆要把家里的5间平房留给刘翠艳的小姑子，让他们夫妇另外去买房。丈夫懦弱，刘翠艳就和他离了婚，婆婆把她和女儿扫地出门。没有分到任何财产的刘翠艳开始起诉、不服判决、上访。

　　从河北一路告到北京，折腾了10多年，丈夫已经再婚并且有了第二个孩子，刘翠艳仍然没有在离婚判决上签字。“他等于犯了重婚罪。”提起丈夫，刘翠艳的恨意已经没有从前那样深了，几年前去世的婆婆也不会再让她心有郁结。“我老婆婆去世的事，还是听村里人说的，他们家也没告诉我，要是说一声，我可以回去看看。”

　　10多年的孤身漂泊让她变得坚强。坐在杂物和行李堆积起来的小床上，刘翠艳神态平和，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有其他流浪者走过来抢着讲自己的遭遇，她挥一挥手：“去去，我们聊天呢，不要干扰。”

　　混迹于荒乱之间，她必须强悍。“现在还好一点，那时候我才30多岁，年轻、爱美，穿得也时髦，经常有一些小盲流子过来骚扰，我就赶紧躲开了。”刘翠艳压低声音说道。过完年就51岁了，皱纹已经布满额头，刘翠艳依然爱美，眉毛依稀还能看到纹过的痕迹，她穿得干净整洁，完全没有临时度日的邋遢，一双棕色的雪地靴擦得纤尘不染。那是女儿买给她的。

　　起初，她住在北京站的候车室里，严格的安检制度施行后，就被清理出来了，她又挪到了地铁口。去年，她才搬到了这里，因为可以借别人的炉子做饭，好歹能吃上一口热乎的，这才算停歇下来。

　　家庭破裂的时候，刘翠艳身无分文。她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幸好当初结婚的时候，户口没有迁走，她还有二亩半地。出门上访的时候，姐妹替她种地卖粮，再把钱交给她，一年也能有个2000块。“原来姐妹们也能给点钱，现在她们的孩子都上大学了，也不好指望人家帮忙。”

　　处境尴尬，刘翠艳变得格外敏感。除夕夜，她会去旅馆住上一晚，第二天再回家。虽然弟弟和弟媳没说闲话，但她不希望自己给弟弟一家带来不顺。按照习俗，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守岁。再说，当姑姑的怎么也得给侄子压岁钱，她拿不出来。今年，她索性不回去了，新的判决已经下来了，成功在望，她想一鼓作气等到执行完结。哪一天是春节？她不确定地说：“听他们说是2月10号。”

　　女儿是仅存的念想。2005年，女儿考上了高中后，央求继续上学，嗓子都哭哑了，刘翠艳也没有点头，她是真的没有钱，即使学费全免，住宿费每个月至少也要300块。现在，母女俩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偶尔通个电话。女儿是姥姥带大的，跟她感情隔膜，而且自尊心很强，即便就在北京打工，也很少过来。

　　刘翠艳有时候很恍惚，她得了脑血栓，记性也不大好了。缺钱的时候，还得去捡瓶子，腿脚也不如从前好使。一次失败的婚姻，一桩普通的离婚案，把她猝然推向了命运的极端。

　　停 滞

　　来自宁波市北仑区的曹建朝也没有想到，只为别让邻居的新楼挡住他家的阳光，就要付出10年“流浪”的代价。60岁的曹建朝头发斑白，肩上架着两只大编织袋，灰色的西服已经磨得破旧。

　　2003年的某天，他像往常一样种花植木，所得收入最多能达到每年30万。方圆一带，也算得上中富之家。从农场回来，他听说邻居要在两家中间的空地上盖新楼，顿时开始担忧起来，自己家的房子朝东，这样一来，势必影响通风和采光。

　　为了防患于未然，曹建朝跑到土地规划局咨询，得到答复后，他心里有了底气，觉得法律依据能够帮他阻止邻居。可是没想到，8米多高的楼房还是建起来了，他开始起诉、拿着判决书告状，与任何一个上访者的经历无异。10年间，父亲死了，儿子疏远了，老婆也在他打官司的第二年离了婚。

　　刚来北京的时候，曹建朝还能借到钱，一两万也不是问题。渐渐地，亲戚朋友都不再理他，旅馆也就住不起了。困了就直接倒在桥洞、楼梯或台阶上。曾经在一个公寓废弃的厕所里写材料，他想起来就作呕。

　　他听说北京大雨的时候，附近住在桥洞里的人被水冲走了，这让人心有余悸。不过，曹建朝不想提这些，因为没有证据。现在，他觉得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书面材料的证明，否则就没有谈的价值。案子以外的事情，他没有任何倾诉欲望，刚刚还目光如炬、情绪激愤，瞬间就萎靡了。在陈述地方法院如何不作为的时候，不让任何人插嘴，每说完几句，就会问：“你懂我意思吗？”然后从编织袋里迅速翻出对应的材料予以佐证。

　　他的世界里，只剩下了证据。

　　临近黄昏，有人给他们捐赠军大衣，在离护栏几十米的地方招招手，示意过去领。曹建朝没有去，即便沦落，他也是爱面子的。人群一阵骚动，推搡着向捐助者的位置跑去。不一会，又都讪讪地回来了，只有一个人抢到了大衣，有人不悦地嘟囔着：“只有一件。”很快，他们散开了，恢复了刚才的平静。

　　傍晚的微小角落里，几个人围着小火堆小声聊天。他们的一天即将结束。有人架着双拐，有人坐着轮椅，有人曾被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几乎失明，也有人目光呆滞坐在地上不时怒吼。与他们相比，刘翠艳和曹建朝的故事并没有过于惨烈的斑斑血泪。

　　并没有多少财产可分的离婚，以及被挡住了太阳的庭院，这些与暴力拆迁、得不到赔偿的工伤死亡和遭受黑恶势力侵害相比，显得并不紧要或者不可调和，然而，却是他们颠沛流离的开端。上访的通道为他们提供了追求公正的希望，但又让他们深陷于幻想。但总归，还是觉得有希望，哪怕这种希望是在远方。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的温暖停靠。在某个瞬间中，这些“流浪”者也用他们的坚强，表现出和很多人一样的期待。虽然，比之于对春节，他们对中国的政治“节日”更为敏感和关切。他们的目光，已经看到了2013年的“两会”。那个时候，他们的命运会有变化吗？

　　刘翠艳梦想着拿到钱以后女儿能重新上学，读个专科、当英语老师，并且也该找对象了，得帮她把把关。希望，仍然在她的心中生长。